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声华看完报告后，心里直犯嘀咕：谈龙如？不就是那个在电视上露过脸的“上海杰出商人”吗？他跟那个女司机失踪的事有啥关系？
谈龙如45岁时，从上海长征农场的一名普通员工做起，凭借勤奋努力和出色的社交能力，逐步晋升为农场党委书记。1978年，年仅30岁的他被调任为农场局党委书记，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政治新秀。1979年，他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全国知青代表大会，并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还受邀参加了政治局召开的座谈会，参与了《告全国知青书》的起草工作。此后，他当选为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共青团第七届团市委委员。
1988年，谈龙如出任上海市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一职；两年后，他转任上海中国旅行社，同时担任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职位进一步提升，声望也随之高涨。
针对这起复杂案件的关键嫌疑人，张声华迅速组织了一次专项会议。他召集了谷在坤、袁友根、刘道明、徐长华和吴延安等"刑警803"部门的资深侦查员。会上，张声华首先传达了局长亲自批示的案件报告，随后鼓励与会人员积极发表个人见解和破案思路。
徐长华分析道：“我个人推测，王康娥的失踪极有可能是自我了断。大家思考一下，她作为一个单身女性，与一个有家室的男人保持多年不清不楚的关系，却始终看不到任何未来，这种情况下，她的自尊会受到多大伤害？假设王康娥性格内向且用情至深，面对这种毫无指望的情感纠葛，她很可能因为被感情欺骗而选择轻生。”
刘道明提出另一种假设：谈龙如和王康娥之间可能存在真实感情，双方都有意继续发展这段关系。然而，外界压力可能迫使他们不得不暂时分开。比如，谈龙如的妻子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后，可能会大闹一场，甚至要找王康娥讨说法。在这种情况下，谈龙如可能选择让王康娥暂时躲起来，等到风波平息后再做打算，这也就解释了王康娥突然消失的原因。
吴延安等人对此表示怀疑：谈龙如作为上海滩的名人，仅仅因为一段婚外情就杀害情人，这样的行为对他而言显然是弊大于利。
袁友根立刻发表意见："我建议重点调查死亡原因，我认为王康娥被谋杀的几率最高。"他强调了这一观点，主张将调查重心放在凶杀的可能性上。袁友根坚信，与其他可能性相比，王康娥遭遇他杀是最为可信的推断。
根据调查结果，谈龙如在1988年担任上海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期间，王康娥一直担任他的专职司机。这一工作关系持续到1990年谈龙如调任中国旅行社总经理为止。此后，调查显示两人之间再无明显交集或联系。
认识谈龙如的人都认为，他在工作中表现出色，个人品行端正。王康娥担任他的司机时，也未发现他与她之间存在任何不当行为。
根据王康娥好友的陈述，谈龙如的形象与外界所知大不相同。自1988年与王康娥相识以来，两人始终保持着亲密联系。王康娥曾因这段关系两次怀孕并选择终止妊娠。由于王康娥单身且社交圈较小，她常向这位好友倾诉与谈龙如之间的种种，包括最近谈龙如主动邀约外出的事宜。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她还向调查人员提交了一段录音，内容是王康娥怀孕期间在车里与谈龙如讨论此事的对话。经过技术部门的鉴定，确认录音内容属实。
在案件分析过程中，侦查人员对王康娥失踪案的性质存在严重分歧。关于是否将谈龙如与案件关联的争议尤为激烈，会议持续数小时仍无定论。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张声华果断表明立场："从现有证据看，王康娥的失踪极可能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而谈龙如就是首要嫌疑人。虽然部分同事认为谈龙如平时表现优异，工作成绩突出，这些正面评价反而加深了我对他的怀疑。"
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谈龙如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没有自信，又怎么会过分在意他人的评价？正是因为他深信自己才华出众、成就非凡、前途无量，所以才会刻意修饰自己的形象，竭力展现出一副正直高尚的模样。当他和王康娥的婚外情有可能被揭发，进而危及他的政治生涯时，视官职如生命的谈龙如自然会不择手段地消除王康娥这个潜在的威胁，甚至可能采取极端手段来确保自己的仕途不受影响。
