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末年的政治舞台上，有这样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尔朱荣。自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4年）起，他便开始率军南征北战，直至公元530年不幸遇刺身亡。在这短短十年间，他不仅亲身参与，更主导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从策划河阴之变，到平定葛荣起义、镇压六镇叛乱，再到拥立孝庄帝、敉平元颢之乱等。这一系列行动中，他逐步建立并壮大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强大军事集团，深刻影响了北魏的政治格局。

尔朱氏集团本质上与孝文帝改革所孕育的洛阳汉化集团形成鲜明对立，是北魏后期反汉化势力的典型代表。这一集团带有浓厚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体现了历史上的反动倾向。尽管尔朱氏集团的存在时间并不长久，但其活动对北魏末年的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波及后来北齐、北周的政治格局。

尔朱荣能够在北魏末年的政坛上崛起，绝非巧合。这主要得益于尔朱氏与拓跋鲜卑之间深远的历史联系。

依据《魏书·尔朱荣传》的描述，尔朱荣诞生于北秀容，也就是当时的肆州秀容郡，地处塞上，涵盖现今山西西北部流经神池、五寨、保德三县的朱家川河流域。

在古代，这条河被称为“尔朱川”，因为其先祖世代在此居住，故以“尔朱”为姓。秀容郡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栖息地，尔朱氏自汉魏时期起便在此生活，并长期担任部落领袖，享有“酋帅”之称。

从民族渊源来看，尔朱氏为羯族出身，历史上常被冠以“羯胡”或“契胡”之称。在中古时期，“羯胡”或“契胡”以勇猛善战而著称，广为人知。

有迹象表明，尔朱氏或许早在拓跋鲜卑建立“代”国之时便已与之建立了联系，这主要是因为拓跋鲜卑早期活动的地域范围与尔朱氏所在的区域大致重合。

不过，史书中明确记载尔朱氏与拓跋鲜卑之间的关联，则需追溯至北魏定都平城的时代。这一现象可能与北魏系统化文字记录历史的开端密切相关，而这种记录传统正是在定都平城之后才逐渐形成的。

北魏平城时代的奠基者是道武帝拓跋珪，其登国年间（386-395）在北魏历史上意义非凡。这一时期的首要政治目标是通过战争对贺兰、独孤等部落实施强制解散，而这种离散诸部的举措为北魏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于尔朱氏在道武帝时期的具体表现，如今已难以详尽了解，但可以确定的是，尔朱荣的高祖尔朱羽健在登国年间的军事行动中屡建奇功，这也让尔朱氏得以掌控秀容川。

尔朱羽健最突出的军功体现在他率部参与了道武帝拓跋珪平定晋阳与中山的两次重要战役。这两次战役对于拓跋珪最终定都平城具有决定性意义。

尔朱羽健不仅全程投身其中，而且凭借显赫战功在战后获得封赏，被任命为散骑常侍一职，并且得到了方圆三百里的秀容川作为“世业”。自此，尔朱家族的政治根基得以稳固奠定。

自尔朱羽健带领部族追随拓跋珪南征北战开始，尔朱部落便成为拓跋鲜卑阵营中一支不可替代的精锐力量。

尔朱羽健去世后，其子尔朱郁德以及孙子尔朱代勤先后担任秀容川领民酋长，尔朱家族参与军事行动的频率逐渐增多。比如，尔朱代勤曾多次因出征而屡建奇功。

除了在军事上的紧密合作，尔朱氏与拓跋鲜卑之间还存在着深厚的姻亲纽带，这进一步巩固了两族之间的关系。据史书记载，尔朱代勤是“世祖敬哀皇后之舅”。此处提到的“世祖敬哀皇后”即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敬哀皇后贺氏，她出身贺兰氏，同时也是恭宗拓跋晃的生母。贺氏于神元年（428年）去世，关于她的死因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遵循北魏后宫“子贵母死”的制度，因拓跋晃被立为太子，其生母需被赐死；

二是与太武帝拓跋焘推行的离散部落政策相关，因为即便到了此时，贺兰氏的影响力仍让拓跋鲜卑统治者感到不安。

然而，无论具体原因如何，尔朱氏与拓跋氏之间的姻亲关系无疑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对双方的政治与军事联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众所周知，在部落社会尚未发展出复杂文明结构时，婚姻常常被用作连接两个部族的关键纽带。这种婚姻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因此，尔朱代勤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凭借军功被封为立义将军，并享受“给复百年”的特殊优待，虽然主要源于其卓越的军事成就，但与拓跋氏之间的姻亲关系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记录显示，在平城时代，尔朱代勤深受北魏统治者的器重。他曾被文成帝拓跋濬任命为假宁南将军、肆州刺史；在孝文帝时期，他更是被赐予梁郡公的爵位。即便在退休之后，朝廷每年仍会赏赐给他一百匹布帛。尔朱代勤去世后，北魏朝廷不仅继续赏赐布帛，还追赠他为“镇南将军、并州刺史”，并赐谥号“庄”。

或许有人会质疑，死后追赠官职和谥号究竟有何实际意义？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荣誉绝非微不足道。对于尔朱氏家族而言，这些追赠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们不仅是对尔朱氏在平城时代受到北魏统治者重视的进一步证明，同时也彰显了尔朱氏家族在政治领域中的特殊地位。

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作为家族的重要人物，他在平城时代末期的表现与其前辈相比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经过羽健、郁德、代勤三代人的努力经营，到尔朱新兴接手家族事务时，尔朱氏已经积累了极为可观的财富，“太和中，继为酋长。家世豪擅，财货丰盈”。

尔朱新兴是一位出色的理财专家，在他的管理下，尔朱氏的经济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自是之后，日觉滋盛，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这句话的意思是，到了尔朱新兴掌管家族时，牛羊驼马的数量之多，以至于只能按照颜色将它们分群管理，或者以山谷为单位进行统计。换句话说，整个秀容川几乎成为了尔朱氏的私人牧场。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尔朱新兴获得了更多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并且走出了一条与父祖辈不同的参政道路。

