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有理论、知疫情，但行政决策迟缓，民众被蒙鼓里，无任何有效防范措施，导致疫情借春节窗口呈放射状大暴发。可悲的是，有人借机吃人血馒头，发国难横财，让疫情雪上加霜，也进一步拉低了国人的道德下限。还有，对疫情实况和各援助国的选择性表态，也让民众和国际社会倍感凉意。

一、首毒，武毒所

若论及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武毒所。

在早知疫情而不报的前提下，拿不出有效的防治方案，还深陷毒源泄漏风波且惟有石正丽的“人命保证”，与上海药物所和《人民日报》联手泡制“双黄连”事件（如图），引发民众群体性上街抢购行为和潜在的传染危机。

如今，疫灾已经失控之际，武毒所再次展现战略眼光，将美药抢先注册，当成未来进一步垄断市场的资本。

学术流氓声名狼藉之际，也不免令人遐想：是否有预谋的人为设计来发国难财，是否背后是否有利益集团？

需要继续关注并调查下去。

附：作者 君子微言 2月6日的微信文章：刚刚，从吉利德科学公司内部会议上传出来的视频的中文翻译（摘录），（如图）：

问：有报道说，中国武汉的病毒研究所和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共同申请了 “人民的希望”（正式译名是 “瑞得西韦”， Remdesivir）的药品使用专利。针对这一新闻，吉利德有什么反应？

答：我们的责任是为病人服务，第一优先是采取合适的临床实验，检验我们的药物是不是有效，这要由科学和临床结果决定。同时，准备好大量生产！如果有效，我们可以提供给尽量多的地球上的患者。专利不是我们考虑的首要问题。我们不会被卷入专利冲突，当然，我们也会保护我们的专利，这是另一个步骤，患者是第一位的！

二、二毒，红黑会

一如当初国际红会的诞生，是因为民间组织无法阻止战争的进行，于是在战争各方之外以中立身份为受伤战士提供救助，后来延伸到各种灾难现场，这是国际版本的红会历史。

但红会经过新中国改造之后，完全行政化和等级化，平时是无所事事的清水衙门，灾时变身为贪婪无度的魔兽---在这次突如其来的人祸面前，鄂省汉市官员再三强调要将民间捐赠的救灾物归于红会收发，事实上将之变成了自己借机敛财和体现权力的“红手套”。

红会“蛇吞象”无法消化天量物资之后，在社会公愤面前，被迫由一家专业物流企业接管。这时候，真正的奇迹出现了：红会半个月无法厘清的捐助物资，企业二小时就完成清账！这种天地之差，体现的不只是能力，而是体制差别。

红会也好，慈会也罢，在这次灾难考验面前，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其毫无存在价值的既有定论！

三、三毒，苍蝇帮

因为人们都忙于救灾，尚无暇顾及基层权力机关的微腐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灰色地带，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从网上叫卖各种看似来路不明但人人皆知的口罩生意中不难发现，各基层机关借机以公费形式派发口罩这种低级易耗口的现象十分普遍，有人还称声：“有个官员亲戚和朋友真好”一类的话来炫富、炫权，也有人明目张胆转卖口罩等救灾物品。

前几天网上流传的一位乘公务车的神秘人士，硬生生走进红会仓库畅通无阻抱走一箱口罩，这与各医院排队在门口等待召入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后来，有关部门只是给了一个类似“临时工”的说法，这与其在红会表现出的“老大”身份明显不符。遗憾的是，并没有就此彻查下去，实在难以服众。但是，这肯定能代表一种现象级的群贪群腐（说不定还有大黄峰）。

更需一提的是，在主流包装下各大媒体大肆报道的“他开车10小时拉来的10万只口罩”这则先进人物新闻背后，那10万只日本进口的最高级别的N100口罩，其去向却各家不一，众说纷纭。

不过当地报纸这次一不小心“直言不讳”了一把。据武汉当地的《长江日报》的跟踪报道显示，这批本来要”给一线医务人员”的高级货，最终被东西湖区政府截留，分配给了辖下的二三线社区工作人员。

口罩是否可用于一线医务人员尚存争议，但程序上的严重缺乏和基层部门的自作主张，让人感到“在英雄事迹的背后，竟然藏着一个臭蛋”。

四、谨防引发“蝙蝠效应”

由汉市一毒点引爆全市疫情，进而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乃至拖累全世界为此神经紧绷，“三毒”绝对逃不了干系。

鄂省汉市的无为官员已被部分清理，但官场震动并没有震慑到当地各官阶的乘火打劫行为。此行为已难用人类正常语言形容，只用借用武毒所以生命发毒誓的网红专家石正丽博士的话来说了：这是报应吗？让人不解的是，你们到底是末法时代荼毒中华的妖孽，还是让中华涅槃重生的天使？

对紧缺物资截胡成风行为，也将会不断提升强度。

例如，《经济观察报》2020年02月6 日消息，“重庆市抗肺炎物资中途被云南大理征用 已发放无法追回”。消息称“2月2日，云南大理市的一份《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大市卫征【2020】1-61号）显示，一批发往重庆市的9件口罩，被大理市政府应急征用。戏剧性的是，这批物资却是重庆市政府指定企业采购用于重庆市疫情防控的紧急物资。”

随后，重庆方面致函大理市索要被扣物资，但因口罩已分发使用，无法追回。被劫的不光是重庆，媒体披露，湖北、四川、贵州等地的应急物资包裹均有被大理市扣留的现象。

如果疫情不能及时控制，中央对各地救灾协调不力，具有地方割据特征的地方自保行为将会频发。此事，既是偶然中的必然，也是“蝙蝠效应”的证明。

让人担心的是，平级政府相互“截胡”，会不会引起被截方的不满和报复行为？种种恶行、恶势无限叠加下去，社会将会产生如此次冠毒式的“蝙蝠效应”，制造更大社会混乱！

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