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庚子五月间，拳匪虽尚未进京 ，但京城人心惶惶，势将大乱，各国使馆都请求派兵保护。由九门提督给每一使馆派了十几名兵丁，都是便衣，也无枪械，而且都是在各使馆门口铺开几领席，所有兵丁都是躺在席上。大家都知道这些兵是没有用的，而且大家都知道，拳匪是西后提倡，不用说这样兵打不了，而且也不敢打。
大家多逃走躲避，我也赶紧返回高阳家乡，岂知家中比北京更乱，随先君及全家逃往易州，因遭大难，不得已只好又往北京逃。同先父及家兄还有一本家侄子，四个人每人有一身单衣外，只共同还有一床夹被，一件大褂。于六月间，步行三百多里，路上连一个店也找不到，其苦可知。一路遇到的拳匪，自然很多，幸应付得宜，都平安的过去。六月底到了北京，我离开北京，虽只有两个月，但是大变了样子，一切买卖虽未都关门，但毫无生意，闻知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汉文参赞杉山彬（是否此三字，记不清了）都被害，知乱子已大，并见前门大街以西，一直到观音寺，都被拳匪烧光。闻某水会会长某君率百余人各持洋枪，和拳匪打了一仗才把前门东一带保住。总之整个北京，已经不成世界，然拳匪的气焰已稍杀，盖因所有洋人都聚于交民巷及西什库两处，拳匪攻了几次，死了不少的人，却都未攻下来，所以他们气已馁，而大家对他们信任也就差了。
八旗的炮营，在皇城西北角及外西华门（西安门）两处，高搭木架，架上各摆着两尊大铜炮，围攻西什库。董福祥的军队则在东长安街一带，架着炮打交民巷，尤其是天安门以东，炮位与军队最多，因为这一带有高的墙，容易遮蔽，地位较为安全，而外国人又没有大炮，所以此处军队特别多，除了军队之外，许多拳匪也帮着攻打，打了两个月不怎么样。我又回到北京之后，步兵及拳匪因为已经伤人太多，就没有大规模的举动了，只是炮兵还是天天不断攻击，每逢阴天下雨，炮声更是紧密。彼时我住在北城宝钞胡同琉璃寺，离皇城东北角很近，每遇好的天气，我就跑到皇城角去看热闹，简直的是笑话。皇城角用杉杆搭着木架，上架着几尊铜炮，铜炮都有名字。架子下边，人民可以随便经过，因有皇城遮蔽无危险也。地上靠墙铺着几领席，各官兵都换班休息，有的躺在席上睡觉的，有的买两包盒子菜（此乃北京的名词，熏肉等等）几个人喝酒的，有闻鼻烟谈天的，仿佛没有一点正在打仗的意思。可是偶尔也听到一次。一次我正立在旁边，一位军官眼望着架上叫道某人，某人便答应，军官便说，某炮（他说的该炮之名，我不记得了）凉咧罢，再来它几下。来几下者，再放几炮也，上头的人便照命令办理。所谓凉咧者，铜炮还都是前膛炮，放几次便太热，不能接续再放，便须等候一个时间，所以有这样的命令。又见过一个人上了架子对另一人说，您下去歇一会，喝一盅，他家这个盒子菜还是真有味儿。另一位说，二哥您太周到咧（即是客气之义，彼时北京尚无客气这句话），没事，上边也不累，我的意思，天也不早了，也该歇息了。如此种种的话，听的很多。
以上说的是八旗的军队，按八旗军队在乾隆以前，号称劲旅，全国的军队，没有比他更好的，到了光绪年间，可就腐败的不成话了。至攻打交民巷者，则为董福祥的军队，这种彼时亦以新军目之，不叫作兵，而叫作练勇，简言之曰勇，纪律比旗兵就严多了，平常人绝对不能到交战地点的。我因为认识一位管带（在前清武官的阶级，最高者为提督，其次则为协台，以下则是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额外外委，简言之曰副参游都守，千把外委额。因为洪杨之乱 ，重新又练军队，此即前边所说的练勇，官级较为简单，最高者为统领，称呼统制，其次则为标统，再下就是管带，再下的棚头，一个棚头管几十个人不等；一个管带，管几棚十几棚。