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胡子啊，你可晓得《隆中对》里埋着个致命破绽？”1945年延安窑洞里飘着旱烟味，毛泽东将手中的《三国演义》翻得哗哗作响。正在擦拭手枪的贺龙抬起头，看着这位总把三国当兵书读的湖南同乡，笑道： “莫非您又琢磨出什么新道道？”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恰是理解后世对诸葛亮评价的钥匙。

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时年仅五十四岁。这位 “两朝开济老臣心”的丞相至死都在践行 “汉贼不两立”的誓言，却终究没能完成兴复汉室的宏愿。毛主席在七大会议期间曾与将帅们反复探讨这段历史，提出三个关键论断。这些评述不仅穿透了千年的历史迷雾，更暗合现代军事科学的底层逻辑。

战略布局的致命裂痕，在诸葛亮初出茅庐时便已埋下。《隆中对》主张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表面看是南北钳形攻势的妙棋，实则暗藏地理陷阱。蜀道天险固然能阻隔外敌，却也使成都与荆州两大战区难以呼应。1945年毛主席与贺龙讨论这段历史时，用茶碗比划着地形： “你看这川鄂两省，就像两个卡在石头缝里的拳头，怎么打得开？”这种兵力分散的困境，与解放战争中 “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原则形成鲜明对比。粟裕在孟良崮围歼张灵甫时，正是通过灵活调配形成局部优势，这恰是诸葛亮五次北伐时始终未能实现的战略机动。

用人失当的教训更为沉痛。关羽镇守荆州时，曾对东吴使臣甩出 “虎女岂嫁犬子”的狂言，这种外交失仪暴露了蜀汉高层对战略平衡的漠视。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夜谈时曾戏言： “关云长要是能活到七大，恐怕连代表资格都选不上。”赵云虽被后世赞为完人，但细究《三国志》可知，这位常胜将军从未获得过方面军指挥权。当马谡在街亭临阵摆弄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教条时，千里之外的诸葛亮或许该反思：培养嫡系与量才而用，终究是两码事。

更隐蔽的危机来自后勤体系。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的传说流传甚广，但实际粮草供应始终制约着蜀军行动。据《华阳国志》记载，建兴九年那场因大雨耽搁的粮运，直接导致第四次北伐功败垂成。对比解放战争中数百万民工推着小车支前的壮举，蜀汉政权显然未能将战争潜力转化为持续动能。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曾感慨： “诸葛武侯若有共军的动员能力，长安早入蜀汉版图。”这话虽带酸意，却道出了战争本质是综合国力较量的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对诸葛亮的批判始终带着历史同情的温度。七大代表们记得他说过： “武侯吃亏在没有唯物辩证法嘛！”这种评价既点出蜀汉困局的症结，又暗含对历史局限性的理解。当蒋介石死守 “嫡系优先”的用人原则时，共产党正破格提拔粟裕、刘伯承等将领——历史总在微妙处照见兴衰密码。

成都武侯祠的香火缭绕了十七个世纪，那些争论诸葛亮得失的声音从未停歇。或许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言： “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位千古贤相留给后世的，不仅是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怆，更是一面照见治军理政得失的明镜。当我们在历史长卷中追寻答案时，毛主席那句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恰似穿透迷雾的灯塔，照亮了古今战争艺术的共通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