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当位高权重的官员溘然长逝后，皇帝通常会依据其生前建树，赐予相应的身后哀荣。此类荣誉林林总总，少则亦有十数种。然而，学界普遍共识为，仅有如下数种荣誉，才具有较高的价值与意义。

【排在首位的是配享太庙】

在封建王朝的政治体系中，高级官员殚精竭虑、尽忠报国。其薨逝之后，依据历代相沿的规制，皇帝理当使其获得相应礼遇。然而，需明确的是，无论处于何种朝代，能够获得配享太庙这一殊荣，条件极为严苛。通常而言，唯有开国元勋，或是立下格外重大功勋者，方有资格获此待遇。

清朝作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自开国伊始，便确立了尊崇满族、抑制汉族的根本性国策。在这一政策导向之下，汉族大臣欲获得配享太庙之殊荣，实可谓难如登天。

在清代，太庙作为皇家祭祀祖先及重要人物的场所，供奉对象涵盖了历朝帝王与皇后。同时，亦有12位宗室王公及12位异姓大臣位列其中。细察配享名单，可见除蒙古王公中的寥寥数人以及汉臣张廷玉之外，绝大多数配享者皆为满族贵族。

配享太庙之所以被标定为极致规格，根源在于太庙所承载的重要政治地位。在探讨明清皇宫建筑等级体系时，通常观点会将太和殿视为等级之巅，然而事实上，太庙的等级实则凌驾于太和殿之上。

太庙之所以具有特定等级地位，原因明晰：其为供奉列祖列宗之所。从封建礼制而言，即便当朝皇帝权势再盛，踏入太庙，身份便转变为子孙后裔，依循宗法，在祖宗尊前当恪守人臣之礼。

从政治层面观之，太庙具有极高的地位。依循国家所制定的严谨礼制，每逢重要节气，皇帝皆须亲赴太庙主持祭祀仪式。即便是相对次要的节日，皇帝亦会差遣礼部代为履行祭祀之礼。

在封建专制时期，皇权独尊，皇帝亲赴太庙举行祭祀仪式时，依循旧例，会向配享太庙的功臣上香。此举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意义非凡，堪称无上殊荣。故而，配享太庙这一待遇，于封建时代的臣僚而言，地位尊崇，列于诸多荣誉之首实乃当之无愧。以张廷玉为例，因其获此特殊礼遇，遂被赞誉为清代第一汉臣。

【排在第二的是易名之典】

所谓“易名之典”，实则为赐谥这一特定礼制。自赐谥肇始，便专为高级官员而设。于封建等级制度框架下，中下级官员若无特殊恩典，通常难以获此殊荣。

在清代，谥法制度臻于完备，明确规定，唯有官居二品及以上之官员，方有获赐谥号之资格。然而，即便官员已至二品，乃至贵为正一品的大学士，其逝后，亦未必能得皇帝赐予谥号。

然而，从历史典制来看，官员品级达到二品，通常于身后会获赐谥号。需注意的是，谥号存在等级差异。在众多谥号之中，以“文”字为首者，等级位居前列。而在诸多以“文”字起首的谥号里，“文正”谥号最为尊崇。

在封建王朝统治体系中，皇帝对大臣赐予谥号，实则象征着朝廷对该官员功绩、品行等方面全面且权威性的认可，是对其一生从政作为的官方定性，可谓“盖棺定论”。反之，于清代官场语境下，若大臣逝后未获皇帝赐谥，便意味着其一生的勤勉政务与付出未能得到朝廷的肯定与褒扬，此情形在当时的官场被视作一种极为难堪的羞辱。

在清朝的谥法体系中，获以“文”字为谥的官员，总数仅百余人。其中，“文正”“文忠”“文襄”等高级谥号，累计受封者不过二十余人。由此可见，能够获此殊荣者，犹如凤毛麟角，极为罕见。

【排在第三的是在京师建专祠】

在清代，大臣辞世后，其牌位若获国家祭祀供奉，除太庙之外，文官可入贤良祠，武官则入昭忠祠。从入祀规模而言，贤良祠与昭忠祠所纳官员数量颇为可观，且不乏品级较低者。如此情形下，入祀这两所祠堂的尊崇意义相较太庙，其含金量显著降低。

专祠，与其他祠庙有所不同，它乃是皇帝降旨于京师专为某位大臣单独营建的祠庙建筑，其规格在礼制层面仅次于太庙。于清代，能获此殊荣，拥有专祠的大臣屈指可数。其中，遏必隆与李鸿章等，便是这少数人中较为人所熟知者。由此可见，专祠对于大臣而言，是一种极为难得、堪称至高无上的荣誉。

【排在第四的是入城治丧】

所谓入城治丧，即官员辞世后，其丧事得于城内操办。于当下社会而言，在城市区域举办丧葬活动并非罕见之事。然而，回溯古代，入城治丧乃是官僚士大夫阶层所独享的一项特权。

在入城治丧这一范畴内，有一关键概念亟待明晰，即此处所言之治丧，具体所指为“出殡”。于古代，礼法备受尊崇，丧礼涵盖众多繁杂礼仪，诸如小殓、大殓，而“出殡”亦位列其中。

依据定制规范，于京城任职之官员辞世后，理应归葬原籍。具体而言，对于普通官员，其棺椁依例严禁进入京师、省城以及府、州、县城池，灵柩队伍须绕城而行。

在封建王朝统治体系中，对于位高权重的高级官员，特别是身为皇帝亲信的大臣而言，他们辞世后所能获得的最高规格礼遇，乃于京师举行治丧仪式。通常，享有此殊荣者多为大学士级别的官员。而相较于这一最高礼遇，次一级别的礼遇则是在省城进行治丧，获此待遇的官员，大多为尚书、总督。侍郎与巡抚等官员，一般难以企及此类治丧规格。

【排在第五的是追赠官职】

官员辞世后，朝廷出于恩典之考量，依循惯例，会对逝者予以加官进爵之举措。此行为于帝王而言，不失为颇具性价比之选择。盖因追赠官职这一行为，既不占用现行编制体系，亦无需朝廷支付俸禄。故而，追赠官职成为极为常见的一种荣誉形式，彰显朝廷对官员身后之褒奖与恩遇。

一般而言，官员辞世后，其身后追赠的官阶，遵循在其生前担任职务基础上晋升一级的规则。例如，身为道员者，追赠按察使之衔；曾任按察使者，追赠布政使之职；而侍郎去世后，则追赠尚书之位。

在官员等级晋升至尚书层级后，通常不再授予协办大学士、大学士之职衔，而是转而赐予荣誉性质的虚衔，其中以公孤衔为典型。按照惯例，尚书一般会获加太子少保、太子少傅、太子太师等公孤衔。

在清代职官体系中，大学士位处品阶顶端。若官员生前已获“三少”（少师、少傅、少保）之衔，其逝后便存在追赠“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头衔的可能性。然而，鉴于“三公”所代表的政治地位极为尊崇，于整个清代，能够获此殊荣的大学士，从数量上看，实属有限。

除上述身故后所获荣誉之外，朝廷还会赐予祭礼、丧葬银两以及陀罗尼经被等。通常情况下，大臣辞世后，各类荣誉往往并行叠加，罕有仅获单一礼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