大致如此，记不太详了。管带便可单位作战，所以战时权势相当大）,我认的这位姓张，河南人，他带我到战线去参观，他说只可到天安门西边，若再往东就危险了。就在天安门西边看了看，大家也都是在南墙根地下铺着席坐卧，虽然不断地放几枪，但也没有战时紧张的气氛。我问张管带："这一小小交民巷，怎么两个月的工夫还未打下来呢？"他说："一定要打，就是十个交民巷，也不愁一打，但是打下来怎么办呢？"我看这位张管带相当明白，但彼时谁也不肯多说。我说："你的意思我很明了，不必多说，我们彼此心照就是了。"我又问上边怎么样了。他说我们大帅现在明白了，最初以为拳匪可靠，如今知道他们一点用也没有。我问："自开战以来，我们共伤多少人？"他说："军队伤亡并不多，拳里头（那时他还不敢说拳匪）死的很多，他们也就不来打了。"我当时听到他这一番话，我很相信，董福祥固然是没什么知识，但彼时交民巷，只有二百几十个正式的兵了，其余都是教民充数，又没有大炮，若说董福祥攻不下来，恐怕不至于，他所以始终未攻下者，大概是另有别的意义无疑。我以后又由东安门绕到御河桥北边，见皇城根东南角一带，躺着的尸首很多，也有没头的，也有没腿的，臭气熏天，我就赶紧离开了。我为什么要到各处看这些情形呢？当我们逃回北京，虽然生活没什么问题，但每天听到打交民巷的炮声隆隆不断，先君常常发愁说："已经打了两个月了，还没有打进去，想来是打不进去了。但是倘乎打进去，则各国使臣必要全体遇害，果如此则外国兵来到，是非屠城不可，那我们在北京城内，可就不能住了，只好还得逃难。"但是跟所有的人谈起来，都是交民巷一定可攻下，我不得已，只好各处去探听。我回来把以上所见到的情形及跟张管带所谈的话等等，一一禀明先君，大家才放了点心，至此先君才敢出门看朋友。刚回到北京，所有亲戚朋友，都不敢找，因为不明了各家都是怎么个情形，倘遇到该家信拳匪，便有许多的不便，虽然不敢说一定要了命，但也可以招出许多麻烦来，到此时拳匪已气微，所以才敢出门。一次先君友人文瑞先生来谈，文为旗门中世家，现为荣禄的幕府，进门便大犯牢骚，问以何故，他说："前几天奉命到交民巷，去见各国使臣，告诉他们说，此次攻打使馆，全是匪徒所为，问他们短少什么，中国政府可以送去。到了交民巷，领袖公使之外还有几位，倒是都见到了。他们说，什么也不短，只缺水菜。其实我看他们缺少东西很多，他们不肯说，是怕我侦探他们的虚实，所以只说缺乏水菜。我说水菜是可以送来，只是怕不容易进交民巷。公使说容易，水菜运到时，即用一杆挑一块白布一晃，自然就有人出头接洽。第三天送了几车水菜，果然照这样办法，就送进去了。"他述说完这件事情后，乃大发议论说："又打又送东西吃，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也知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但既要打，总得把他打下来呀，京城留着这一部分，将来倘他本国的兵再来了，岂不是里应外合吗？那京师还怎么能守？"他这种见解，不必笑他，彼时官员的知识，十之七八不过如此。我们听了这话，倒是特别愉快，因为借此知道政府已经不敢打了，而且有了媚外的意思，由此更可推测，在北京居住，没什么大危险了。以上乃是七月半以前的话，以后虽然也不断放炮，然是虚应故事，似乎是让宫中听见的意思，满街虽然仍是红黄箍头的拳匪很多，但不大敢害人了。从此我们住着，也相当平稳了，于是天天探听外国兵的消息，一日又见到张管带，他很张皇地说，洋兵已经过了天津快到杨村，我们的老帅及炮兵都撤走了，我们三两天也要开拔。