在平城时代的末期，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太和前期，北魏的主要军事活动仍然集中在西部和北部，主要是针对柔然等游牧民族的防御与征战。然而，在这一系列对柔然的军事行动中，尔朱新兴并未率领部落直接参战，而是通过为朝廷提供物资支持的方式间接参与其中。

据记载，“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

众所周知，古代战争中后勤保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常常成为决定战局成败的关键因素，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正是强调了后勤供应的核心作用。

尽管尔朱新兴没有像先辈那样亲临战场，但他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北魏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援，也因此得到了孝文帝的认可与嘉奖，被授予右将军、光禄大夫之职。

自太和九年（485）起，在冯太后大力支持下，孝文帝展开了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汉化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多个领域。以南迁洛阳为标志，北魏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洛阳时代。

然而，尔朱氏并未随孝文帝迁往洛阳，而是继续留在秀容川，维持着原有的部落生活方式。这种安排不仅是孝文帝给予尔朱氏的一种特殊优待，也可能体现了对祖先政策的某种延续。

那么，为何孝文帝允许尔朱氏留守故地呢？根据史籍记载，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曾有意让尔朱氏迁居南秀容川。当时，太武帝认为南秀容川土地肥沃，适宜居住，便提出让尔朱氏迁徙至此。但尔朱羽健以“家世奉国，给侍左右。

北秀容既在划内，差近京师”为由婉拒了这一提议。

实际上，太武帝此举可能意在进一步推行离散部落的政策，推动尔朱氏向编户齐民转变，从而加强北魏政府对其的控制力。然而，由于尔朱羽健的拒绝，太武帝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同意尔朱氏继续留在北秀容川。这种历史渊源或许也为孝文帝时期尔朱氏得以留守故地埋下了伏笔。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不仅没有强迫尔朱新兴率领部落南迁，反而特别允许他“冬朝京师，夏归部落”，这无疑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特殊优待。这种安排显然与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政策存在冲突，因此不禁让人疑惑：

为何孝文帝会不惜违背自己的汉化政策，给予尔朱氏如此特殊的待遇？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尔朱氏自身的文化特性来看，他们长期游离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主流之外，居住在塞上偏远地区，早已习惯了游牧射猎的生活方式，并在骨子里形成了拒绝汉化的潜意识。历史记载显示，尔朱氏对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十分适应。例如，尔朱新兴每逢春秋两季，都会与家人一起到川泽中放牧牲畜、射猎取乐；尔朱荣更是酷爱狩猎，无论寒暑，始终坚持参与围猎活动，即使遇到危险也从不退缩。即便后来尔朱荣掌控北魏朝政并忙于军务，他仍然热衷于组织大规模的围猎活动，其对游牧文化的迷恋可见一斑。对于这样一个深受胡风氐俗影响的游牧部落，孝文帝在制定政策时，必然需要充分考虑他们的文化心态。

其次，孝文帝允许尔朱氏继续留在秀容川，并维持原有的部落生活方式，背后也有着明确的政治考量，即利用尔朱氏镇守西北边境。在平城时代，抵御柔然一直是北魏王朝的重要军事任务，而尔朱氏世代生活的秀容川正是对抗柔然的前线基地。

早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尔朱羽健就曾婉拒迁居南秀容的建议，而太武帝也未强行要求，正是因为尔朱氏的存在有助于巩固并州、肆州一带的边防。此外，尔朱新兴为北魏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持，使得秀容川作为后勤保障基地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孝文帝对尔朱氏采取宽容态度，允许他们保留传统的部落生活方式。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允许尔朱氏继续留在秀容，并维持其原有的部落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北魏迁都洛阳后，北方边防的主要承担者，除了陆续设立的六镇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秀容川的尔朱氏。这一观点可以从后来六镇起义时，尔朱氏成为平定叛乱的核心军事力量得到印证。

此外，尔朱氏部落根基深厚，解散难度极大。早在平城时代之前，北魏已经开始逐步推行离散部落的政策。道武帝登国年间，拓跋部与慕容鲜卑结盟，主要目的之一便是离散贺兰诸部。登国二年、三年、四年及六年，贺兰及其附属高车诸部接连遭受打击，这些行动均属于拓跋鲜卑针对贺兰部的离散策略。

除了贺兰部，独孤部也是北魏重点离散的对象，其进程几乎与贺兰部同步展开。经过近百年的时间，绝大多数部落被解散，从而构建起拓跋帝国。可以说，拓跋帝国的建立过程，实质上就是离散各部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贺兰、独孤等强大部落基本被瓦解，成为编户齐民。

而尔朱氏能够完整保留部落制度并进一步发展壮大，原因在于其起初并不像贺兰、独孤等部落那般强大，且与拓跋鲜卑的关系也不如他们紧密，因此并未对拓跋珪建立帝国构成威胁，从而“幸运”地得以存续。

随着独孤、贺兰等部落被解散，保持部落制的尔朱氏脱颖而出，最终发展为足以抗衡洛阳汉化政权的强大军事力量。若此时强行解散尔朱氏部落，极可能引发部落暴动，并对六镇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危及政局稳定。因此，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再次允许尔朱氏留居原地。

从地理位置来看，秀容川大致位于现今山西西北部，涵盖云中山、句注山以西，桑干河、汾河上游以及黄河东岸一带。这一区域距离北魏新政治中心洛阳较为遥远，因此，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政策对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相比之前的平城，这里对汉化政策的抵触情绪较弱，因此没有必要立即采取强制措施解散部落。

无论基于何种考量，孝文帝在推动汉化改革时，并未强制要求尔朱氏迁往南边的新都洛阳。这使得秀容川成为孝文帝汉化改革中的一个“特殊地带”。由于远离政治核心，新都洛阳的政治纷争并未波及偏居西北的尔朱氏，反而为尔朱氏提供了一个更为平稳的发展环境。

