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月前，英国政府在第三波疫情不断恶化的形势下，仍然坚持取消了英格兰地区的大部分防疫限制措施，宣布社会“解封”。彼时，不少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专家指责英国政府的做法不负责任，许多人士担心这一解封行动会让英国疫情彻底失控。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英国的新增病例自“解封日”（7月19日）以来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牛津大学Our World In Data有关数据显示，8月5日，单日新增病例数的七天移动平均值为25971，比7月21日的高位下降了近45%。

作为国家应急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防疫对策是特定时期医疗技术、权力制度与观念文化的产物。近代早期（16世纪~17世纪），西欧瘟疫肆虐。为防控疫病，各国制定不同应急对策，但政治结构、文化观念和经济水平等差异，使各国对策内容与模式有很大差别。英国作为西欧防控力度最大、鼠疫消退最早的国家，其防疫对策具有一定代表性。

1、隔离的严酷性

与同期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隔离措施严格、冷酷。为防止疫情扩散，英国政府在借鉴他国经验基础上，对患病家庭实行严酷的医学隔离。不仅患者，而且其家人也被隔离；隔离期间，政府严禁人员探望；为防止他们出逃，政府派专人严密监控，任何人不得靠近；一旦有人员出逃，政府严惩不贷。

1604年议会法令授权监管看守人可以用暴力使隔离家庭关闭门窗；任何身有溃疡的人在街上游荡，一经发现将被重罪处罚，严重者绞刑惩罚；疫区任何人胆敢外出将以流浪罪论处，与瘟疫相关的案件也以重罪被起诉。

从传统伦理角度看，此种做法显然有悖上帝博爱教诲，丧失基督徒间的友爱，冷酷无情，社会对此反应极大。有人在诗歌中这样写道：“看望一个病友，成为一种过错，博爱变成了罪恶。当上帝让有些人死于瘟疫时，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冷酷……患病令人不安，我们担心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对患病家庭实施严格隔离成为近代英国防疫政策的突出特点。

在低地国家，当局出于传统伦理与精神安慰等考虑，允许亲朋好友可拜访、看望被隔离家庭；必要时，隔离人员也可出来活动，但需要佩戴明显标识。但在英国，探望不被允许，不听劝阻者将受重罚。很多民众把隔离看成是政府对他们的惩罚，常予以抵制，但往往遭到政府处罚。

1637年初，鞋匠约翰·克莱克拒绝接受隔离，治安法官对其本人及家人采取强制措施；威斯敏斯特巡警托马斯·帕克因为擅自解除隔离限制，导致患者出逃遭到法庭严厉惩处；守卫威廉姆·弗斯韦德和艾迪斯·福拉特接受他人贿赂，没有对染病家庭采取隔离措施而遭到陪审团指控。隔离遭到某些宗教学者的批评，他们说它有悖上帝博爱教诲，甚至阻碍生产发展，导致疫病在家庭成员间的传播，造成很多家庭惨剧发生。

1625年乔治·维特斯以愤懑的笔调表达他对政府强制措施的看法：“枢密院的指令马上就要执行，有些是由军队来推执行，一小队士兵被派往执勤，如果被查出身染疫病，就要在特定病房接受隔离。隔离时间很长，但这将意味着他将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白天黑夜都将被囚禁在自己的家中。”教区文献表明，强制隔离造成很多家庭成员死亡，这样的葬礼约占教区总数的1/3~2/3。在惨痛教训和社会压力下，17世纪30年代始，英国政府开始缩减家庭隔离计划，转而采用修建专门疫病收容所来隔离收治患者。

英国实行严酷的隔离措施，既有公共健康的考虑，也有惩罚越轨者的目的在内。瘟疫频繁出现，给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破坏，给民众心理带来严重恐慌，进而冲击正常社会秩序。但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任由人员自由出入，势必造成疫情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无法准确判断患病人员的情况下，政府只能通过严格隔离防控疫情。但隔离存在扩大化危险，在实践中转变成一种惩罚措施，不仅染病人员因防疫之名遭到隔离，而且那些身体健康的流浪人群也遭到限制惩罚。在瘟疫这个特殊语境下，隔离已超出原来的功能内涵，转变成一种社会规制手段，成为英国政府打击越轨者的重要工具。

