1949年5月份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7号，解放军的大部队，足足有上百万人，成功渡过了长江。这样一来，上海这座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有名的金融大城市，就完全被解放了。
等那些反动派藏在各秘密窝点的势力一个个被铲掉后，上海军管会就成立了，陈毅当主任，粟裕当副主任。他们马上动手，一个个重要的机关单位开始被他们接管过来。
那天下午，顾准，那时候他是“青州总队”的头儿，走到了上海市的肇嘉浜路，那地方也是国民党在上海的财政局所在。
得说说，“青州总队”那可是有来头的。在渡江战役打响前头，为了之后能顺顺当当接手上海的财经工作，特地组建了这么一支队伍。
换句话说，顾准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接手管理上海市财政局的工作。
可没想到，他领着一帮人把财政局围得严严实实的时候，里头有个员工慢悠悠地晃了出来，还扯着嗓子喊：“哎，谁是带头的啊？我们汪局长说要跟他私下聊聊，要不这账本子可没法交接！”
看到对方态度如此坚决，顾准一时间有点儿摸不清头脑。
这家伙提到的汪局长，其实就是那时候国民党上海财政局的头儿汪维恒，听说在国民党里头还是个少将呢。
现在全国解放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汪维恒早晚得被我军抓住，他怎么还敢这么猖狂，甚至还大声嚷嚷着要见负责人，不然就不帮忙进行工作交接呢？
难道汪局长还藏着什么没露出来的后手？还是说，他只是在那故意吓唬人呢？
顾准在原地愣了好一阵子，还是没搞懂对方到底想干啥，干脆就不再多想，打算直接去见见这位汪局长，探探虚实。
跟他一块来的手下们突然拦住了他，拼命劝着：“头儿，咱可千万别去，说不定这就是他们挖的坑呢。”
没错，要去就一起去，瞧瞧他到底能玩出什么把戏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虽然声音有点吵，但顾准心里明白，这都是因为大家关心自己的安全。
他只能劝慰说：“你们就在门口候着吧，我先去跟他单独聊聊。”
讲完后，他直接无视了大家的劝阻，一把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上了楼，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口，我瞧见里面坐着一位中年大叔，身材细长，眼睛亮堂堂的，正悠哉游哉地半躺在沙发上。
看到这一幕，顾准心里头不由得火了起来，他往前迈了一步，开口说道：“汪局长，您就是那位吧，看着挺自在的嘛。”
但这话带着点开玩笑的意思，却没让对方生气，反倒让他自个儿站了起来，还伸出了手，挺有礼貌地说：“我是汪维恒，很高兴认识你，不知道兄弟你叫啥名儿？”
顾准心里头一直觉着，那些反动派的官员，个个都是剥削老百姓、搜刮民财的坏蛋。可没想到，现在他们竟然还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甚至还厚着脸皮喊自己“同志”。这可真让顾准恼火，他立马就火了，冲着那人就吼：“你都已经走到绝路了，还在这儿装模作样呢！等着瞧吧，人民早晚会收拾你的罪行！”
没想到话才说完，汪维恒就轻轻皱起眉头说：“你得先把事情弄明白，要是真不行，你就去找潘汉年吧。”
听到这话，顾准心里头越发觉得奇怪了。
潘汉年是个资深革命家，早在1925年就成为了共产党员。他当过中央苏区的宣传部长，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他长期在我党和军队的地下情报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在那个没有枪炮声的战场上，他立下了许多大功。
汪维恒这家伙，不过是反动派政府里的一个管钱的局长，他凭啥有那么大的胆子，直接点名叫潘汉年来见他呢？接下来，这事儿又会咋个走向呢？
要揭开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得从二十多年前的那段波澜壮阔的争斗时光讲起。那时候，事情可复杂了，各种波折不断。得从那个斗争激烈的年代开始聊，才能明白背后的那些事儿。
1921年那会儿，汪维恒这个才二十出头、精神抖擞的小伙子，刚从北洋政府在北京办的军需学校拿到毕业证，就一脚踏进了浙军的大门，当上了团级的军需官。
他这么年轻，刚从学校出来就能拿到这样的职位，真是厉害。照这样发展，以后多历练历练，未来绝对大有可为。