但这个消息，只有他们军中知道，因为天天有差役来往天津，至于旗人营中及拳匪或居民都还不知。他问我，你们逃到什么地方？我说还没有一定，大约往张家口，因为彼时怕人疑惑，还不敢说不走。我们言罢匆匆即别。过了不多几天，因为攻交民巷之军队，通通一走，大家差不多也就都明了了，又过几天，远远的已听到炮声，我们商议，应该寻一能避炮弹之处，因即搬至齐化门内北小街烧酒胡同（此处我们有一小生意），因此处离城太近，不易有子弹降落也。八旗的军队，则忙着布置守城的工事，仍然是几百年前的法子，石块、砖头、石灰等等，石灰者为眯登城人之眼也。
有一天夜晚约十点钟，洋兵在齐化门外八里桥，就发炮开始攻城，炮弹都集中于东直门与齐化门之中心台（中国之城，两门中间，总有一阙较其他宽大，此即名曰中心台），然后分开射击。有几个炮移着往南射，有的移着往北射，如是则该一段城墙上，便空无人了，所有内墙，大致都被打毁，洋人便由此登城，最先登者为日本人，印度兵则由东便门水关进的城，至此北京城的人，才算是又活了。北京城地面广大，交通又不方便，虽然洋人已进城，但西边的城门，始终就没有关，仿佛外国兵只可由东城进来。洋兵进城后，过了几天，已稍安定，我赶紧跑到交民巷，去看我们的洋教习，方知把守交民巷的总司令是我们的一位教习，名叫柏罗恩，是德国人，庚子前就当了京师大学堂的德文教习。他是位军人，中尉的阶级，因交民巷只有外国兵二百余人，即用他当了总司令。我见到他很亲近，我求他给我写了一张通行护照，从此就可以在街上随便走，不至被抓为苦力了。又过了几天，我跑到西直门外去看热闹。那一年的年景非常之好，遍地都是禾黍，可是各处看到男男女女，村边破屋中更多，都是哭哭啼啼。有的大姑娘就没有穿鞋，许多姑娘的衣服上抹着人粪，有的脸上也涂上屎，看起来真是伤心惨目，尤其是十几岁的姑娘为保存自己的贞节，而忍受这样的污臭，真是可敬又可怜，请想在七月正热的天气中，大家挤在小窄屋中，人人身上都是大粪，这是否还可以算人的世界？我看着难过极了，劝他们仍回城里才是，有的大不以我的话为然的，有的问我："倘碰见外国兵还了得吗？"我说："外国兵道德一定怎样高，固然不敢说，抢掠也是平常事，若说奸淫，恐怕还是很少的事情。而且在北京城里头，在长官的眼底下，又有各国军队的相形比较，哪一国都是要面子的。"他们这些人之中，有的人因为自己家中的关系，听了我这话，就跟着我进了城，有的还不敢。后来打听着，内城北城一带归日本人占驻，关于民事的办公处在顺天府衙门里头，我同学中有几位学日本文的人，两位姓祝，一位姓张，在彼处帮他们的忙。我去找他们，且见到该处主任的日本人，我同他谈到西直门外许多妇女的情形，他很同情，说："他们不明白，我们的兵来到中国，是为吊民伐罪的，他们应该欢迎。"我说，外国派来的兵，我们应该欢迎，这句话是很难说的，但拳匪作乱，人人不得生活，我们南方有兵，又不能派来，所以外国派来，我们都知道是救我们来的就是了。日本人乐了乐。我问他，要几张护照去城外把那一群人救回来，可以不可以？他立刻给了我几张护照，次日居然把那一群人给接了回来。过了两天，南城外头来找我的人很多，尤其是崇文门外花市一带的买卖人，除深冀州人外，多数都是我们高阳县人，更是一天不知来多少位。至此我才知道，南城东至东便门，西至西便门，南至珠市口大街，都归德国军队居住，在过去的十几天之中，北京的商家可以说是完全被抢，没有幸免的。不过平心而论，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最初是只抢商家，商家抢完，接着就抢住户。
