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建设革命公墓一事提上日程。根据周总理指示，北京市政府经过多次勘察后，决定在八宝山修建革命公墓。由于当时八宝山上有褒忠护国祠，寺内还有些道士、太监居住。因此，在修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过程中，还曾遭到他们的抵触。

八宝山革命公墓建成后，革命先烈、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等都静静地安睡在此处。此外，还有一些国外友人也埋葬在这里。比如中国人民的朋友，来自美国的女记者史沫特莱和女作家斯特朗等人。在安睡于此的外国人中，还有一位因反对国内反华而选择来到中国的领导人。他就是曾担任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的黄文欢。

黄文欢于1905年出生于越南义安省，19岁时投入到了革命斗争活动中。后追随胡志明从事革命活动。期间，黄文欢还曾来到中国，参加了胡志明在我国创办的革命训练班。

1945年，胡志明率领越南人民推翻国内封建王朝，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但不久后，越南便再次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中，抗击法国侵略者。

1950年初，胡志明公开发表声明，指出：

“越南民主共和国随时准备同任何愿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越南进行合作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4天后，刚刚成立不到半年的新中国宣布与越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同越南建交的国家。越南也将这一天，即1月18日确定为“外交胜利日”。

中国和越南建交后，受胡志明委派，黄文华作为首任越南驻中国代表赴华。他不仅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深受胡志明信任，早年也曾来到中国学习，不仅擅长讲中文，而且还能够写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来。

虽然黄文华对中国十分熟悉、亲切，但开展外交工作要求严谨。在此之前，黄文华从未接触过外交工作。

有意思的是，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为开展外交工作选出了第一批驻外大使，这些大使也几乎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为此，我国特意举办了培训班。

越南方面得知后，便向中国请求能否让自己的大使参加。后来，经过周总理同意和批准，黄文欢也成为了这个培训班的一员。

不过，考虑到他的身份，他对外的身份是归国华侨“老蔡”。至于他的真实身份，只有李克农知道。

黄文欢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情招待和欢迎，他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情谊。

为了方便黄文欢开展外交工作，中国有关方面为他提供了一处位于史家胡同的房子作为大使馆馆舍。

1950年5月，黄文欢受越南政府指派，先后前往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出席活动。由于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外交活动，黄文欢缺乏经验。为了不出错，他来到苏联后，特意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寻求帮助。王稼祥大使热情地接待了他。

黄文欢将自己准备的一篇祝词交给王稼祥，并对他说道：“希望能够帮忙修改一下，并将它翻译成法文。”

王稼祥认真地看完了祝词后，说道：“内容可以了，没必要再修改了。”

说罢，王稼祥又找人帮忙翻译成了法文。

尽管是第一次出席外交活动，但在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黄文欢完成得很好。

在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交往的过程中，黄文欢经常感动于他们的热情招待和发自内心的欢迎。他也因此与中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敏感起来。尤其在1975年越南抗击美国侵略结束后，时任越南领导人黎笋，开始走向了与胡志明路线相背的道路，甚至大肆反华，向苏联递交投名状。

在黎笋集团反华的过程中，黄文欢与其展开了争锋相对的斗争。这样一来，他也成为了黎笋集团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并不断遭到打压和排挤。

1976年，黎笋集团通过不正当手段让黄文欢在党的四大中落选，离开了中央，只剩下了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头衔——国会副主席。

此后几年间，黄文欢在党内遭到孤立、排挤，出行也受到跟踪和监视。而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权利也被剥夺，就连出现在电视、报刊等镜头中的机会也没有了。

1979年，黄文欢一连多日发烧不退，被送进了河内108军医院。经过会诊后，医生怀疑是肺结核，但他却怀疑自己患上了癌症。

根据医生建议，黄文华计划前往东德接受治疗，黎笋特意安排了一名秘书和一名医生随行。

飞行途中，飞机要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停留几个小时。期间，越南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派了一名秘书前往迎接。

黄文华与来人一起吃过饭后，以身体疲劳为由，提出在卡拉奇休息几天再出发，同时建议只留下一名医生即可，秘书可以先去东德做准备。

就这样，黄文华如愿留在了卡拉奇。当晚，黄文华趁众人不注意，拦了一辆出租车便来到了中国驻卡拉奇大使馆。

尽管当天正值大使馆休息，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地一直敲门，直到里面有人打开了门。由于开门的年轻人并不认识他，黄文华便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托他交给领导。

很快便看到中国总领馆的领导便匆匆出门迎接，将他带了进来。因担心自己的行踪被人发现，他直奔主题说道：“希望总领馆能够帮我跟中国国内取得联系，同意让我尽快赶往北京。”

中国总领馆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北京，北京方面当即决定派人前往卡拉奇迎接。

第二天傍晚，根据与中国总领馆的约定，黄文欢再次悄悄离开房间，一走出宾馆，他便看到了中国总领馆的汽车。

很快，黄文欢便顺利地来到了北京。作为越南高层领导人，他秘密辗转来到北京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轩然大波。外界更是将他称为是：

“叛逃至中国的级别最高的外国领导人。”

与此同时，越南的黎笋集团收到消息后，愤怒不已，不仅开除了他的党籍，还宣布以“叛国”罪处以死刑。

对于越南国内的种种反应，黄文欢心里或许早已有了准备，在中方的帮助下，他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并在会上对黎笋集团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揭批。

来到北京后，他被安排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这一时期，他没有受到外界舆论的影响，而是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终，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黄文欢终于彻底痊愈。

黄文欢在中国的生活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亲自指示和关注。1983年9月，邓小平同他举行了亲切会见，并邀请他共用午餐。

晚年，黄文欢将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创作上，他先后出版了回忆录和诗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中越关系缓和，黄文欢的家人还被允许来到中国探望他，越南方面的高层领导人来华期间也曾私下与他见面。

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在北京病逝。在他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方领导人都曾亲自前往慰问，并参加了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