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指出，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诞生，在艰苦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历经近八载岁月。这所学院为革命事业、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培养了大量文艺骨干，取得了卓越成就。毛泽东对鲁艺怀有深厚感情，始终如一地关心和指导着学院的发展。
在宴席上的发言
鲁艺最初的名字是“鲁迅艺术学院”，后来改成了“鲁迅艺术文学院”。有趣的是，它的成立还挺有戏剧性，是在一次宴会上，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才促成的。
1938年2月，延安被厚厚的白雪覆盖，天气异常寒冷，但人们心中却燃烧着强烈的革命热情。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一部名为《血祭上海》的四幕大型话剧在城内一座简朴的礼堂连续上演了十天，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反响。这部剧由朱光和左明共同执导，沙可夫、任白戈、李伯钊等人也参与了编剧和导演工作。这是延安首次上演的大型戏剧，毛泽东、洛甫等中央领导人也不畏严寒，亲临现场观看。
《血祭上海》剧组全体演员的集体照片。
《血祭上海》的演出获得了中央的高度认可。二月底，中宣部专门召开了一场招待会，宴请并表彰了所有参与演出的工作人员。会上还组织了讨论，总结演出经验，为未来工作提供借鉴。毛泽东也亲自出席了这次宴会。席间，有人提出：“这些人难得聚在一起，别让他们散了，应该继续排练新剧。”还有人建议：“以他们为核心，创办一所艺术学校，培养更多艺术人才。”这一提议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大家的目光纷纷投向毛泽东，他微笑着起身，大声说道：“我完全支持这个想法，并且会全力协助你们把这所艺术学校办好！”他话音刚落，右手有力地一挥，现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甚至有些桌上的碗筷被激动的人群碰落在地。
毛泽东的立场反映了他长期坚持的理念，并非一时冲动。早在两年前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他就明确表示：我们以往专注于军事斗争，如今也要投身文化建设，追求军事与文化并重。
在战争时期，人们做事讲究效率，所以很快就成立了艺术学校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沙可夫、朱光、徐一新、吕骥和左明等人。关于学校的名字，很多人建议用鲁迅的名字来命名，因为毛泽东之前在陕北公学做过一次关于鲁迅的重要演讲，对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学校的办学目标和招生问题，大家也进行了初步讨论，并决定由筹委会进一步研究。之前，中央曾考虑在陕公设立一个文艺培训班，但一直没有实施。这次聚会意外促成了专门艺术学校——鲁艺的成立。
《创立缘起》首次公开
鲁艺董事会的成员包括邵力子、陈立夫、于右任、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茅盾、田汉、许广平、周扬、毛泽东、洛甫、康生、王明、周恩来、凯丰、徐特立和林伯渠。从这份名单中不难看出，它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毛泽东牵头签署的鲁艺《创立缘起》。
鲁艺的《成立宣言》同样简洁明了，全文仅800余字，内容高度凝练。
沙可夫填词、吕骥谱曲的《鲁迅艺术学院院歌》很快问世。毛泽东特别喜爱这首歌，在多个场合都提起过。鲁艺的师生们靠着这首歌，斗志昂扬地走过了将近八年的时光。如今，那些年事已高的“老鲁艺”们，依然能高唱这首“鲁艺歌”，回味学院生活的点点滴滴。
鲁艺的教学方向与规划，由中宣部起草并获中央书记处批准。其核心内容明确：立足马列主义思想，依托中国新文艺发展历程，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文艺理论体系，培养适应抗战需求的艺术骨干，汇聚并培育新一代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中共文艺方针的坚强阵地与引领力量。
我在这所学院工作，属于内部员工，并非外来访客。我的身份是学院的在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事务，而非临时到访的客人。作为学院的工作人员，我参与学院的日常运营和管理，与外来宾客的性质完全不同。我的职责和角色决定了我是学院内部团队的一员，而不是临时参与活动的外部人员。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出席了鲁迅艺术学院的开学仪式。工作人员邀请他到主席台就座，但他表示自己不是客人，而是学院的一员，于是选择在台下与教师和干部们同坐。会上，他被邀请发言，他简短地说：“今天不多说，过几天我再详细讲。”他提到：“在十年内战期间，革命文艺有两种形式：‘亭子间’和‘山上’。前者创作的作品有时不够吸引人，后者则可能缺乏深度。艺术应既吸引人又富有内涵。不切实际、缺乏吸引力是不行的，这并非功利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抗日时期，这两股力量融合了，大家都应摒弃自大。在民族解放的大背景下，我们要推动广泛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发挥文学艺术在当今中国的重要作用。”