时时刻刻有外国兵到人家来翻箱倒笼，又有交民巷使馆之厨役下人等，带着外国人来指名索物。南城大半是德军占据区，而彼时国人会德文的人很少，所以他们都来找我。经他们许多人来甜言蜜语，求我到南城外居住，以便就近帮他们的忙。于是我回想到前两三个月的情形，在拳匪刚刚到北京，这些商家多半因为我们学洋文，认为我们是奉了天主教，说我们是二毛，见了我们，佯为不认识，或装未看见。六月底回到北京之后，我也未敢去找他们。如今的意思，却非常亲近，吾非斯人之徒欤，只好去帮帮他们，我移到南城外居住。那几天正是抢的最厉害的时期，也是抓苦力最多的时期，天天不晓得有多少人来找我去帮忙，好在德国军来得较晚，最先来者为海军陆战队，总司令部在善果寺。一次一位陈君的家人来找我，说他的主人被抓了苦力，求我去搭救。这位陈君是福建人，庚子年为巡视北城御史，后来做顺天府尹，民国后也做过总理部长等职。此人之糊涂，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在那西后、皇帝都逃出京去、遍京城都是外国兵的时代，他还想抖抖他那巡视北城御史的威风荣耀，结果被德国兵抓去。这种毫无知识的官僚，我本想不帮他，但终属是中国人，无法只好前去。当时他被抓到琉璃厂琉璃窑里头，我到彼见其正与另一人抬一绍兴酒坛子，我对一排长一说，也就放了。放了之后，这位陈君特别求我，嘱我告诉德国武官，说陈君是进士翰林，现为巡视北城御史，所以这一带的地面，都归他管，意思是要外国人对他须特别尊敬。我听了这话，大为不高兴，我把他抢白几句，也可以说是教训他，我说："在这个时候，您还拿你那官儿熏人呢嘛？皇帝都跑了，日本抓了五个拳匪大臣，监在顺天府衙门里边，你不知道吗？我要把你的官衔告诉他们，他们知道你是地面官，非把你抓进去不可，到时候问你要这个要那个，我恐怕你应付不了，这还是好的；你们当地面官的人，不管地面之安乱，使拳匪把地面搅了这么个样子，他要说你是义和团头，你更是无法分辩。我劝你暂且韬光养晦，先在家中躲藏躲藏，等到时局稍微平定之后，再把你那个官儿拿出来，也还不迟。"我说了这一套话，他红了红脸就走，我这话虽然是挖苦他，但也确是卫顾他，后来我同他的儿子也还很熟。类似这样的事情，也很有几次，不必多写。总之我国的官员，是时时刻刻忘不了他那个官，可是他忘不了的，不是他那官的责任，而是他那官的虚荣。大概都是想，我是官，我怎么可以借它弄几个钱；没有一个人想，我是官，我应该做这官应做的事，说起来真堪浩叹。
说到抢的情形，也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不多见的事情。自古的反乱，是离不开抢掠的，但此次则极为特别。从前是将要反乱，无论商家住户，都有个预备，物可藏的藏，人可躲的躲，此次拳匪初起，商民人等大多数都很相信，所以一切都没有什么预备。这也无怪其然，连刚毅、赵舒翘、徐桐等等大臣，他们的知识也不过如此，西后的上谕中，也有"虽五尺之童，犹复执干戈以卫社稷"等等的这些话，何况一般不学的商民呢？按拳匪本起于山东，经山东巡抚袁一剿，就都跑到河北省来了得，经直隶总督一提倡，遂传遍河北省；又经西后一奖励，气焰愈张，结果闹得尾大不掉，西后自己也滚到西安去了，北京的人可就遭了殃了。提起抢掠的情形来，真是梦想不到，所有的买卖，都已被抢，无一幸存，最特别的是当铺及米粮店。各当铺门口扔着的衣服，都是山堆大垛，因当铺中房屋深而黑暗，抢的人多，谁也不能挑拣，背出一捆来，一看不是绸缎或皮衣，就都扔在门口回去另抢。各米粮店门口，洒掉的粮食都成了堤坡，因装入布袋者很少，多数都是用筐篮装走，所以有此现象。最特别的是抢酒店，因各种店铺都抢完，只余酒店也就抢了，有用盆壶灌的，有用桶担的，洒得满街酒香，远闻十里。一次我走到藏家桥街，正遇到抢当铺，我看了会子热闹，见堆边有一竹布大褂，还是十成新。