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古人为何如此执着于产量相对低下的农业，而抑制看似利润丰厚的商业发展？
那些穿越历史类网络小说中，男主穿越古代后往往鼓励商业，贬斥重农抑商，这似乎也反映了大众对这一政策的普遍误解。
士农工商排序背后在古代的社会阶层划分中，士农工商，商为何位居末位？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经济逻辑。农业，作为生产粮食的产业，为人类生存提供最基础的物质保障；工业，在古代主要表现为手工业，能够制造出各类生产生活物品，二者均有实体产出。
而商业，其本质是低买高卖，通过商品流通环节获取差价利润，在这一过程中，并未创造新的实物价值，它更像是经济运行中的润滑剂，并非创造价值的实业。
以粮食贸易为例，商人从产粮地低价收购粮食，运输至缺粮地区高价卖出，粮食总量并未增加，商人只是利用地区间的供需差异获利。这种特性决定了商业在古代经济结构中的从属地位。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迈出了理解重农抑商政策的第一步。商业虽能促进经济流通，但无法像农业和工业那样，直接满足人们对物质的基本需求。
对比现代社会，商业的角色发生了巨大转变。如今，商业不仅是商品流通的渠道，更成为创新的驱动力。
电商平台的兴起，让全球商品得以快速流通，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就业机会。商业创新如共享经济、直播带货等，创造了全新的价值增长点，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在古代有限的生产力条件下，商业的这种潜在价值难以充分发挥，无法改变其从属于农业和工业的地位。
生存危机：粮食安全高于一切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严重依赖自然条件。即便在重农抑商政策引导下，9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粮食供应也并非总是充足。
一旦遭遇天灾，粮食歉收，饥荒便会随之而来，饿殍遍野的景象屡见不鲜。在这样严峻的生存压力下，有限的人力成为决定粮食产量的关键因素。
如果将大量人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到商业领域，无疑是舍本逐末。想象一下，人们手中即便拥有大量金钱，却因市场上粮食短缺，无法购买到足够食物果腹，金钱也将失去价值。
因此，从生存角度出发，保障农业生产，确保粮食安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这也是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重要原因。
反观现代，随着农业科技的飞速发展，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以袁隆平团队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例，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解决了无数人的温饱问题。
如今，我国建立了完善的粮食储备体系，即便遭遇局部自然灾害，也能通过调配储备粮保障粮食供应稳定。此外，现代物流体系的发达，使得粮食能够迅速从产区运往全国各地，进一步增强了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
但在古代，这些保障粮食安全的手段都不存在，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使得重农抑商成为保障生存的无奈之举。
地缘困境：农业自给自足的必然选择古代中国的地缘环境与欧洲有着显著差异。欧洲小国林立，当某个国家遭遇粮食危机时，可通过与邻国贸易进口粮食，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通过战争掠夺获取粮食资源。
然而，古代中国周边国家多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自身粮食供应尚显紧张，难以对中国提供大规模援助。
北宋地图
此外，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巨大的粮食需求。从历史数据来看，商朝人口大约在700-800万，到唐朝天宝年间达到惊人的9000万，宋朝时期全国人口更是突破一亿。
为了鼓励百姓从事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历代王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引导资源向农业倾斜。确保农业的主导地位，避免工商业过度发展冲击农业根基，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然选择。
政策影响的多面性：工商业革命的前提重农抑商政策在古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它保障了粮食供应，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从长远发展角度审视，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速度。
然而，历史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工商业革命往往以农业革命为前提。例如，宋代商业发达，其背后是北宋时期引进占城稻，极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使得一部分劳动力得以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投身工商业领域。
近代西方工业革命同样如此，英国在经历三次农业革命，通过机械化、轮作、良种培育等方式大幅提高农业产量后，才具备了开展工业革命的物质基础。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上世纪80年代经济腾飞，与大规模引进化肥提升农业产量也有着密切联系。
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期存在，恰似一把双刃剑，既托举起中国古代文明的繁荣，也埋下近代转型的伏笔。在全球视野下，与同时期欧洲城邦的商业文明对照，这种差异折射出东西方不同的文明演进路径。
当代乡村振兴战略与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政策，本质上仍是对粮食安全的持续重视，只是以更科学的方式实现了农与商的平衡，不再需要重一个抑一个了。
素材源自@陈舞雩（y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