让我们重新审视王康娥的心理动机。这位未婚女性多次与谈龙如发生亲密关系，甚至两次怀孕并选择流产，主要源于她对谈龙如的深厚感情。她坚信自己能够取代谈龙如的合法妻子。然而，谈龙如无法满足她的这一愿望，导致她深感失望，并开始对谈龙如产生戒备。于是，她暗中录下了谈龙如询问她怀孕情况的对话。王康娥原本以为掌握了这张“王牌”就能迫使谈龙如屈服，但没想到这一举动反而激发了谈龙如想要除掉她的决心。
队长，我有个疑问想提出来。如果王康娥对谈龙如有防备，那她为什么在接到对方多次邀约后，仍然选择赴约？这一点我觉得不太合理。
我觉得王康娥对谈龙如还有感情，心里还存着一丝希望，觉得他可能会改变主意。所以当谈龙如打电话约她见面时，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有人认为：“对谈龙的调查必须格外谨慎，如果最终没有发现问题，你们该如何收场？”
有人提醒道：“谈龙如可是市里的风云人物，背景深厚，你们可得小心点。”
有人甚至发出警告：“谈总作为改革开放后崛起的商界代表人物，对他的处理方式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改革开放这一政策。你们必须慎重考虑！”
在朱达人局长的坚定支持下，张声华面对多方压力，通过金建安得知王康娥多次向谈龙如施压，要求结婚，但屡遭拒绝。谈龙如为摆脱王康娥，采取了威胁、恐吓甚至暴力手段，试图让她放弃，但都未能成功。张声华判断时机已到，于1993年11月30日向朱达人局长申请，正式对谈龙如进行收容审查。此外，张声华还掌握了谈龙如四处托关系求情，以及其妻子积极活动为其脱罪的重要证据。
1993年12月2日，谷在坤作为市局预审处处长首次与谈龙如进行接触。在对话中，谈龙如坚决否认与王康娥存在不正当关系。然而，当谷在坤展示了他与王康娥关于怀孕和堕胎的讨论证据后，谈龙如迅速改口，表示需要时间重新考虑。
谷在坤冷冷回应：“你尽管去琢磨你的问题。如果你打算用拖延战术来试探我们的实力，那就走着瞧，看最后谁能笑得出来！”
12月8日，谷在坤再次审问谈龙如。这次，谈龙如玩起了障眼法，表面上承认了和王康娥多次发生关系，并为了摆脱她的纠缠而杀人灭口，但他故意把关键的时间和地点说错，试图通过混淆事实来误导调查方向。
出乎谈龙如意料的是，他的亲信金建安在审讯中迅速崩溃。当时负责审讯的是季宗棠，他是谷在坤的得意弟子，后来成为刑侦界的顶尖人物之一。季宗棠的审讯策略非常直接：他告诉金建安，如果坚持不认罪，那么他就会被视为主谋，面临极刑；但如果承认自己是受谈龙如指使的从犯，就有机会减刑。这对金建安来说是个巨大的触动，尤其是考虑到他还有家庭需要照顾。因此，他放弃了原本打算替谈龙如顶罪的想法，最终承认了自己与谈龙如合谋杀害王康娥的事实。
金建安供述：1993年10月16日夜间，谈龙如诱骗王康娥前往浙江嘉兴海盐县。次日凌晨，两人在车内将王康娥窒息致死。随后，他们驱车前往潮音阁附近的海滩，用刀具将尸体分解，并将残骸投入大海。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谈龙如的谎言再也无法继续。面对谷在坤的第三次审讯，他终于坦白了自己与案件的复杂关系，并详细交代了杀害王康娥的经过和动机。
1987年末，我被选为上海市农工商总公司的总经理，但由于当时我感染了甲肝（正值1987-1988年上海甲肝疫情高峰期），无法立即上任，只能在家养病。到了1988年4月，王康娥带着一袋水果来我家拜访。她自我介绍是公司的一名司机，询问我上任后是否还会让她继续担任司机。我给了她肯定的答复，她显得很高兴，简单交谈后便离开了。这是我与王康娥的初次见面。
五月份，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便开始正常工作了。单位领导特意为我安排了一辆上海牌轿车，负责每天接送我上下班。巧合的是，司机正是王康娥。随着接触的增多，我得知她当时34岁，仍然单身。
1988年12月初的一天，王康娥开车送我回家。当车行驶到中山公园后门靠近华东政法学院的位置时，她突然把车停下。接着，她迅速下车，打开后车门钻了进来，随即掀起衣服紧紧抱住我。在那种情况下，我没能抗拒，最终在车里与她发生了初次性关系。
1989年除夕前夕，王康娥向我透露了她怀孕的消息。我随即给了她300元和一些补品，建议她去做流产手术。术后，我给她安排了一周的休息时间。春节假期结束后，她继续负责开车接送我上下班。期间，她多次将车开到偏僻的地方，我们在车内发生了多次性行为。