我原本只剩了一个大褂，又向友人借了一件，只不过两件，可以换替着洗洗而已，心想这件大褂穿着很合式，正好拿回应用。后又一想，古人云："一介不与，一介不取。"我取这件大褂，虽然不能说是抢，也得算白拿，白拿他人的东西总是不应该的。再进一步说，我若白拿，索性就多拿，拿了一件，也是破戒，还是不取的好，遂仍丢下而去。诸君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清高，其实算不了什么。过了几天，满街上都是卖衣服的。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两件两截大衫。两截大衫者，乃上身是夏布或细白布，下身是罗或纱，这是嘉庆年间奉旨兴出来的，为的污了，可以光洗上身，崇俭之义，初只作袍褂内之衬衣，因为是皇帝的特旨，于是大家也就特别单穿了，一直到光绪年间，还很风行。花一块钱买两件两截大衫，似乎比着白拿一件竹布衫还便宜罢？因为家兄诸人，都需用衣服，后来买了许多，最初买的价值，都还记得，例如买了四件绸缎夹袍，每件不到一元，几身皮袄，每件不到三四元，都是九成新以上，似此价值，比白拿贵了多少？然心则安矣。
全城抢了几天，便稍微平静下来。先君命我到各处去看看友人。一次忽有一日本兵来闲谈，说了两句半日本式的中国话曰："金天府五个有，纪瓦当太监。"我们都不懂，写出来才知道是顺天府衙门中，有五个义和团大官。因此引起我好奇心，又因我在日本管民事的机关中有熟人，即是前边说的祝君，我去找他，果然看到那几位大官，却都未上刑具，看过之后很难过。虽然都是练拳匪的大臣，徐桐之子承煜，虽非练拳大臣，但确是极端赞成的，这些人害国害民，固属罪有应得，但由外国人代为治罪，看着总有点特别的感想。按这些人，各国军队进城，都想先抓他们，盖经哪一国抓住，则哪一国面子较大，但因为西洋人对中国事情知道的不及日本人清楚，所以都被日本抓到，这也算是捷足先得。最先进城的是日本及英国的印度兵，印度兵进的东便门，日本兵进的齐化门。日本进城之后，即直奔皇宫，西后及光绪已走，他扑了个空，便先抓了这些人，过了几日都在菜市口正法。出斩的那一天，有许多人去看，有的是看了为的解气，有的是他们的亲友，有送终之意，但我没好意思去。那天由顺天府出来，顺便到了寿伯符先生家中。寿与先君为至友，在旗人中是很有学问且很有新知识的人，在拳匪初起之时，就骂端王庄王他们一群人太混蛋，洋人进京之后，乃自缢身死，留有命诗三首，我只记得一首，写在下边：
"衮衮诸王胆气粗，轻将一掷丧鸿图。请看国破家亡后，毕竟书生是丈夫。"
由寿宅出来，又到了东安门外锡拉胡同王文敏公懿荣家中。文敏公号廉生，与舍下为至亲，学问道德知识都很高，不幸被西后派为练拳匪的大臣，得到上谕之后，永未出门，天天在家中痛骂。先君偶去看他，也永是大发牢骚，到洋兵进京，亦自缢于家中。这些冤死的人，不知有多少，虽死的情形不同，但总是冤枉的多。加以先母等也遇难，是日回家之后，不觉悲从中来，数日未曾出门。当此时整个京城，虽然都被外国兵占据，但他们都有了治安的民事机关，地面渐就平复。我们大家才商议，此后应做何事，往哪一条路上走，先君即说："一不许做清朝的官，二不许与外国人当翻译。"不许做清朝官者，因西太后太混蛋，朝事日非，舍下实因此得祸。不许给外国人当翻译者，因自己所学的一点洋文，都是国家耗费公款供给造就出来的，居然就甘心为外国人驱使，未免于人格有伤。这些话，大家自然都以为然，但我们共有五六人，在京都没有财产，何以为活呢？只好做买卖吧。
【齐如山（1875-1962)，名宗康，以字行，是京剧大师梅兰芳背后的"戏袋子"，也是然识近代社会掌故的宗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