延安东郊的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的校门坐落于此。
柯仲平回忆，毛泽东那天提到：“搞创作的，有人待在亭子间，有人待在山顶上。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味道可能差了点；山顶上的人搞出来的东西，可能样子不太好看。有些人觉得自己牛得不行，要么是天下第一，要么至少也是第二；还有人动不动就拿‘老子走过二万五千里’来显摆。现在咱们得改改这种态度——过去的东西，就当是打基础了。得把那股自大劲儿收一收。把过去十年的文化成果整理出来，培养一大批文化骨干，派到全国各地去工作，这事儿很重要……工作方式得讲究团结，团结也是艺术创作的指导方向。”这段话后来被柯仲平发表在4月30日的《新中华报》上，他还特别强调，这是“经过毛泽东本人亲自修改”的版本。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油印的《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纪念刊》题写了封面。由于毛泽东自称“我是工作人员”，并且当时鲁艺仅任命了副院长沙可夫，因此有人误传毛泽东兼任鲁艺院长。
探讨《如何成为艺术家》这一主题，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方面入手。首先，艺术家的成长离不开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无论是绘画、音乐还是舞蹈，都需要通过长期练习来掌握技巧。其次，艺术创作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家应善于观察生活，从日常点滴中汲取灵感，并将其转化为独特的艺术表达。此外，艺术家的成长还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通过研究经典作品和当代艺术，艺术家可以拓宽视野，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平。最后，坚持和毅力是艺术家成功的关键。艺术创作往往充满挑战，只有持之以恒，才能克服困难，实现艺术梦想。总之，成为艺术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积累，只有不断追求卓越，才能在艺术领域取得成就。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下里巴人》这首歌挺好听的，全国老百姓都会哼两句。
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们日常使用的生活物品包括用于挑水的棉质护肩和打水用的木桶。
1939年4月10日，鲁艺成立一周年，各项工作已步入正轨，创作和演出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原本计划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然而，由于开荒任务繁重，经中央批准，周年纪念活动被推迟到5月10日。当天，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明、刘少奇、谢觉哉、陈云、李富春等12位领导人出席了鲁艺的庆祝活动，并纷纷题词。毛泽东的题词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次日，鲁艺举办了周年纪念音乐会，毛泽东等人再次到场观看。冼星海创作并指挥的《黄河大合唱》首次演出，毛泽东在演出结束后与观众一同起立，连声称赞：“好！好！”。冼星海深受鼓舞，当晚激动得无法入睡，他在日记中写道：“《黄河大合唱》今晚演出非常成功，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都站起来，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远不会忘记今晚的情景！”此后，毛泽东还陪同史沫特莱再次观看《黄河大合唱》，并表示“百听不厌”。
在鲁迅艺术学院周年展上，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七律·长征》和《清平乐·六盘山》两首诗词首次亮相，成为本次纪念活动最引人注目的展品。这些珍贵的手稿不仅展现了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也为观众提供了近距离欣赏伟人墨宝的机会，为鲁艺周年庆典增添了独特的文化气息。展览现场，观众们纷纷驻足观赏，感受诗词背后的历史厚重感，这些展品无疑成为本次周年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1940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迎来了建校两周年。毛泽东亲自为学院重新题写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校名，美术系将其制成校牌并悬挂展示。同时，毛泽东还为学院题写了新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美术系将其刻在正门的墙壁上，极大地激励了鲁艺的师生。同年6月9日，毛泽东与朱德等人参加了鲁艺的两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艺术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了鲁艺过去两年的发展，并指出在抗战时期，文化统一战线的意义重大。他提出，要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必须广泛学习，尤其是向人民群众学习。
