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年是一年中最令人期待的时刻，那浓浓的年俗年味，至今仍萦绕在心头，成为我生命中最温暖的回忆。

在故乡，大年三十，是过年真正的开始，也是过年最重要的日子。上庙敬神、敬祖宗和贴春联，则是我幼时过年最淳厚的年味。

大年三十的上午，照例是去上庙敬神。大约在我八岁之前，母亲会带我一起去。从我上小学开始，她便吩咐我独自去了。我用小背篓背着一个或半个煮熟的猪头，前往天宝寨去烧香敬神。

敬神的地点是在天宝寨山腰，临近公路边的岩壁处。那里挖了几个神龛，里面供奉着几个泥塑的菩萨。早些年，邻村的贺孃宣称发现了这个菩萨显灵的地点，从此这里便成为邻近几个村庄信众们顶礼膜拜的地方。

贺孃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她不仅替人求神问佛，还帮人看病。既给人开草药，也会针对特殊病症指导一些特殊的法子，据说治好了不少人。

在我的身上，她的法子曾有过应验。我幼时有吮吸手指的习惯，到五六岁时都改不掉，把右手大拇指吃得明显小了许多，挨打受骂都无法戒掉。母亲为此忧心忡忡，便去找贺孃寻求帮助。

贺孃让我家在大年三十那天向邻里讨一片肉，凑够 10 片给我吃，毛病自然就会好的。这 10 片肉在我们自家院子里就轻松找够了。那一个大年三十的中午，我吃下了这十片肉。神奇的是，自那以后，我果真不再吃手指了。

过了几年，敬神的地点移到了天宝寨山顶，一座简陋的小庙在那里搭建起来。每到春节和观音菩萨生日等重要日子，山上总是热闹非凡，香客云集，香雾缭绕。

随我年龄渐长，便不大愿意去爬天宝寨敬神了。后来，寺庙又搬到了山的另一面，从山腰马路往上，层层叠叠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庙宇，如今已成为市内名寺。

母亲说，贺孃作为天宝寺的创建者，年逾八十了，还在庙里管事。

我从庙里回来时，便到了吃年饭的时间。堂屋的八仙桌上，摆满了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美味佳肴，八份碗筷整齐摆放，酒杯里斟满了酒。

父亲带着全家庄重地敬拜逝去的先人。在这之前，若有孩子忍不住动了菜品，手背上定然会重重地挨上一筷子。

祖宗飨祭罢，就是孩子们大快朵颐的时候了。那时物资还极度匮乏，农民则更为穷困，大年三十的飨祭，无疑是孩子们最为期待的一刻。

下午的重头戏当属贴春联。贴春联是老爸的事，我帮助刷刷浆糊，递递春联。春联当然早就准备好了，是院子里的江老师写的。

江老师是地主家的大儿子，在这个两千来人的村子里，他家曾拥有一半的土地。另一半是他丈人万家的，而且丈人的家业更为庞大，临近几个村都是他家的产业。

解放后，万家受到的冲击较大，在我的记忆深处，仍保留着万家小脚老太戴纸糊高帽被批斗和游街的场景。江老师一家两兄弟，则安然无恙。

江老师在镇二小教书，也是我父亲的小学老师。据说他的右臂曾折断后植入过一根狗骨头，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写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这在十里八乡都非常有名。

寒假开始到小年，大概是江老师最忙碌的日子。不仅本院子里人家的春联都由他书写，村里以及邻近各村的人也会带着红纸来求他，用络绎不绝来形容也不为过。

后来江老师年岁大了，去了成都他大女儿家养老，便没人代写春联了。我爸写了几年，再后来就让我写。然而我写的毛笔字，怎么看都觉得别扭，恨不得元宵一过就把它们扒下来。

那时候的我们没有电视可看，也没有守岁的习惯，晚饭后就早早地就睡下了。大年初一得早起，醒得早的话看，可以看爸爸放鞭炮，捡哑炮玩。

如今，岁月流转，我已多年不回乡里了，那些曾经熟悉的年俗或许在形式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但那份深深的情感和对新年的美好期待，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小时候的年，是纯粹的欢乐，是亲情的凝聚，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憧憬。每一次回忆，都仿佛能再次闻到那熟悉的烟火味，感受到那份浓浓的年味，温暖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