汪维恒这人，天生就带着股子“爱折腾”的劲儿。刚好在他毕业那年，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消息让他心里直痒痒。他对那个信仰马列主义的党派特别上心，甚至不顾一切危险，结交了好些共产党员。
1924年的时候，汪维恒在张秋人的引荐下，毫不犹豫地就加入了共产党，这样一来，他也就成了宁波地区最早的那批共产党员里的一个。
在那个国共携手共进的年代，为了加速全国的革命步伐，上级也建议咱们的同志加入到国民党里面，这样一来，两边就能像一家人一样，关系更加紧密，不分你我。
但是，1927年那场“四一二”大变故，给全国的革命事业来了个当头一棒，好多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都吃了大亏。汪维恒没办法，只好跑到南京躲一躲，可这一躲，就跟组织断了联系。
在上海那会儿，汪维恒没啥活儿干，等组织派来接头的人也一直没影儿，手头的钱和粮食眼看就要用光了。没办法，他只得去找以前在军需学校工作的陈良，想让陈良帮他找个活儿干。
现在，陈良在国民党中央军校里头当上了处长，他还记得汪维恒，那家伙可是以前军需学校里的尖子生。所以，他就先让汪维恒去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做了个军需科的科长。
1937年7月那会儿，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国共两边又联手了，一起组成了抗日的大队伍。就在这时，汪维恒开始想办法跟党组织联系上，想重新加入共产党。
就在他跟我们党里负责秘密工作的人接头那会儿，已经当上军政部军需署会计长头衔的陈良，冷不丁地找上门了。
汪维恒心里头挺感谢陈良的，看到他一脸疲惫地匆匆到来，就好奇地问了句：“陈良，你咋突然跑我这儿来了？”
陈良是个爽快人，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就说：“未来几年，战事估摸着得一直闹下去了。胡宗南将军的17军团，现在急需一个老实可靠、不贪不占的军需官。其他人我都不放心，就觉得你能行。”
听了这话，汪维恒心里犯起了嘀咕。
他心里头一直琢磨着，想重新成为共产党人，但陈良对他有大恩，让他实在难以开口拒绝。
考虑再三后，汪维恒最终决定先暂时同意这事。
陈良前脚刚走，他立马就跟地下工作的人员说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事儿，紧急通知到位。
最后，八路军总部里负责电台和情报工作的李克农，一听到这个消息，立马拍板，让汪维恒继续留在国民党那边藏着，找机会给我军送些重要的情报回来。
1942年那会儿，胡宗南被提拔为第八战区的二把手，副司令长官，后来他还临时顶上了司令的位子。他管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这五个大省，手下兵马足足有45万之多。
汪维恒因为表现出色，被委以重任，前往大西北，坐上了国民党西北军需局一把手的位子。
站在延安这片充满革命历史的土地上，汪维恒心头一颤，琢磨起这几年的经历。虽说已经和组织搭上了线，可党员的身份却像丢了的钥匙，一直没找回来。
后来，他就去找了八路军在红岩办事处的头儿钱之光，想再次加入党组织。
哎，钱之光接到那封申请书时，心里头直犯嘀咕。说实话，他压根就没听过我党地下工作里头有个叫汪维恒的人。
汪维恒其实一直悄悄地跟李克农，还有那个在国民党高层，具体是最高统帅部军委会参事室当干事的地下党成员史永保持着联系。知道他真实底细的人，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所以，汪维恒提交的入党申请，眼下先被放一边，没继续处理。
之后，日本军队对重庆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八路军在红岩的办事处人员不得不火速转移。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那份申请书不慎遗失了。
得说说的是，抗日战争那会儿，国共联手是主流，但蒋介石老想着一个人说了算，对我党那是始终看不顺眼，敌意满满。
1943年夏天7月份的时候，蒋介石悄悄给在大西北的胡宗南下了命令，让他偷偷地集合兵马，打算攻打陕甘宁边区。
汪维恒很快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他马上反应过来，要是情报传不出去，陕甘宁边区的同志们怕是要大难临头了。
