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唐高宗）能够登上太子之位，正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型案例。他的上位并非因其自身才能或野心，而是因兄长李承乾与李泰的激烈内斗导致两败俱伤，最终唐太宗李世民在无奈与权衡中选择了他。以下从背景、争斗过程与结局三个层面解析这一历史事件：

一、背景：嫡庶之争与太子隐患

1. 嫡长子继承制的桎梏

唐太宗嫡出三子：长子李承乾（皇后长孙氏所生）、次子李泰（魏王）、三子李治（晋王）。按礼法，李承乾8岁即被立为太子，但自幼体弱、性格乖戾，成年后沉迷突厥文化、宠幸佞臣，逐渐失去李世民信任。

2. 李泰的野心膨胀

李泰才华横溢，深得李世民偏爱。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特准李泰在魏王府设文学馆招揽士人（仿其当年李世民夺权的旧例），政治暗示。李泰借机拉拢朝臣，形成“魏王党”，与太子党分庭抗礼。

3. 李治的“隐身”状态

李治时年15岁（贞观十七年），性格温和甚至懦弱，无党无派，被视作“无害幼子”。其母长孙皇后早逝，李世民对其多有怜爱，但从未考虑过传位于他。

二、鹬蚌相争：李承乾与李泰的殊死搏斗

1. 李承乾的疯狂反扑

贞观十六年（642年），李承乾因刺杀老师于志宁、私养刺客纥干承基等丑闻曝光，彻底失宠。

为保太子位，他勾结汉王李元昌（太宗弟）、大将侯君集等，密谋发动“玄武门之变2.0”，计划刺杀李泰并逼宫李世民，事败被废（贞观十七年）。

2. 李泰的致命失误

李承乾被废后，李泰自认胜券在握，为彻底铲除威胁，向李世民表态：“若立我为太子，临终前必杀子传弟（李治）。”

此言触动李世民敏感神经——玄武门之变后，他一生背负杀兄逼父的阴影，李泰的“杀子”言论引发其对“兄弟相残轮回”的恐惧。

3. 朝堂势力的推波助澜

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力挺李治，因其性格软弱便于控制，可保关陇贵族集团长期掌权。

李世民深知李泰若上位，必清洗旧臣，而李治继位则能维持权力平衡。

三、渔翁得利：李治上位的三重逻辑

1. 李世民的亲情与愧疚

李世民对李承乾、李泰失望至极，但对幼子李治尚有舔犊之情。李治在兄长争斗中表现出的“仁孝”成为加分项（如为李承乾求情）。

2. 政治现实的妥协

李泰势力过强，威胁皇权；李治无根基，需依赖父皇与元老支持，符合李世民“避免权臣或强藩篡位”的考虑。

长孙无忌以“若立魏王，请先杀晋王”相逼，迫使李世民放弃李泰。

3. 历史教训的投射

李世民从自身夺权经历出发，认定唯有选择“无威胁者”才能避免兄弟相残。他公开宣称：“我若立泰，则储位之争永无宁日。今立晋王，泰与承乾皆可保全。”

四、后续影响：软弱储君与权臣时代

1.李治的“傀儡化”开端

李治被立为太子后，李世民亲自撰写《帝范》教导治国，但临终前仍安排长孙无忌、褚遂良辅政，埋下日后关陇集团专权的伏笔。

2. 武则天的崛起契机

李治的懦弱性格与政治依赖，为武则天逐步掌权提供了空间。若无此次“鹬蚌相争”，武则天恐无机会接触权力核心。

李治的太子之路，本质是一场“去强存弱”的政治选择：

①李承乾代表旧太子体系的崩溃，

②李泰象征野心家对皇权的挑战，

③李治则是各方势力妥协的“安全牌”。

李世民的选择虽暂时稳定了朝局，却间接导致唐高宗初期权臣专政及武周代唐的变局。

这一事件印证了古代皇权继承中，平衡、妥协与人性博弈的复杂性远超简单的嫡庶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