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云撰文
前天晚上，老领导朱达明科长给我发来张行老科长去世的消息，我深感震惊。因为下午我还与在上海探亲的电影队战友李彬玢，开心聊过我与张行老科长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仿佛仍能看到他笑眯眯的问我：你好吗，小老乡？
我12岁上初中时，读《武陵山下》，就记住了作者“张行”。没想到，我19岁时，竟然与他同住一孔窑洞，朝夕相处两个多月。
1976年2月，我入伍到140师师直新兵营，新训结束后分到工兵营机械连。6月，调到师电影队。当时，耀县城边的师部大院办公楼正在修建，师机关还在城外山沟里的老营区办公。
耀县山区的窑洞
到电影队后，队长让我先兼任广播员，去老营区广播室。在山沟老营区里，我与师文化科朱达明科长住一孔窑洞，广播室也设在这孔窑洞。
到广播室后，张行来看我。朱科长告诉我，他就是《武陵山下》作家张行，还是我的科领导（时任师文化科副科长）。能与知名作家在一个科，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于是，我给家人、同学和好友们写信叙述此事，很骄傲的炫耀了一阵子。
张行个子不高，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总是笑眯眯的，见面就叫我“小廖，小老乡”，对我很亲切。但我心里对他却有些怯，因为他不仅是我仰慕的作家，还是我的直接领导。所以，最初我对他一直敬而远之，想亲近又躲避，话也不敢多说几句。
张行要创作，经常熬夜，政治部领导安排他单住一孔窑洞。我到广播室不久，朱科长夫人杨敏芝大姐从上海到耀县探亲，当时，政治部几个干部的家属都临时来队，部里实在没有办法调整住处，才让我搬到张行的窑洞，与他同住。
我把广播器材，从朱科长的窑洞搬到了张行的窑洞，老科长的宿舍，就成了广播室。每天早晨，我5:40分就得起床，先打开机器预热设备，6:00放起床号，然后放晨曲或队列歌曲，6:10分放出操号，6:30分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张行习惯熬夜写作，而且年纪与部首长同龄，可以不出早操。我注意控制广播扩音机和收音机音量，也尽量把操作动静做轻些，但他仍然会被惊醒，完全打乱了他晚睡晚起的“生物钟”。他不仅没有丝毫不悦，还幽默地说：“有小廖监督，我可以出早操锻炼身体了！”
张行老科长做事很认真，也很细心。每天晚上，他都要叮嘱我早点休息，不要误了第二天早上放起床号。有几次，我都已经入睡，他还把我叫醒，很认真的说，“小廖啊，你要早点睡啊”，我说“科长，我都睡着了，你又把我叫醒了”。老科长一听，吐着舌头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好心做了坏事，你赶紧睡赶紧睡！”
为此，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俄国有个猎人养了一头小熊，小熊对主人很忠诚。有一天，猎人睡午觉，小熊看见一只蚊子飞到主人脸上，便拍掌打蚊子，结果把主人打得头破血流。他笑着说，我叫醒你让你好好睡觉，就是犯了“熊的服务”错误，好心办了坏事。
张行是涪陵人，当时涪陵属四川管辖，我们是四川老乡。老科长给我说，他的老家在秀山，离酉阳很近，秀山和酉阳都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区。当年张行老科长给我讲老家情况时，我还特别从字典上查过酉阳的“酉”字。
张行老科长的性格脾气特别好，对人和颜悦色，说话和蔼可亲，脸上总是笑咪咪的，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更没见过他发火训人。听说我在入伍前就读过《武陵山下》，他很高兴，给我讲了不少湘西剿匪的往事。我简直不能相信，眼前这个谦和的小个子领导，17岁时就参加了惊心动魄的剿匪战斗，还当过侦察员、区长，经历了湘西剿匪的全过程。
他还给我讲了为小说画插图的杨胜荣科长（时任141师文化科长，画家）的故事。没想到不久，杨胜荣科长的女儿杨海燕，就到了电影队，成为我的同队战友。我印象最深的是，老科长讲剿匪故事时，把“剿”字发音为“巢”，这个习惯一直到他90岁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仍然把“剿匪”说成“巢匪”。