因此，他豁出去了，动用了藏在自家地窖里的无线电发报机，最终成功把情报发给了李克农。李克农接着就把这事儿跟周恩来说了，周恩来又马上向中央军委报告，这事儿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刻开始着手准备防御工作。
胡宗南正要出兵攻打的时候，猛然察觉到陕甘宁的八路军已经火速集合到位，看那样子，明显是已经整装待发，准备迎战了。
要是硬上，胡宗南怕自家损失惨重，所以就老老实实地把情况都跟蒋介石说了，最后决定不搞这次偷袭了。
在打仗那会儿，特别是刘邓大军往大别山猛冲，还有辽沈战役那会儿，他们真的是立下了大功。
他把在各军事会议上探听到的国民党军队的动向、人数、装备情况以及将领名字，都认认真真地记了下来。然后，他赶紧用电台把这些信息发给延安，好让毛主席、周恩来这些中央的大领导们能早点知道敌人的底细，好商量出周全的打仗计划。
瞧着解放军不断赢得大战役，汪维恒心里头偷着乐，他觉得国民党早晚得垮台，等那一天来了，自己就能重回老本行了。
但是，一份突如其来的任命书把他的安排全给搅乱了。
说起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那些高层也清楚大势已去，便开始打算退到台湾岛去。为了能让部队顺利撤到台湾并且物资充足，陈诚和胡宗南一块儿推荐汪维恒，让他去当台湾第十补给区的少将副司令，还兼着供应局的局长。
汪维恒心里清楚，一旦自己去了台湾，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但要是他不听话，那肯定会引起别人的猜疑。
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带着一家老小登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
1949年初的时候，台湾省的供应局解散了，汪维恒因此没了工作，他就跟陈诚说，想回大陆看看。
听到这个要求，陈诚赶紧出声阻拦：“你可别犯傻去冒险啊，要是回去不小心被抓了可咋整？”
汪维恒装出一副很伤心的样子，呜咽着说：“我家老太太还在浙江那边呢，听说她最近身体不好，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实在放心不下，想回去瞧瞧，好好尽尽孝心。”
陈诚被这番话说动了心，就同意他回大陆去，还特地给在上海当国民党市长的陈良写了封信，叫陈良先顶替一下，当上海市财政局的局长。
1949年春天4月份，汪维恒来到了上海，和他的老朋友陈良又碰面了。
这会儿，陈良的脸上早就没了以前那种淡定样儿，解放军那上百万的大军已经过了长江，上海眼下就像是座被丢下的城。
看到陈良一脸阴沉，好像心里装着大事，汪维恒心里也猜了个七八分。于是，他就找机会，委婉地跟陈良说，要不考虑一下和解放军聊聊，这样也算是给自己未来多个选择嘛。
这招确实挺管用，经过好几次劝说，陈良心里已经开始琢磨着打开城门投降的事了。
真倒霉，就在这节骨眼上，陈良接到了来自台湾的指示，让他和汪维恒等一众高官赶紧跑去台湾。
接到指令的陈良，心里刚冒出来的那点想投降的念头，立马就给熄灭了。
结果就是这样，陈良最终决定退到台湾去，另一边，汪维恒在要上飞机前，偷偷溜掉了，直接回财政局办公室，默默地等着同事们的到来。
不过，来接手财务事宜的顾准，压根不知道汪维恒的真实底细。看到他那么淡定自若，顾准以为他是故意找茬，结果两人之间就有点小摩擦了。
在解放军还没到上海的时候，李克农提前跟汪维恒打了招呼，说中共华东局的委员，还有要当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能帮他证实身份。
汪维恒一见到顾准，就开门见山地说：“其实我也是共产党的一员，1924年是通过张秋人同志介绍入的党。后来，李克农同志和中央领导让我潜伏在反动派里头，这一潜伏就是二十多年啊。”
顾准一听这话，感觉就像是在听神话故事，立马火冒三丈，直接开骂。
没办法，汪维恒只得对他说：“你要是还不明白咋回事，那就把潘汉年叫过来吧。”
顾准这人挺冷静，尽管心里头挺吃惊，但他还是拿起了电话，拨通了上海市军管会的号码，并让接线员帮忙找潘汉年接电话。
顾准听到对方点头答应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眼前这位国民党少将财政局长，竟然是我党在敌人内部潜伏了二十多年的老战友。
事情说清楚了，汪维恒在顾准的带领下，来到了上海市军管会，跟陈毅、粟裕、潘汉年他们碰了头。
新中国成立后，汪维恒接着担任了上海市税务局的副局长，还有地政局的局长等一系列的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