对于医学的社会规制功能，福柯已有论述，学者艾文·佐拉也曾精辟地指出：“这些判断不是以美德或合法，而是以健康为名义。此外，它不通过医生能够控制或影响的政治权力作用，而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由‘医学化’完成的潜在和非戏剧的现象，通过行医和给相关的日益增长的人群贴上‘健康’和‘不健康’的标签。”以防疫之名，政府不仅要规制患病者，而且还要打击那些四处流动的贫困人群（“流民”）。

16世纪，英国人口迅猛增加，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频繁。在庞大的流动人群中，很多是拖家带口的贫困人群，他们因圈地、失业、天灾人祸、修道院关闭及经济分化等原因，丧失土地资源或原来谋生手段，沦为背井离乡的流民。流民数量之多、流动范围之广，已使它成为

16世纪英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流浪不仅加剧疫病扩散，而且它对现存等级秩序构成巨大威胁。当个人频繁的迁移成为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时，预示着他要与现存世界彻底决裂，他打破了社会秩序，成为一种令人惶恐不安的相异性携带者。他挣脱了社会等级的链条，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人”，不属于任何社会集团。他们的存在，既是对上帝神圣法则的公然冲撞，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挑战。政府以防疫隔离之名，趁机加强了对这些人的控制。

2、措施的综合性

英国防疫措施具有综合性特征。它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是多方面经验智慧的结晶。措施来源的多样性与综合性，使其在执行过程中，既有理论上的指导性，也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

英国防疫措施很大部分来自欧洲大陆国家的经验，如死者的证明、检查员的指定、对葬礼时间的控制和对家庭隔离等都是部分或全部来自欧洲对付传染性疾病的经验。

尽管瘟疫爆发频繁，但英国政府对疫病反应迟缓。伊丽莎白女王前，因为深陷内乱与巩固政权，中央政府尚无精力应对疫病，防疫领导权落入各地政府手中，它们各行其是，分散开展防疫工作，相互间缺乏必要的协调，严重影响防疫成效。

在接受反思欧洲防疫经验过程中，地方政府发现其中漏洞，他们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在技术层面上加以补漏。例如，为筹措隔离人员费用，1538年约克郡决定向民众强行征税，改变自愿缴纳的做法；为确保隔离实际效果，1574年，剑桥、索尔兹伯里等地开始对疫病患者采取强制隔离措施；为使防疫工作具有权威性和规范性，彻斯特、赫尔和梅德斯通等地专门制定防疫条例，以指导疫情工作。

医生作为专业人士也为英国防疫对策制定和施行做出很大贡献。由于意大利、荷兰等国医学的先进，英国有很多医生前往欧洲大陆学习，毕业后将当地丰富先进的防疫经验和理论带回英国，促进英国防疫水平的提高；由于社会氛围宽容和政策优厚，英国欢迎外来移民进入，这些人在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资金的同时，也为英国带来欧洲先进的医疗技术与理论；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医生因为医术精湛和社会地位高，长期担任国王御医和城市卫生顾问，得以参与防疫对策制定。

在医师公会推动下，英国王室专门在牛津大学建立国家公共卫生指导中心，为国家防疫减灾提供医学咨询。在国王御医胡格诺教徒桑多尔·迈尔尼等建议下，伊丽莎白女王出台《政令大全》，并加强隔离和对贫民救助力度。

1631年御医迈尔尼提出政府应该控制食物供应，并驱逐爱尔兰流民，以保证公共健康，其建议被付诸王室法案中。在近代早期伦敦防控鼠疫的斗争中，医疗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医疗水平是鼠疫防治的关键，并直接决定社会对传染病的处理方式。

在借鉴吸收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英国制定出符合本国特色的防疫对策。该对策将疫情预警、隔离防控、救助、卫生检疫等结合起来，形成了当时欧洲较为系统科学的防疫体系；该体系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官员与民众广泛联系起来，在维护秩序目标下协作起来，共同致力于防疫减灾。英国的防疫对策虽然并不能完全根除疫病，但却加快了鼠疫在英国的消退，从而为近代英国踏上工业革命之路创造良好条件。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医学与哲学》2017年第38卷第11A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