张行身高只有1.6米左右，但他戴的军帽却是大号。因为他的前额和后脑勺都凸出，呈椭圆形，只有一号65式军帽才能戴得上。他洗头时，请我帮忙淋水，他自嘲：“我的头发少，洗头省水，但脑壳大，戴帽子费布，扯平了。”
张行老科长比我父亲年长3岁，我视他为父辈，他待我如父爱，不仅关心我的生活和身体健康，还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我们一起散步时，他就给我讲一些为人处世的故事和体会。
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对我说：一个人事业有成，心态眼界很重要。一是心态要好，不计较得失，不纠结小事，心态平和事事顺心；二是眼界要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不要被身边小人和眼前困难困扰。只要心胸宽广，人就会保持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有精神支撑，事业才会有成。
他还特别用毛泽东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诗句举例说：“因为伟人站得高看得远，所以在他眼里，连绵不绝的五岭山脉，只是脚下的细浪，气势磅礴的乌蒙山峦，不过是小小的泥丸，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总是计较得失，纠结小事，心态和眼界被身边人和眼前事困扰，就如同把石头放在眼前，再小一粒石子，也会完全遮住你的视野，再小一个困难也如一座大山。”
也许，正因为张行老科长有这种处世之道，他的心态特别好。也许，这也是张行老科长的长寿秘诀，所以不仅有92岁的高寿，还有高品质的生命与生活质量。90岁接受媒体采访时，“张行爷爷”清晰的思维、流畅的叙述、准确的表达，让记者们感叹不已。
相夕相处的零距离接触，消除了我心里对张行老科长的怯生，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重，矮小的他，在我心中是高山仰止的敬仰。
我与张行同住了两个多月后，师宣传队的张建军接任广播员，我才离开了与张行同住的窑洞，住到了师大院礼堂宿舍。不久，张行老科长也搬到了师大院新营区。他经常下部队或外出采访创作，但只要回师机关，就要抽空来看望我。一次，他听师文化科岳齐干事说，见过我写的一篇读巴金作品《家》的读后感很不错，便专门到我宿舍看这篇日记。他看后大加赞扬，鼓励我继续努力，坚持写作。
遗憾的是，虽然我在部队和地方，都从事过大量文字工作，但几乎都是撰写领导讲话、工作总结、调查报告、研究论文等公文写作，浪费了一生中最好的文学帮助资源和机会，没有成为张行老科长鼓励的作家。
入伍一年多后，我父亲到西安出差，转道耀县来部队看我。张行老科长听说后，专门到师招待所看望我父亲。不知道他与我父聊了些啥，或是讲了我多少好话，把我父亲高兴的不得了。临走时特别叮嘱我：“你遇到这样好的领导，我真的很放心。张科长这个人太好了，你一定要好好听他的话！”多年以后，我转业回故乡工作，父亲还念念不忘张行老科长，经常向我打听他的情况。
不久，我提干离开师部到了炮团，又去上海学习半年多，然后又到华县军区干校参加文化教员培训，没见过老科长。一年多后，我调回师宣传科时，他已离开师部。1980年我调军里后，他从军区下部队住军招待所，我和妻子去看望了他，他又专门到军政治部看望我和妻子。在老山前线期间，因为执行任务没有见到老科长。从此以后，我们再没见面，失去了联系。
张行向凤凰县图书馆捐赠散文集《塞上行》
前几年，陆续有140师后代去长沙看望老科长，都说他身体好，精神也好，还给去看望他的140师后代赠送他写的书法作品。应师电影队战友吴建生兄之约，我计划近两年与电影队战友同行，去长沙、上海、日照看望张行老科长等老领导，没想到老科长竟然驾鹤西去！没能与在世的张行老科长相见，成为我的终身遗憾，不胜悲痛！