然而，远离政治中心并不意味着尔朱氏对北魏政局漠不关心。

据史书记载，尔朱新兴常常利用朝见的机会与洛阳的王公大臣建立联系，由此可见，他与洛阳政坛的关系依然紧密。这也是他在世时能够不断升迁，死后还能获得赠官和谥号的重要原因。此外，有史料表明，尔朱新兴对继承人尔朱荣寄予厚望，时常勉励他努力进取，期望其未来能跻身“公辅”之列。

综上所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尔朱氏采取了特殊的宽容政策，允许其保留部落制度。与其他接受汉化改革洗礼的鲜卑贵族相比，尔朱氏未能完全融入北魏的汉化政治体系，逐渐被边缘化。但正是这种边缘化状态，使尔朱氏保存了强大的军事潜力，为日后其家族在北魏政坛上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尔朱氏在北魏末年的崛起，与尔朱荣卓越的军事才能密不可分，同时更是受到了北魏末年社会政治局势变动的深远影响。

尔朱荣展现出的军事天赋仿佛是天赋异禀。他在日常射猎活动中就已流露出优秀的军事素养。据史书记载，成年后的尔朱荣，“喜好射猎，在组织围猎时便能制定出严整的军阵规则，号令严明，众人不敢违抗”。

孝明帝元诩正光年间（520~524年），尔朱荣承袭了父亲尔朱新兴的爵位，并前往京师洛阳任职，被授予直寝、游击将军之职。虽然在洛阳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段经历使他得以深入了解北魏末期复杂的宫廷政治格局。

这是因为，诸如直后、直斋、直寝、直阁等“直卫诸职”，均为北魏后期君主最为亲近的禁卫武官，负责近身侍奉君主并承担宫廷守卫任务，地位极为关键。

然而，尔朱荣真正实现政治与军事上的飞跃，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则是在之后的一系列征战过程中完成的。“六镇之乱”的爆发，为尔朱荣提供了施展其军事才华的广阔舞台。

在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胡太后掌控朝政，各地战乱四起，国家陷入动荡。

面对复杂的局势，尔朱荣凭借自身积累的财富投身军旅生涯。他变卖自己的牲畜产业，招募义勇之士，并为他们提供装备和战马，组建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

尔朱荣首次参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是随同李崇北征柔然。当时柔然可汗阿那瓌进犯北境，尔朱荣以假节、冠军将军及别将的身份率部参战。在这场战役中，他率领四千部众英勇作战，一路追击敌军至大漠深处，不仅成功完成了任务，还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此后，尔朱荣接连平定了多起叛乱，包括秀容郡的乞扶莫于、南秀容的万子乞真、汾肆地区的刘阿如、沃阳的敕勒北列步若以及桑乾河西的敕勒斛律洛阳等人的反叛活动。通过这些军事胜利，尔朱荣逐渐积累了赫赫战功。

凭借这些战绩，尔朱荣被任命为武卫将军，不久后又加封使持节、安北将军，并担任恒朔讨虏诸军都督，同时晋封博陵郡公。这一系列升迁使尔朱荣成为北魏末年政治与军事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奠定了他在北魏政坛上的地位。

然而，尔朱荣真正登上军事政治的巅峰，是在平定“六镇之乱”之后。追溯至北魏初期，为了抵御柔然的侵扰并拱卫京师平城，在北部边境自西向东设立了沃野（今内蒙古澄口县东北）、怀朔（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抚冥（今河北张北县西）、柔玄（今河北张北县）、怀荒（今河北张北县东北）这六座边防重镇。

起初，六镇的将士多为拓跋氏贵族及其族人，身份极为尊贵，主要职责是守卫边疆。然而，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后，留守六镇的贵族士兵地位急剧下降，甚至与被流放到北方充军的中原罪犯处于相同境地。

公元523年，匈奴首领破六韩拔陵于沃野镇发起兵变，诛杀镇将，随后其余五镇纷纷起而响应，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六镇之乱”。

长期以来，内地学界曾将“六镇之乱”定义为一场“农民起义”，但如今这一观点已被广泛质疑，被认为缺乏依据。

事实上，“六镇之乱”的主导者与参与者，大多属于反对孝文帝洛阳汉化政策的胡化势力，他们对汉化改革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从文化角度来看，这场动乱实质上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种激烈反抗。

我们无意深入探讨“六镇之乱”的本质，仅想指出：随着“六镇之乱”局势的不断升级，以及由此引发的全国性动荡，北魏王朝的统治基础已遭受致命冲击。洛阳朝廷逐渐丧失了对日益壮大的反叛势力的有效控制。

在这样的形势下，尔朱荣肩负重任，领兵前往征伐六镇。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尔朱荣不但平定了六镇之乱，其自身实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这期间，他与六镇军队之间逐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不少六镇将领纷纷归顺尔朱氏，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尔朱荣为领导中心、以尔朱家族为中坚力量、以六镇将士为主体的军事政治集团——尔朱氏集团。

尔朱氏集团能够在北魏末年的乱世中不断发展壮大，主要依赖于三个方面：

其一，拥有稳固的根据地。秀容川经过尔朱家族多代人的精心经营，已成为其完全掌控的腹心之地，为尔朱氏的对外征战提供了坚实后盾；

其二，尔朱家族成员众多，在北魏政坛上已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力；

其三，与六镇兵将建立了深厚联系。

首先来看第一点。秀容川作为尔朱氏的政治大本营，是其参与朝政的根本依托。从行政区划上看，秀容川隶属于肆州，但从地理战略位置而言，它是并州与肆州之间的天然屏障，因此成为争夺和经营并肆地区的要害所在。为了确保秀容川的安全，尔朱荣必须进一步掌控并州和肆州，将其打造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然而，北魏朝廷虽然不得不依靠尔朱氏平定动乱，却又担心并肆地区落入尔朱氏之手，形成割据之势。史书记载，当尔朱荣率军抵达肆州时，“刺史尉庆宾因畏惧而关闭城门，拒绝其入城”。

