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34年前，隋开皇九年（589)，设"杭州"。

开皇十一年（591)，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成为行政建置与城墙建造同时具备的最早的杭州城。

建炎元年（1127)，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南京应天府，是为宋高宗，南宋建立。

建炎三年（1129)，以凤凰山州治为行宫。升杭州为临安府。

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和议基本达成定临安府为行在所（即天子所在的地方），开始大规模修建皇城。

可见，临安起先就是个政治产物，正如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中所言：中国古代城市"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它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

南宋临安城包括宫城和外城。宫城，建于凤凰山东麓，东西直线最长约800米、南北直线最长约600米。外城，南跨吴山、北到武林门、东南靠钱塘江、西临西湖，南北长约7000米、东西宽约2500米，总面积约15平方千米。

1141年底，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后，"定都"已成既定事实，从第二年起，再开始建造与扩建更多的宫殿与建筑，并持续多年。

从"行都"到"京城"，赵宋对临安府的政治态度是逐渐转变的，从而使得当时的杭州，从一个州城到实质上的国都，经历了一个"非典型的旧城改造规划"——以前朝旧城为基础，无论是宫宇营建，还是中央与地方的衙署布局，因陋就简、便宜行事；衙署多是旧有寺庙等改建而成，无法安排在内城之中，大多分散于市巷之间，与民居、商业杂处。这都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都城礼仪建制的规格与布局。

皇城宫宇与祭祀礼制的局促，官署、民居、商业混杂，并非是当时社会进程与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政治权力意识主导的，却彻底打破了北宋来已经松动的坊市分离，推进了工商业的繁盛、城市组织形态的平民化——被特殊历史情境、政治政策扰动而成的非典型城市格局，生成了当时杭州城内一场自上而下的"城市变革"。

宋室南渡，城区人口大幅增加，"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南来人员大多为皇室、贵戚、显宦、富商，以及军兵与西北流民。人口市，在近世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人口的急剧增长与特殊构成，使得城市的性质、城市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成为一个"都城百万家"的南方城市。

临安府作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前后长达141年，至祥兴二年（1279）宋亡。

在这141年间，由于政治属性的变化，城市空间的布局、经济与社会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并非出自一个相对完整与长期考量的规划。

南宋早期，为表示"恢复之志"，坚持以临安府为"行在所"，临安府官职设置降格于开封府，如临安知府，正称"知"，而开封府知府必带"权"字。存世文献中，南宋初期也很少有直接称临安为京师者。只是后来，慢慢习惯于既成的事实，转向称临安城为"京师""京城"：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撰《己酉拟上封事》，准备向宋孝宗提出九项建议，文中"京师"，显然指临安府而非开封府；再有后来的《咸淳临安志》(1268）所附临安城地图，直作"京城图"（包伟民：《行都的意义：南宋临安城研究再思考》)。

唐宋之际，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发展成熟并孕育出被陈寅恪先生譬喻为"华夏民族文化登峰造极的赵宋之世"。自然资源是农耕社会古代城市空间布局与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

"三面湖山"与东南面的江海，形成杭州独特的自然地理格局，通过治水、治湖、捍海、修路、筑城等划定、组织、建设、拓展的城市物理空间，成为城市社会﹣文化生活的功能空间。

自五代吴越王钱镠先后修筑南北夹城，并连接成大罗城以来，古代杭州城呈现两头粗、中间细的形状，得名"腰鼓城"，成为南宋临安城以及之后古代杭州的基本城市空间形态。

这个"腰鼓城"，有着发达的城内水网，街市格局呈现出以南北向为轴、河路并行的特点：通过京杭运河，以南北联系南宋域内的物资与人员流通；通过浙东运河，以东西通达境外，向海而生。

这个“腰鼓城”“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独一无二的城市景观与审美，兼有云山秀美、江涛浩渺。

这个"腰鼓城"，到现代曾被昵称为"螺蛳壳里做道场"，最终被现代城市的建设进程打破。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1世纪初，造地奇迹的"萧山围垦"，经过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努力，一条长达200多千米的大堤巍然屹立在钱塘江岸，为杭州城向东南的扩展争得了50多万亩土地。自此开始，工业技术取代自然资源成为城市空间改造的决定因素，杭州城市的发展从农耕社会形态转向以工业为主要生产力的现代社会。

从宋朝建立到大约19世纪中叶，这段时间被称为“近世”。这段时间的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和前面的"中古"有了很明显的差异：第一是独特的文人文化，第二是商业的勃兴，第三是发达的都市环境与都市生活，三者之间彼此相互关联——文人、商业、都市，都不是到这段时期才出现的，却是在这段时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这些突破性的发展集中体现于一批南方城市的兴起。唐宋期间，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城市分布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宋代，尤其是在江南地区，无论是城市的密度，还是他们的发展程度，都已经后来居上，当时城市的繁荣程度，以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为先，沿海次之，长江沿岸又次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都城百万家"的临安城显然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宋代南方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历史政治环境有着直接关系，并对后世的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与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非政治中心的南方城市，崛起为经济与文化中心，不仅带动区域发展，也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推动力。2019年开始的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可以说是这一历史的存续。

从1949年到现在，杭州从一个全国市区面积最小（的430平方公里）的省会城市之一，发展成了一个常住人口超过一千万、面16850平方公里的特大城市。

从西湖时代的"小杭州"，到拥江发展的钱塘江时代的"大杭州"，杭州已跃升为长三角市区路域面积最大的城市。

西湖集贤亭

历史是一条河，思考是河上的船，它联系着杭州的前世、今生和未来。从杭州立州到今天，"何以杭州"，不仅存于今人的愿景与实践中，也在历史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南宋这个曾属于杭州的高光时刻，这个城市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一番思考求索，能让我们与这个城市更加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