1989年5月，我意识到必须改变现状，便打算换一名男司机为我开车。但王康娥得知后反应激烈，扬言要向组织举报我们之间的不当关系。为了避免麻烦，我找了个理由，说如果她不继续开车，她的驾照可能会失效，因此安排她每周为我开一次车。尽管如此，我感觉自己被她牢牢控制，无法摆脱她的影响。
1989年8月，王康娥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她怀孕了，需要做人流手术，让我开个证明。我没多想，直接给她写了证明。但第二天，她坦白说根本没怀孕，只是想拿到我手写的证明。她还把证明复印了好几份，甚至录下了我们的谈话。我觉得她太有心机了，决定彻底和她断绝关系。
1990年5月，我提出调动工作的申请。王康娥听说后，特意来我家找我。她选了我妻子不在家的时间，对我说：“只要你让我怀上孩子，咱们就互不相欠。”我当时相信了她的话，便在家中与她发生了关系。到了7月底，王康娥告诉我她怀孕了，但表示不打算要这个孩子，要求我陪她去做流产手术。8月1日，我请假陪她去了杨浦区中心医院，但由于当天挂号已满，手术未能进行。最后，我给了她500元，让她自行处理。
在中国旅社任职期间，王康娥多次找我，要求协助她调职。她的行为逐渐升级，每天都会来我工作的地方拦截我。这种情况让我感到极度困扰，最终我产生了结束王康娥生命的想法，因为我认为她的行为已经失去了理智。
1992年10月初，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关于萧山观潮会的报道，提到有人被潮水卷走，尸体被发现时残缺不全，甚至有人连头都找不到了，根本无法辨认身份。看到这消息，我立刻想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解决王康娥的问题。由于她一直纠缠我，我经常让司机金建安帮忙应付，他对她也非常反感。于是，我提出制造一起观潮事故的假象来除掉她，金建安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10月10日，我和金建安驾驶我的“上海”牌轿车前往海盐潮音阁进行初步勘察。到达时正值退潮，我们简单观察后便返回了上海。三天后的10月13日，我们改乘金建安的“桑塔纳”再次前往潮音阁。这次我们遇到了大潮，水位很高，这为我们的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都感到非常激动。完成任务后，我们连夜驾车返回了上海。
10月15日早上，王康娥再次到我单位施压，要求我在10月30日前与妻子离婚并娶她，否则将承担严重后果。我感到事态紧迫，决定立即行动。下班后，我驱车前往上海西站，购买了两张10月16日晚上9点从上海出发到嘉兴的火车票。晚饭时分，金建安来到我家，通知我手套和刀具已备妥，随后便离开了。根据计划，他将先驾车前往嘉兴，在火车站前与我汇合。
10月16日，我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后，给王康娥打了个电话，约她晚上8点在老地方见面。7点半，我跟老婆说了声“我出去了”，然后提前到了约定地点等王康娥。8点过后，她到了，还叫了辆出租车。我跟着她上车，告诉司机去西站。到了西站，我跟王康娥提议去嘉兴谈事情，她同意了。我们坐火车，11点多到了嘉兴站。出了候车室，等金建安的时候，我跟她说：“我们结婚是不可能的，我给你2万块作为补偿吧。”但她直接拒绝了。如果她当时答应了，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可她狮子大开口，非要20万，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没过多久，金建安的车子驶了过来。我走上前，拉开车门，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师傅，咱们去上海吧。”这句话其实是我和金建安事先约定的暗号。车里光线昏暗，王康娥一时没认出金建安是谁。
当车辆抵达潮音阁附近并停下时，王康娥已经在后座上陷入沉睡。我迅速戴上预先准备好的手套，右手猛然捂住她的口鼻，左手紧紧固定住她的头部。王康娥激烈反抗，手脚不断挥舞。此时，金建安从驾驶座移至后座，控制住她的双手，并用膝盖压制她的双脚。很快，王康娥停止了挣扎。
金建安回到驾驶座，重新启动车子，驶向潮音阁附近的海滩。我和他一起把王康娥的尸体从车上搬下来，迅速脱掉她的衣服和裤子，每脱一件就随手扔进海里。接着，我用刀把她的头、右臂和小腿砍了下来，金建安负责把这些部分扔进海里。之后，金建安用车上的水桶打了几桶海水，冲洗掉分尸现场的血迹。处理完这些，我们直接开车返回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