盛怒之下，尔朱荣攻破城池，改任其堂叔尔朱羽生为刺史，并将尉庆宾囚禁于秀容川。自此，尔朱荣的兵威愈发强盛，而朝廷却无力对其进行制裁。这一事件耐人寻味：肆州刺史尉庆宾为何敢公然拒绝尔朱荣？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奉朝廷旨意行事，反映了北魏朝廷不愿看到尔朱氏在肆州坐大的意图。

尉庆宾拒绝尔朱荣入城的行为，其背后的政治深意自然为尔朱荣所洞悉。因此，他不惜冒与朝廷决裂的风险，一举攻占肆州，并任命堂叔尔朱羽生担任刺史，将肆州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史料中“自是荣兵威渐盛，朝廷亦不能罪责也”这句话，正反映出尔朱荣控制肆州后与北魏朝廷之间的微妙关系：此时的北魏朝廷对尔朱氏只能依赖或求助，而毫无指责之力。

不久之后，尔朱荣又进一步掌控了并州，从而以秀容川为中心的并、肆二州成为尔朱氏集团东征西讨的战略基地。

在这两州中，肆州尤其被视为尔朱氏的政治核心。通常情况下，肆州的军政事务均由尔朱荣亲自处理；而在他外出征战时，则会委任其最信任且能力出众的侄子尔朱天光代理肆州事务。

作为尔朱氏崛起之地，秀容川不仅是其发迹之所，更是最后的退守堡垒。特别是在并州和肆州失守后，这里便成为尔朱氏负隅顽抗的最终据点。

公元503年九月，尔朱荣在进京朝见时被孝庄帝元子攸刺杀。得知叔父遇害的消息后，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立即率军攻打洛阳，意图复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即将攻克洛阳之际，尔朱兆却突然撤兵。这一行为该如何解释呢？答案在于秀容川出现了紧急状况。

原来，在策划刺杀尔朱荣之前，孝庄帝已秘密命令纥豆陵步蕃等人准备袭击秀容川。就在尔朱兆进攻洛阳的同时，纥豆陵步蕃对晋阳发动了攻击，并表现出进攻秀容川的态势。这迫使尔朱兆不得不放弃对洛阳的攻势，“回师御之”。

孝庄帝在谋划铲除尔朱荣的同时，派遣军队进攻秀容，其核心意图在于彻底摧毁尔朱氏的战略根基。而尔朱兆因需保卫这一关键基地，不得不撤回秀容布防，这充分体现了秀容川对尔朱氏的重要性。

531年七月，高欢发动北伐，向尔朱兆发起攻势。尔朱兆率军从晋阳撤离，携带大量财物退守秀容，并凭借当地险要地形展开防御，同时不断出击袭扰周边地区。此时的尔朱兆已是败军之将，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让实力雄厚的高欢陷入僵局，难以迅速取胜。

直至次年正月，高欢抓住尔朱兆岁首宴会、戒备松懈的机会，派遣窦泰突袭成功，最终攻陷秀容川，消灭了尔朱氏势力。尔朱兆能够以残兵败将抵抗高欢长达半年之久，足以证明秀容川是尔朱氏苦心经营多年的核心根据地，其坚固程度可见一斑。

再来看第二点，尔朱氏能够在北魏末年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与其家族人才辈出、财力雄厚密切相关。例如，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虽长期驻守秀容川，却与洛阳政坛保持密切联系，依靠家族积累的财富为尔朱氏参与朝政铺平了道路。这种内外结合的优势，使得尔朱氏一度成为北魏晚期最具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根据《魏书》尔朱氏列传的记载，在尔朱荣率军进入洛阳之前，尔朱家族已有不少成员在北魏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具体包括：尔朱荣本人担任直寝和游击将军，其子尔朱菩提先后任羽林监和直阁将军，尔朱兆为平远将军及步兵校尉，尔朱侯真在孝文帝时期曾任并、安二州刺史并封始昌侯，尔朱买珍在宣武帝朝担任过武卫将军和华州刺史，尔朱彦伯从奉朝请升至奉车都尉，尔朱世隆在孝明帝时由直斋逐步升迁至直阁。

由此可见，尔朱荣能够在北魏末年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并非偶然。实际上，自孝文帝迁都洛阳起，尔朱家族就已经开始参与朝政，尤其是部分成员作为禁卫武官直接侍奉皇帝左右。这表明，在孝明帝时期，尔朱氏已逐步积累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随着尔朱荣入主洛阳，成为北魏朝廷的中流砥柱，尔朱家族的势力也达到了巅峰状态。

第三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尔朱荣受命征讨六镇，也为其提供了接近六镇的契机。查阅史籍可以发现，尔朱荣势力的空前膨胀并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正是在征讨六镇的过程中收降了大量六镇将领之后实现的。尔朱氏集团的核心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北方六镇，甚至本身就是六镇叛乱的将帅。

根据《魏书》《北齐书》《周书》等史料的粗略统计，以下人员均在其列：

叱列延庆、贾显度、樊子鹄、贺拔胜、贺拔岳、贺拔允、侯莫陈悦、侯渊、侯景、高欢、窦泰、尉景、厍狄干、潘乐、段荣、斛律金、孙腾、司马子如、蔡俊、韩贤、刘贵、任敬延、张琼、斛律羌举、慕容绍宗、步大汗萨、王基、万俟普、万俟洛、可朱浑元、破六韩孔雀、宇文泰、宇文导、寇洛、于谨、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梁御、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达奚武、侯莫陈顺、豆卢宁、宇文贵、杨忠、王盟、韩果、厍狄昌、田弘、梁椿、王勇、宇文虬、耿豪、窦炽。

上述57人后来成为西魏北周或东魏北齐创立基业的主要军事将领，其中更包括高欢和宇文泰这两位东西政权的奠基者。

因此，尔朱荣的势力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成为魏末最为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与他成功拉拢、收编六镇反叛势力有着直接关联。

