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市报119:组织企业扭亏系列思考,宣传部长赞其效果甚佳(1)

花木花木 2024-08-29 01:56:11

大概在1993年4月,市委召开全市宣传工作会议,宣传部部长张广琦在讲话时,表扬了我们部组织的“论如何建设经济强市”和“企业扭亏的思考”两组评论,称“效果甚佳”。我听了美滋滋的。

“论如何建设经济强市”是张主任撰写的,一共10篇,基本上把他当工交部主任后,对如何搞好保定市经济的思考,都写了进去,全面而又深刻。

“企业扭亏的思考”则是我组织的,规划了6稿,第一稿说宏观情况,最后一篇是总括,提出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第一篇请张主任写的,他熟悉全市情况。署名时他带上了参加工作不久的宇记者。第二篇讲外部环境的因素,由钢记者写。第三篇讲职工的因素,由克记者写。第四篇讲厂长的因素,由儒副主任写。第五篇讲“官本位”因素,由白记者写。最后一篇由我写。

第一篇刊登于1993年3月19日《保定市报》,从1993年3月22日开始,是每天一篇。稿件见报后反响很大。现在的人可能已难以理解,怎么国企、集体企业会亏损呢?可当时上上下下都为这个事发愁,都把解决这个问题当战役打,1992年打不赢,1993年接着打。我们的这组稿件就是在这种背景出台的,自然引起关注。

我们在评论中提出了一些应对各种情况的措施,实事求是地说,这些问题根本不是我们的评论能解决的,大多数企业走了我指出的最后一条路——解散或破产。不妨让我们看看,当年我们为救活这些企业,所费的心思吧。

难医的顽症

——企业扭亏的思考之一

平托 宇青

有人把企业亏损视为经济发展中的一大毒瘤,如不尽快切除,势必给全局性的经济运行带来严重恶果。此话乍听起来有些吓人,但绝非危言耸听。

1991年,我市预算内工业亏损面近60%(含清苑、满城),当年亏损总额达6600多万元,占我市当年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企业亏损,严重地困扰着我市经济的发展。为此,市委、市政府在1992年,把企业扭亏作为振兴我市经济的“三个战役”之一。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奋斗,到1992年底我市企业扭亏大见成效,企业亏损面下降了50%,当年企业亏损总额减少60%,无论亏损户数还是亏损额的减少,都是历年来少有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些扭亏的企业,其基础依然很脆弱,同时仍有很多企业的效益还不够理想。扭亏增盈,对全市各级领导、广大职工来说,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我市亏损企业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市属预算内工业企业。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92年底,全市尚有亏损企业24户,占这类企业总数的28%。当年亏损额2600多万元;全市累计亏损额(挂帐亏损)近1.5亿元,占1992年我市财政总支出的近50%。其中清苑县10家企业中,6家亏损,3家关停,只有一家企业盈利。这一家企业就是得天独厚的电业局。二是市级集体企业和预算外工业企业。1992年有16户亏损,占企业总户数的20%,当年亏损764万元。有些企业早已资不抵债,如无线电十三厂,全厂仅有固定资产2万元(净值),而外债内债却达100多万元。三是关停企业和潜亏企业。目前我市有关停企业6户。至于潜亏企业有多少?亏损额有多大?是个很复杂、又很难弄清的问题。但我们知道,截止1992年底,我市尚有潜亏2900多万元。如加上政策性亏损,这一部分也绝非小数目。

1993年,市委、市政府继续把扭亏做为全市经济的一桩大事抓。决定今年全市预算内工业企业的经营性亏损,再减少30%;全市积累的历史亏损,要在1995年基本消化完。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能否实现我市扭亏的总体目标,目前在亏损企业的经营者中,认识并不一致。就多数厂长而言,已认识到企业亏损不仅对本企业、而且对全市经济的发展危害极大,决心卧薪尝胆,背水一战,拼死拼活也要扭亏,但也有不少厂长及职工缺乏信心,一愁莫展。他们认为企业亏损多年,已病入膏肓,如国家不给以大量救济,生存很难。玻璃总厂连续4年亏损600多万元。目前银行贷款1700多万元,外债200多万元;欠税款、利息200多万元;内欠职工工资等近百万元。从1992年9月全厂停产放假至今,因无钱购买原材料,复工无望,厂长的情绪十分悲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少数亏损企业的领导,对亏损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缺乏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他们说:反正企业是国家的,国家不管我有啥法子?甚至说什么,全国亏损企业这么多,我亏点算什么?所以,他们把扭亏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得过且过,时至今日仍拿不出象样的措施。

纵观我市的亏损企业,确实问题不少,目前的关键是如何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企业亏损这一顽症。

怎样看环境

——企业扭亏的思考之二

宋钢

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亏损,是人们探讨了多年的课题。从调查情况看,多数厂长首先谈到的是企业的经营环境,而后才是自身经营中的问题。

他们认为,企业一直在身背包袱,脚戴锁链的窘境中“跳舞”,出现亏损有其客观原因。

一是包狱过大。亏损企业多为老企业,这些企业中退休工人在职工总数中的比例,少则百分之二三十,多则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企业微利经营的情况下,一有风吹草动,就难免亏损。

二是挖得太狠。不少企业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但由于上面竭泽而渔、鞭打快牛,企业没能在这一时期完成设备更新等任务,以致“辉煌”逝去,徒叹设备老化。