昨天，张林兄给我发来他与傅乐平兄《感念恩师张行》一文。读后感慨万千，回忆往事，张行老科长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不胜感激，特别感动！我随即将此文转发电影队战友和几位认识张行老科长的首长。与我一样，大家都深感突然和悲痛，纷纷给我回复怀念老科长。为表达我们共同的深切怀念之情，我将原文收录如下。
杨海燕最先回复：“廖哥好！我昨天还回家了，不知道此事！我跟张行叔叔没有什么交集，只记得他总是笑盈盈地和蔼可亲，他退休回长沙也不常出门，一般是碰不到他的。”
杨海燕的父亲杨胜荣，为《武陵山下》创作了插图，与张行是好友，后来两人又都调到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组共事，一个是专业画家，一个是专业作家，退休后，都住长沙。杨海燕所言“没什么交集”，是说父亲去世后，她与张行老科长见面和来往少了。但她退休后也住在长沙，也时不时聊起老科长一些情况。这次她都不知道老科长去世，可见老科长走得确实突然。
接替我广播员工作的张建军战友，回忆了他与老科长的一段往事：“忽闻噩耗闻，心情复杂。其一、前些年，我在网络还是什么媒体上，看到过类似“张行老师研究学会”的组织，专门研究和收藏张行老师的书信手稿，我还以为张行老师不知哪年已经走了呢。二、曾记得跟张行老师有短暂的接触，对其和蔼可亲毫无首长及知名作家架子的老者印象深刻。现在得知老首长仙逝的消息仍感惊讶和悲伤。”
“我与老首长接触的时间短，我去电影队时，老首长已不常在家，受托替他保管了一个箱子，记得箱内有一双他穿旧的皮鞋，长期不穿有些破损，我就抽空给打上了鞋油，重新擦亮……他从外地回来（他说是领工资）要住上个把月。因此而多次说些感谢的话，还说那箱子已是不要的了，如果觉得有用就送给我了……在此期间，多次让我陪他散步，找我聊天。他很善谈，给我讲了许多写作方面的知识，我从内心已把他当成老师而不是上级了。记得最深刻的是他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态度，用他的话说，伟人也是人，也会有七情六欲，不能神化，要实事求是。”
李映平回忆：“我们在电影队时老科长还在科里。我们呆的时间短，印象不是特别深。印象中挺可爱的，一个人个子不高，看着挺可爱，说话和气，声音比较慢。”当年不满15岁的小姑娘，如今已是年过花甲的奶奶。用了两个“挺可爱”形容老科长，可见张行在我们小兵们心中的形象有多亲切！
崇明岛上的吴建生回忆：“接触机会不多，总觉得他平易近人，热情没架子，是个好领导，值得尊敬。”
但他忘了一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有一次，张行到大礼堂，吴建生笑着说他也想写一篇小说或写部电影剧本，写新四军的。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江苏，在崇明岛上都进行过抗日斗争。当时，吴建生笑嘻嘻的，我觉得他是在说笑。但张行老科长听后却特别认真，说好呀好呀，你可以写，但是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采访曾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乡亲们，收集新四军的故事，还有新四军穿啥衣服，啥式样啥颜色啥衣料？吃什么用什么？用什么武器等等，所有的故事细节、生活细节等，都要了解，越详细越好。这个经历我之所以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老科长很认真的回答，让我知道作家不只是会编故事，更重要的是生活积累。
时任宣传队舞蹈演员，后任418团电影组长的李伦回忆：“得知张行老科长辞世，心情非常难过。我与他大概是见过一二次面的，但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了，或许是在师部大院，或许是在别的地方。
“我那时在师宣传队，有人告诉我那个小个子干部叫张行，曾经是文化科的副科长，是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叫《武陵山下》，是你的重庆老乡。一听是作家，又是曾经在文化科当过副科长，而且还是重庆老乡，心里就激动得很。他个子虽然矮小，却顿时在我心里高大起来，第一次感到作家离自己这么近，那时候对作家非常地崇拜。但遗憾的是我那时候见了干部心里胆怯，更不敢去与一个部队有名的作家认识说话，遗憾地失去了一次获得他文学帮助的机会。