正如陈寅恪先生在探讨六镇起兵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六镇兵经历了三次易手。

第一次是从破六韩拔陵转移到葛荣手中，葛荣借此继续与洛阳统治者对抗；

第二次是从葛荣转移到镇压他的尔朱荣手中，尔朱荣依靠这些力量来增强自身实力；

第三次是从尔朱氏手中转到高欢手中，高氏凭借此建立了东魏与北齐。……屠杀朝士、擒获葛荣后，尔朱氏的势力一度达到了巅峰。”由此可见，正是在击败葛荣并收编其麾下数十万六镇军人之后，尔朱荣的势力才得以达到鼎盛。

经过“河阴之变”大肆屠戮朝臣以及击败葛荣后，尔朱荣的军事力量达到了巅峰状态，成为北魏末年最具影响力的军事政治集团。然而，这一强盛局面并未长久维持。随着尔朱荣被孝庄帝元子攸刺杀，尔朱氏集团迅速走向衰落，从崛起到鼎盛再到覆灭，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十余年。

关于尔朱氏集团由盛转衰的原因，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原本属于尔朱氏的六镇军人后来转入了高欢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以高欢为代表的高氏集团核心成员同样是深受鲜卑文化影响的六镇军人，与尔朱荣在气质上颇为相似。

既然如此，为何六镇军人能成为高欢开创基业的重要资本，却未能长期为尔朱氏所掌控？换句话说，六镇军人为何会迅速投向高欢？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实际上，尔朱氏集团的迅速衰败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集团内部矛盾显现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无论是民族、国家、政权还是集团，其面临的最大威胁往往并非来自外部敌人的进攻，而是源自内部的分裂与矛盾。

在尔朱荣的军事政治集团中，作为领导核心的尔朱荣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能够有效地掌控整个集团的运作。他对集团内部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和离心因素有着较强的驾驭能力，使集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

然而，随着尔朱荣的遇害，尔朱氏集团内部潜在的权力争斗和离心倾向迅速暴露出来。特别是在领导层之间，权力争夺愈演愈烈，甚至尔朱氏家族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裂迹象，如尔朱兆、尔朱天光、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等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

值得一提的是，尔朱氏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高欢，在投靠尔朱荣之前，曾先后依附于杜洛周、葛荣等势力，这也反映出当时各方势力间的复杂关系与人才流动的常态。

高欢的才能深得尔朱荣赏识，他曾多次公开表示，唯有高欢能够接替自己统领军务。

然而，对于尔朱兆，高欢则直言不讳地评价道：“他绝非我的对手。”

果然，在尔朱荣死后，高欢迅速以讨伐尔朱氏为名，另树义旗。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尔朱氏家族内部的分裂与消耗。例如，尔朱度律、尔朱世隆和尔朱仲远因拥立皇帝的问题产生激烈争执。当时，尔朱度律等人推举长广王元晔为帝，而尔朱世隆却强烈反对，并因此心生怨恨。

之后，尔朱世隆与尔朱仲远计划拥立元恭（即前废帝）为帝，但尔朱度律却坚持支持元宝矩（即后来的西魏文帝）。这些分歧进一步加剧了尔朱氏家族内部的矛盾。

家族内讧极大地削弱了尔朱氏集团的战斗力。在高欢攻克相州后，尔朱兆、尔朱天光、尔朱仲远和尔朱度律联合出兵讨伐高欢，双方在韩陵展开决战。

战斗中，尔朱兆率领精锐骑兵冲入敌阵，甚至绕到高欢背后准备发起致命一击。然而，尔朱度律却因忌惮尔朱兆的骄横悍勇，担心其功高震主，故意按兵不动，拒绝配合进攻。

与此同时，贺拔胜察觉到尔朱氏内部的离心离德，遂率部投降高欢。由于尔朱度律率先撤退，联军士气崩溃，最终大败。

在这场战役中，尔朱兆全力奋战之际，尔朱度律却出于私心坐视不理，导致战机尽失，甚至促使敌方阵营的将领临阵倒戈。如此局面，焉能不败？韩陵之战后，尔朱氏的精锐几乎全军覆没，其势力从此一蹶不振。究其根本原因，正是内部的分裂与猜忌导致了这一悲剧性的结局。

针对尔朱氏家族内部矛盾带来的深远影响，《魏书》作者魏收提出了深刻见解。他指出，当时尔朱兆掌控晋阳，尔朱天光盘踞陇右，尔朱仲远坐镇洛阳东南，尔朱世隆则在朝中专权，北魏的内政外交完全被尔朱氏操控，他们废立皇帝如同儿戏般随意。

假如尔朱氏兄弟能够团结一致，彼此扶持，形成牢不可破的联盟，那么他们的统治必将稳固如磐石，无人能够撼动。

然而事实却是，尔朱兆与尔朱仲远、尔朱度律之间互相猜忌，长期不合。这种源于家族内部的分裂与消耗，最终加速了尔朱氏集团的快速崩溃，成为其走向衰亡的关键因素。

尔朱氏集团本质上是一个以军事征服为根基的军政集团，其领导层整体政治素养相对低下，尤其是核心决策圈——尔朱家族成员的政治能力较为薄弱。这正是导致尔朱氏集团迅速走向衰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一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兴衰往往取决于其领导层的能力与素质。尔朱氏集团建立在部落制度之上，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其高层多源自深受胡化影响的尔朱部落，或与之关系密切的鲜卑化六镇军将。

这样的武力集团，虽然在单纯的军事对抗和攻城略地中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几乎无往不利，但在局势趋于稳定、需要治理国家时，其缺乏治国安邦策略的先天缺陷便暴露无遗。尔朱氏集团的核心人物大多为擅长野战的武夫，却鲜有具备经邦济世才能之人，这种局限性使其难以引领集团实现更长远的发展。