三是管理得过死。不少亏损企业厂长谈到,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兴起后,采用“回扣”、“送礼”等手段,与他们竞争,而他们由于条条框框过多,难以参与竞争,以致大吃其亏。

企业提出的这些问题,毋庸置疑,都是客观存在的,也确实是造成企业效益下降的原因之一。

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些不利因素只是企业亏损的可能条件,而不是必然条件,因为在相同的经营环境中,条件类似的企业并不是全部都亏损,有的甚至还得到了很大发展。具体到某一亏损企业,在上述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通过采取一系列扭亏措施而使企业起死回生的例子也不少见。

市三塑料厂退休工人与在岗职工人数相等,可他们通过抓产品,抓销售,照样年年盈利。保定织毯厂在岗职工120名,退休职工50多名,连续亏损多年后停产,可新领导班子上任后,苦干一年就扭转颓势,在退休职工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当年盈利6万元。

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也确实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因素,如不彻底解决,势必增加出现新的亏损企业的可能性。但是,这个问题主要反映在盈利企业上,而对于已经亏损的企业来说,不但要减免,甚至还要提供帮助,不应当再将它作为障碍扭亏的因素。

至于管理过死的问题,目前,正在通过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以解决,《条例》规定的十四项权利正在逐条加以落实,如果确实是为了企业发展,而不是要借机谋私,在经营中采取一些灵活手段,已不算什么问题。当然,国家也正在想办法规范企业行为,以保证企业间竞争的公平性,因此,这个因素也不应当再成为企业扭亏的障碍。

企业要想扭亏,关键是要正确对待这些不利因素,如果无法摆脱其重压,丧失信心和勇气,就会在扭亏战役中一筹莫展,而坐失发展的最后机会。如果把这种压力化作全厂上下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动力,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企业就又有了走向新生的希望。

在调查中,一些企业的厂长,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没有背这些包袱,而与他们同在市场上竞争,颇为不平,其实,这种看法也有片面性,因为国有企业、多数市级集体企业也有着设备条件好、技术力量强、职工素质高、企业规模大等优势。以己之短比人之长,并不是科学的比较方法。

随着《条例》的落实,所有企业都将姓“企”,适用的政策也会逐步趋同,大家终将同处一个相同的经营环境,因此,亏损企业必须着重从自身找原因,自己想办法,如果一味怨天尤人,将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活下去。

流失的积极性

企业扭亏的思考之三

克玉

职工没有积极性,是当前许多亏损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些职工不安心工作,有技术专长的纷纷调走,走不了的去搞第二职业,工人干活出工不出力,劳动效率低;吃劳保泡病号的几请不回……

在这些企业里,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就像沙漠中的水,在无声无息地流失。这对于境况本就不妙的亏损企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有的企业只好看着生产任务一天天拖延下去,早已订好的供货合同不能按时交货,管理者干着急却无计可施。

在我们国家里,职工被称为企业的“主人”,可这些“主人”们为什么不关心自己的事,不愿干自己的活?

我们知道,企业的生产是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的结合,其中劳动者的积极性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积极性的产生,仅靠喊几句空洞的口号和精神激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

如今,广大职工的政治权利得到了肯定与尊重;但在利益分配机制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具体表现在职工与职工之间、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上。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要有效率,就必须使报酬有差别,而收入均等化则难以使社会保持高效率,他们把这一矛盾称为平等与效率的交替。

多年来,我们始终在这二者间做着两难选择。在我们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度里,“铁饭碗”打而不碎,“大锅饭”名臭实香。于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心理平衡,我们牺牲了效率。

在劳动只是一种谋生手段的现阶段,当劳动者经历了当家作主的喜悦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并不是每个劳动者都像“主人”那样努力工作,可他们领取的报酬却是相同的,于是他们的劳动热情减弱了。

另一方面,职工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也不很明确;换句话说,就是企业的兴衰与职工的切身利益没有紧紧地捆在一起。国有企业(包括大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名义上是企业的主人,实际上不过是国家的雇员。在这种情况下,职工对企业的关心程度,往往限于能否按时发工资和能否多发些奖金。在有些职工看来企业办好了,我多拿点奖金;企业搞亏了,也要保证我月月开工资;若企业实在不行了,发不出工资,我还可以走,到别的企业去当“主人”。若问起来,他们会说,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当然也有感情,但这又不是我家的企业,为什么非要在这棵树上“吊”死?

像这种“吃”企业、“喝”企业,却又不关心企业的“主人”现在并不鲜见。是多年的大锅饭体制养成了这些“主人”特殊的“优越感”和“等、靠、要”的生活习惯。显然,只有通过利益激励机制,让劳动者之间有较充分的竞争,使能力不同的职工在不同的岗位上领取不同的报酬;同时把企业推向市场,政府“断奶”,才能让职工与企业尽情“拥抱”,把每个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

有位企业家认为,国营大中型企业之所以缺乏活力,“懒散的职工+软弱的管理”是重要原因。实际上,应该说只有懒散的管理者,而没有懒散的职工。因此也有人认为,职工积极性流失的另一个原因是管理不力。现代企业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它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掌握一定的现代化管理知识,并将其运用于生产之中。更重要的是,一个聪明的企业家,知道如何使企业利益与职工利益挂起钩来,从而调动起职工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除稿件照片,其余照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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