你们正在接触的鲁艺只是“小鲁艺”，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广阔的“大鲁艺”存在。
1942年5月，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与会者拍摄了一张集体照片。
在文艺座谈会结束一周后的5月30日下午，鲁艺校园的钟声骤然响起，师生们迅速集合到刚下过小雨的操场，按序列坐好。周扬简短介绍后，毛泽东在一片掌声中站在小桌前开始讲话。他提到，前些天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周扬院长和许多同志都参与了。大家讨论了许多文艺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他指出，文艺的提高必须以普及为基础，不要轻视普及的内容。他举例说，长征经过毛尔盖时，那里有许多高大的树木，但这些大树也是从小树苗长成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随意忽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树苗”。讲到这儿，大家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因为鲁艺当时存在明显的“关门提高”现象。一段时间里，学校推行的是脱离实际、教条主义的艺术教育方针，过分追求所谓的“正规化”。学院里流行着一种“普及和提高分工”的观点，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高”，而“普及”则是别人的事。课堂上，老师们大谈特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强调内心体验，却忽略了深入生活的重要性。托尔斯泰的作品也被过度解读，一些女学生甚至模仿安娜·卡列尼娜，站在太阳下照镜子，看自己的睫毛是否能像安娜那样长，还有人穿起黑裙子学她的样子。以前排戏时，周围的村民可以围观并给出意见，帮助改进，但后来关起门来排戏，群众不满，甚至往院子里扔石头。这种“关门提高”还体现在以演“大戏”为荣。比如演《带枪的人》时，扮演列宁的演员化妆要花三个多小时，演出从晚上持续到半夜，完全脱离了群众，而对反映现实的小戏却嗤之以鼻。音乐系整天练习美声，一个“咪～吗～”能唱半天，却很少唱群众歌曲。美术系找模特时，看不起农民形象，觉得不够美。文学系的一些学生一心想着成为“大作家”，写出来的诗和小说却让人看不懂。针对这些现象，当地群众编了顺口溜讽刺鲁艺：“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哭爹叫妈，文学系净说胡话，美术系画他爸爸”。毛泽东对此有所耳闻，所以他在整风一开始就重点谈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周扬在整风中也着重检讨了鲁艺教育方针中“关门提高”的偏差。
毛泽东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成员共同拍摄了照片。
毛泽东在谈到文艺创作时，特别强调了典型化的重要性。他认为，文艺作品虽然源自生活，但作家需要通过筛选和提炼，才能塑造出典型形象。他以戏剧《带枪的人》为例，指出剧中列宁的形象虽然展现了他开会、打电话、与群众交流等主要活动，但并没有涉及他的日常生活，如吃饭、睡觉等。然而，现实中的列宁远比舞台上的形象更为复杂和立体。尽管列宁从未到过中国，更不用说延安，且早已去世，但在舞台上，他依然可以“复活”，甚至在延安的政府大礼堂中演出，永远活在艺术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道，文艺作品之所以高于生活，是因为它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具有普遍意义。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通过讲述《黔驴技穷》的寓言，向学生们传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他强调，学生们深入基层时，必须依靠真实能力去服务群众，虚心学习，真正融入群众之中，将他们视为老师，诚心求教。他警告说，不要以知识分子的姿态自居，试图用虚张声势来赢得尊重。虽然一开始这种方式可能看似有效，但一旦群众发现你并无真才实学，便会识破你的伪装，最终落得“黔驴技穷”的下场。毛泽东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生动地离开了讲桌，一边讲一边模仿老虎观察“黔之驴”的神态，随后又转身模仿驴子踢腿的动作，形象逼真，引得在场师生笑声不断。
在发表完演讲后，毛泽东前往了鲁艺的美术工场和教师办公室进行视察，并与在场的教师进行了交流。他激励大家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真正地为工农兵群体服务，进行创作和演出。值得注意的是，延安地区的其他学校和文艺机构并未有机会直接聆听毛泽东关于《讲话》的阐述。
1944年5月，鲁迅艺术学院与延安大学合并。当月24日，毛泽东在开学仪式上发表讲话，强调师生们要扎根实践，紧密联系群众，不能脱离实际，否则将一事无成。后来，当延安大学（含鲁艺）接到迁往东北办学的命令时，毛泽东再次到场送行并发表讲话。他指出，东北是战略要地，行动必须迅速，你们的交通工具就是双腿。尽管那里环境恶劣，冰天雪地，可能会遇到困难和牺牲，但你们的使命是办好大学，吸引更多青年投身革命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