在尔朱氏集团中，除了尔朱荣之外，尔朱兆、尔朱天光和尔朱世隆三人相对而言政治素质较高。然而，即便如此，在尔朱荣眼中，他们仍然不足以承担起继承大业的重任。

以尔朱兆为例，他虽勇猛善战，每逢征战总是冲锋在前，当时的众将都佩服他的胆识与战斗力。但同时，他也显得粗鲁而缺乏智谋，缺乏统帅大军的能力。尔朱荣曾评价说：“兆不过将三千骑，多则乱矣。”这表明，在尔朱荣看来，尔朱兆充其量只能统领三千骑兵，若给予更多兵力，只会导致指挥混乱。由此可见，尔朱兆并不具备全局性的统帅才能。

至于尔朱仲远和尔朱度律等人，则更是“恃强”、“愚戆”的典型代表，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一群头脑简单、仗势欺人的暴徒。

值得注意的是，魏收在撰写《魏书》时，曾接受过尔朱荣之子的贿赂，因此不排除他在写作过程中对尔朱氏人物有所美化。

然而，从《魏书》的记载来看，魏收对尔朱氏人物的评价基本符合事实。例如，他对尔朱兆、尔朱彦伯、尔朱度律和尔朱天光四人的评价是：

“然是庸才，志识无远，所争惟权势，所好惟财色，譬诸溪壑，有甚豺狼。”

这说明，在魏收看来，尔朱氏成员不过是缺乏远见卓识的“庸才”，是贪婪成性、争权夺利、好色无厌的“豺狼”。

由此可知，一个由“庸才”或“豺狼”领导的政治集团，即便一时强大，也难以长久维持。因此，我们可以说，尔朱氏集团的迅速失败，与其核心领导层——尔朱氏人物整体政治素质低下有着密切的关系。

尔朱氏集团的政治决策失误，尤其是基于错误判断所制定的施政方针，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作为该集团的创立者和核心人物，尔朱荣的最大失误莫过于在费穆等人的怂恿下发动了臭名昭著的“河阴之变”。

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尔朱荣的残暴本质，更让社会各界对其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与厌恶，从而使尔朱氏集团迅速失去了民心。

更为严重的是，“河阴之变”几乎屠戮殆尽了北魏朝廷中的士族精英，严重破坏了原有的官僚体系，致使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即便尔朱荣在事变后掌控了北魏朝政，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基础，其统治注定无法长久维持。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事件，有必要简要回顾“河阴之变”的始末。

武泰元年（528年）二月，孝明帝元诩被其母胡太后毒杀，胡太后随后立孝明帝堂侄、年仅三岁的元钊为帝。同年四月，尔朱荣以此为借口，率军南下。

四月十一日，尔朱荣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拥立元子攸为帝，即后来的孝庄帝。同一天，洛阳东北门的河桥守将向尔朱荣投降，胡太后被迫削发为尼。两天后的四月十三日，尔朱荣先派人将胡太后与元钊溺毙于黄河，随后以祭天为名，召集王公百官两千余人至河阴。

尔朱荣当众指责天下大乱及孝明帝遇害皆因朝臣贪婪残暴、不履行职责所致。一番斥责之后，他命令士兵对这些毫无防备的公卿百官展开屠杀，最终导致两千多人惨死。这便是历史上令人震惊的“河阴之变”。

洛阳自孝文帝迁都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已成为北方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然而，“河阴之变”这一突如其来的政治动荡彻底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昔日繁华热闹的景象被恐怖与凄凉取代。

尤其是北魏的官僚体系，在这场变故中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史书记载：

“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窜，无敢出者。直卫空虚，官守废旷。”

国家机器因此陷入全面瘫痪的状态。

“河阴之变”带来的深远影响显然超出了尔朱荣的预期。

为应对危机，他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例如向朝廷“谢罪”，并为遇难者追加封赏和官爵，试图借此恢复国家官僚体系的运转。

然而，这些举措收效甚微，仅吸引了一部分逃亡者回归，却远远不足以重建完整的国家机器。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尔朱荣只能大肆招揽官员，尝试构建一套全新的政权架构。

然而，由于尔朱氏集团自身固有的落后性与野蛮性，他们缺乏有效的治国方略，在选拔官员时也只能遵循任人唯亲的原则，完全无法按照既定的制度和标准进行。

最终，这个由尔朱氏家族及其亲信拼凑而成的新官僚体系，根本无法承担起治理北魏的重任。“河阴之变”之后，尔朱荣掌控下的北魏朝廷，吏治更加腐败，统治也愈发混乱，进一步加速了北魏王朝的衰落进程。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任何政治集团若过度依赖强权压迫与残暴手段，都难以实现长久稳定的统治。

尔朱氏在掌控北魏政权期间，始终未能调整其治理策略，坚持采用暴力镇压的方式，这引发了从北魏皇室到普通民众的广泛不满。

当时便有不少明智之士洞察到这一问题。例如，高欢起兵后，高隆之为其剖析局势时提到：

“尔朱氏暴虐无道，天意亡之已成定局。上天震怒，百姓怨愤，导致众叛亲离。即便掌握重兵，也难掩其强中之弱。”

到了531年的广阿之战前夕，高欢对战局仍心存疑虑，段韶则鼓励他说：“所谓人多势众，在于能否赢得民众效死之心；所谓力量强大，在于是否获得天下人心。尔朱氏狂妄狡诈，所作所为令人发指——破坏纲常、断绝根本。邙山血案中，那些无辜的士大夫何罪之有？他们滥杀君主、随意立储，短短十余日内屡次更迭，致使天下思乱，十室九空。”

魏收也曾评价道：“河阴之变后，无数士族惨遭屠戮，这是尔朱荣最大的失策，也是他最终招致覆灭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河阴之变”大肆屠杀朝中公卿，成为尔朱荣政治决策中的致命失误。尔朱氏集团的失败，究其根源在于失去了民心。正如古语所言，“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一真理亘古不变。