“后来，我不知是买了一本《武陵山下》，还是在图书馆借了这本书，仔细地读过，感到语言朴实，人物形象鲜明，故事很吸引人，受到很多教益。没想到三年后我调到了文化科工作当干事，这时听说他已去军区了。多年后在一个古玩摊上，偶然见到《武陵山下》这本书，很是惊喜。摊主要卖二百多块钱。我说太贵了，这本书是我的副科长写的，能不能便宜点。摊主不让。我就没买。转了一圈，还是下决心要买，这样的书太稀缺了。于是回头去买，结果别人已经买走了。心里难过了好几天。这些大概就是我对张行老科长有关的记忆。他矮小的个子有点像军政治部的苟委员，都是重庆参军的那一批学生兵。虽然只见了一二面，连话都没有说，但留下了很深印象，一辈子都忘不了。如今得知他去世，心里十分悲伤。认识的、熟悉的、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为他们感到难过，也为自己感到孤独。愿张行老科长一路走好，天堂也有文学的花园……”
李伦走了与张行老科长一样的文学创作之路，在部队创作了许多军旅生活作品，转业后写作了多部金融题材小说，成为知名作家。
我们在电影队时的老队长胡宗竹回忆：“惊悉张行老科长仙逝，很悲痛！张行好像是从军政治部来师政治部宣传科任职的。在我的记忆里，他个子不高，微胖，有点谢顶。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脸上总挂着灿烂的笑容，言谈举止透着文化人的儒雅气质。无论是与部属还是与电影队的一帮小伙子相处都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兄长。
“当听说张行科长是老革命，参加过湘西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尤其是他还随身带着没有写完的以湘西剿匪为题材的小说稿子赴朝作战，我肃然起敬，对他甚是崇拜。
“从沟里营房搬到师部大院后，记得有一次张行科长和夫人特地为电影队的战士们做了一锅花生馅的糯米汤圆，张科长亲自到俱乐部请电影队的小伙子们去品尝。当我们在张科长家里落座之后，张科长夫妇俩一一给我们盛上。我们吃着又香又甜的汤圆，感觉到了浓浓的家的温暖。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
“我们的好战友、好领导、好兄长张行科长驾鹤西去，愿他安息！”
时任418团电影组长的陈康回忆：“张副科长是当时科里几个副科长之一，人缘特别好，很谦虚，性格开朗，善解人意。他和杨晓群的妈都是49年从重庆入的学生兵。那批老同志基本上都走了。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至少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向老首长致哀！”
刘学理将军回复：“我在军宣传处工作时，就熟知张行作家，后来在长沙见过面吃过饭，但对他的军旅生涯并不是很了解，更没有想到他当过师宣传科长、团政委，当过主官带过兵，你的信息给我补了一课。他才华横溢，为人谦逊，功成名就，一生辉煌，给人们留下的是不朽的著作。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刘培庚将军回复：“”张行老领导是位德艺双馨的作家，是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作家，也是为祖国和军队做出突出贡献的军旅作家。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老科长朱达明听说我要写点文字追忆张行老科长，立即发微信：“追思张行老以寄哀思。廖云好样的！”
老队长胡宗竹也鼓励：“”您写老科长张行的故事非常好，给您点赞！通过读您的文章，会让战友们更加缅怀我们的好领导张行同志。”
受到老科长和老队长鼓励，更被战友们追忆老科长的深情感动，于是匆匆写下这些也许很琐碎平凡小事的文字，既表达我们的哀思，也是为离我们而去的好科长送行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