（四）从文化层面来看，尔朱氏集团在北魏末年的短暂崛起与迅速衰落，实则是胡汉文化冲突的集中体现。

尔朱氏集团的主要成员多为鲜卑胡人，即便其中部分是汉人，也早已被鲜卑化或彻底胡化。这使得该集团成为一个高度军事化的政治势力，其行为方式和治理理念深深植根于鲜卑文化的传统之中。因此，他们与以洛阳为中心的汉化集团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文化裂痕和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尔朱氏集团掌控北魏朝政后，其所推行的政策无一不延续了六镇反汉化的立场，而与孝文帝所倡导的汉化改革背道而驰。这种基于文化差异的对立，在尔朱荣进入洛阳之后愈发尖锐。

例如，尔朱荣天性酷爱狩猎，无论寒暑皆乐此不疲，甚至让百姓苦不堪言。

对此，元天穆曾试图劝谏：“应当适时调整政务、休养生息，顺应时节进行必要的田猎活动。何必在盛夏之时肆意驰骋，破坏天地间的和谐之气？”

然而，尔朱荣对此毫不在意，并回应道：“我听说朝廷中的文官太过宽松放纵，我还打算与你一起在嵩山附近打猎，邀请那些达官显贵亲自下场捕捉猛虎。倘若现在停止围猎，士兵们便会懈怠懒散，将来又如何能够征战沙场呢？”

这一对话鲜明地展现了尔朱荣对汉文化中“仁政”理念的漠视，以及他对鲜卑尚武传统的执着坚守。

尔朱荣酷爱打猎，无论寒暑，这正是他沿袭游牧射猎生活方式的体现。他对元天穆提到的“朝士宽纵”以及“让贪污的朝贵入围捕虎”等言论，实际上反映出他对汉化生活方式的排斥与敌视。

再比如，尔朱荣与吏部尚书李神俊、孝庄帝等人在选官问题上产生矛盾，城阳王元徽和侍中李或之间的争斗等，这些都不只是单纯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的权力争夺，而是蕴含着胡汉文化冲突的深层次原因。

尔朱氏集团的胡化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与洛阳汉化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作为该集团的最高领导人，尔朱荣在掌控朝政时，本应努力弥合两者间的分歧，但他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实施了一系列加剧对立的倒退措施，特别是发动“河阴之变”，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尔朱氏集团残暴凶恶的本质。

最终的结果是，胡汉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并直接导致尔朱氏集团走向灭亡。

从尔朱荣集团的覆灭中，高欢显然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在高欢举起义旗之后，他特别注重缓解胡汉之间的矛盾。起兵之初，他就与边镇的鲜卑将领约定：“你们家乡难以约束，难道没看到葛荣的例子吗？即便有百万之众，但没有纪律约束，最终也只会自取灭亡。如今如果以我为领袖，就必须与以往不同，不准欺负汉人，不准违反军令，生死由我掌控才行，否则只会沦为天下人的笑柄。”

高欢的意思很明确：若想让他成为领导者，就必须听从他的命令，不得欺压汉人，也不得触犯军纪。

掌权之后，高欢更是致力于调和胡汉冲突。他对鲜卑人说：“汉人是你们的奴仆，男人为你们耕种，女人为你们织布，缴纳粮食和布帛，让你们衣食无忧，你们为何还要欺压他们？”

而面对汉人时，他又换了一种说法：“鲜卑人是你们的客人，他们拿走你们的一斛粮食、一匹绢布，却为你们抵御外敌，让你们得以安宁，你们为何还要憎恨他们呢？”

由此可见，同样是掌握了六镇鲜卑的军事力量，尔朱荣最终未能成功，而高欢却借此成就了大业。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欢能够设法缓和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而尔朱荣却加剧了这种冲突。假如尔朱荣当初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个一度强盛的军事政治集团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

因此，胡汉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正是导致尔朱氏集团迅速衰败的深层原因。

如同流星划破夜空般，尔朱氏集团在北魏末年的政治舞台上虽只是昙花一现，却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印记。尽管尔朱氏最终走向灭亡，但其对时代政治的影响却并未随之消散。

从政治后果来看，尔朱氏集团的兴衰不仅为高欢集团的崛起铺平了道路，还因尔朱天光西征关中，间接促成了宇文泰势力的兴起。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实际上奠定了后来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东西对峙的政治格局。

将视野拉长至整个历史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尔朱氏集团从兴起到衰亡的过程，直接开创了南北分裂、东西对抗的局面。这种对立格局的形成，进一步延缓了中国重新统一的进程。可以说，高欢集团的崛起，正是在尔朱氏的土壤中孕育而生的。

高欢原本就是尔朱氏集团的重要成员，在追随尔朱氏四处征战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足以举起义旗的军事力量。而尔朱氏自身的决策失误，则为他进一步壮大实力提供了机会。

只要考察一下高欢集团的核心成员背景就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人曾是尔朱氏的旧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魏北周，宇文泰创业时所依赖的军事将领，最初也多是尔朱天光、贺拔允西征关中的军团将帅。根据《北齐书》和《周书》记载：

东魏北齐方面的将领包括：

窦泰、尉景、厍狄干、潘乐、段荣、斛律金、孙腾、司马子如、蔡俊、韩贤、刘贵、任敬延、张琼、斛律羌举、慕容绍宗、步大汗萨、牒舍乐、范舍乐、厍狄伏连、张纂、张亮、王紘、平鉴、万俟普、万俟洛、可朱浑元、破六韩孔雀、破六韩常、金祚、韦子粲、赫连子悦、綦连猛、元景安。

西魏北周方面的将领则有：

宇文导、寇洛、贺拔胜、贺拔允、贺拔岳、念贤、寇洛、李弼、李标、于谨、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梁御、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达奚武、侯莫陈顺、豆卢宁、宇文贵、杨忠、王雄、王盟、长孙俭、赫连达、韩果、常善、辛威、厍狄昌、田弘、梁椿、梁台、王勇、宇文虬、耿豪、高琳、窦炽、陆通、杨荐、王悦、赵善、元定、杨标、梁昕。

东魏北齐一方有33名将领，而西魏北周则多达46人，这或许还不是完整的统计结果。

这些将领最初皆隶属于尔朱氏集团，随后却分别成为东、西两方政权创立的中坚力量。

由此可知，无论是以高欢为代表的东方集团，还是以宇文泰为首的西方阵营，实际上都是尔朱氏集团在北魏末年政治活动中遗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遗产。

北魏覆灭之后，中国北方所呈现的东西对峙局面，实质上不过是尔朱氏集团内部矛盾与争斗的延续罢了。

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建立，实际上都与六镇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追溯根源，则离不开尔朱氏集团的兴衰历程。在尔朱荣掌控北魏朝政期间，该集团便已推行了一系列抵制汉化的政策，鲜卑化趋势的抬头早在尔朱荣在世时便已初现端倪。

因此可以说，正是尔朱氏集团的崛起，导致孝文帝所倡导的汉化改革进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转，使得汉化道路一度中断。

尽管尔朱氏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随之而来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政权中，胡族文化的痕迹却依然随处可见，深刻影响着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氛围。

关于北齐的鲜卑化与西胡化，陈寅恪先生提出这一现象的影响甚至延续至隋唐。以下通过几个例子进一步阐述陈先生的观点：

其一，胡语与胡俗的盛行。在东魏北齐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鲜卑语十分流行。由于六镇军人构成了东魏北齐军队的核心力量，鲜卑语自然成为军中主要交流工具。例如，高欢每次向三军发布命令时，常常使用鲜卑语。

再看《颜氏家训·教子篇》中的一个讽刺案例：一位自诩善于教育子女的北齐士大夫，让儿子学习鲜卑语和弹琵琶。一旦孩子稍有掌握，就以此技能侍奉公卿，从而获得宠爱。这位士大夫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鲜卑语在北齐社会广泛流行且备受推崇。无论是官僚贵族还是普通百姓，都有不少人熟悉鲜卑语。

除了鲜卑语，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也在当时较为普及。一些人因精通“四夷语”而受到青睐。例如，祖珽不仅懂得鲜卑语，还通晓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并借此免于罪罚。还有刘世清，“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他受北齐后主高纬之命，用突厥语翻译《涅槃经》送给突厥可汗。

相比之下，西魏北周对待汉文化的态度有所不同，虽有意推行汉化政策，但由于统治阶层和军队同样源于北方六镇，鲜卑语依然是日常交流的重要语言。据记载，周武帝宇文邕曾以鲜卑语对群臣进行训诫，这表明北周大臣中有不少人都懂鲜卑语。

此外，《续高僧传》提到，周武帝曾用鲜卑语询问众僧，当时僧人法藏站出来用鲜卑语作答，可见周武帝经常使用鲜卑语。另外，《隋书·经籍志》中记录了13种用鲜卑语书写的字书，其中《鲜卑号令》一卷的作者正是周武帝，由此推测北周军队内部同样普遍使用鲜卑语。

其二，重视胡人。胡语和胡俗的广泛流行，与胡人掌握权力、受到重用密不可分。北齐政权倾向于重用胡人，而对汉族士族则相对轻视。

例如，北齐文宣帝高洋曾向杜弼询问“治理国家应当任用何种人”，

杜弼回答说“鲜卑车马客，终究需要依靠中国人”。然而，高洋却认为这是在讽刺他。由此可见，在高洋心中，鲜卑人是“自己人”，而“中国人”（即汉人）则是外人。因此，北齐在用人方面更倾向于鲜卑人。

同样，北周也十分重视胡人或胡化的汉人。从之前列举的北齐、北周主要军事将领名单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都是胡人或胡化的汉人，这充分说明了胡人在北齐、北周政权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北齐后主高纬曾听信韩长鸾的建议，大肆屠杀崔季舒等“汉儿文官”，这一事件可被视为“河阴之变”的延续或翻版。

其三，恢复或赐予胡姓。在北齐和北周时期，出现了恢复或赐予胡姓的现象，尤其是在北周，为了强化府兵制，甚至掀起了多次恢复胡姓的高潮。这种做法与此前孝文帝推行的将胡姓改为汉姓的政策背道而驰，显然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种反动。

北魏末期的政治动荡，为尔朱氏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在特殊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下，一个以尔朱荣为核心的军事政治集团迅速形成。

尔朱氏集团凭借武力发迹并一度达到鼎盛，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掌控了北魏朝政。然而，其自身固有的落后性和野蛮性，导致他们在掌握政权后未能及时调整治理策略，依然坚持暴力镇压的方式，公然对抗汉化潮流。这种行为引发了从朝廷到民间、从各派势力到各个阶层的一致反感。随着尔朱荣被刺杀，这个曾经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迅速分崩离析。

尔朱氏由兴起到衰亡的原因复杂多样，而胡汉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则是深层次的因素。从文化角度来看，尔朱氏集团的失败是胡化与汉化势力对抗的结果，胡汉文化间的差异与矛盾最终导致了尔朱氏的覆灭。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尔朱氏集团的兴衰史，已随黄河奔流远去。但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能让我们更加睿智地面对未来。

尔朱氏集团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存在时间短暂，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从文化角度来看，这一集团引发的反汉化潮流，直接导致了自北魏孝文帝起推行的汉化改革进程被迫中断，前期取得的汉化成果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胡汉之间的矛盾与民族对立情绪因此有所加剧，并体现在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所执行的一系列反汉化政策，以及整个北方社会逐渐弥漫的胡化倾向之中。

从政治层面分析，由尔朱氏集团分化而出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两大军事势力，再度于北方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这种东西对抗的政治格局不仅削弱了北朝相对于南朝的军事优势，还使得当时的政治局势演变为北齐、北周与南方梁陈政权三足鼎立的态势。这一局面进一步延续了中国的分裂状态，延缓了国家重新统一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