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黄桂芳出发前，吴学谦特意找他谈话，建议他多参与一线工作，认为这对他未来的仕途有帮助。此后，黄桂芳每次休假都会向吴学谦汇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进展。

六年后，吴学谦计划创立一个独特的基金会，并诚挚地邀请黄桂芳在退休后参与。黄桂芳对吴老的这一安排深表感谢。

【黄桂芳被调到吴学谦身边当秘书】

1983年1月，黄桂芳刚成为吴学谦的秘书，就接到了去机场迎接的任务。在首都机场，他第一次见到了结束外事访问回国的吴学谦。简单自我介绍后，吴学谦主动握手，并告诉他："我已经听说过你了，明天办公室见。"值得一提的是，吴学谦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调到外交部任职时，只带了一名司机，其他工作人员都没带。

第二天早上，吴学谦找来了黄桂芳，询问他对新工作的想法。黄桂芳坦诚地表示，自己从未有过秘书经验，担心无法胜任。吴学谦轻轻拍了拍他，笑着安慰道：“我也没当过外交部长，还不是一样过来了？别急，慢慢适应就好。”就这样，黄桂芳正式成为了吴学谦的秘书。

黄桂芳一到任，就询问了吴学谦的背景。吴学谦1921年12月在上海出生。他年轻时在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学习。从1938年开始，他在上海地下党的指导下参与学生活动。1939年5月，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自1944年起，吴学谦在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委员会中先后担任委员、副书记及书记职务。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他主导了上海地区的学生运动，与国民党政权进行了持续对抗。随着解放军成功渡江，吴学谦组织学生加入党的秘密机构——上海市纠察总部（即人民保安队），与解放军协同作战，执行侦察敌情、搜捕残敌、维护工厂及学校安全等多项重要任务。

1949年后，吴学谦担任了共青团上海市工委的秘书长职务。到了1958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任五处的处长。1978年以后，吴学谦晋升为中联部的第一副部长。1982年，他又被任命为外交部的副部长。

1988年4月，吴学谦被提名为国务院副总理。此外，他还担任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位。同年12月31日，为庆祝《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十周年，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吴学谦受邀参加并发表演讲。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吴学谦在办公室突发不适，脸色苍白，伴随呕吐和腹泻。工作人员迅速联系北京医院，医生建议立即送医抢救。然而，吴学谦坚决要求先前往大会堂参加会议。

工作人员明白这次活动意义重大，也无法劝阻吴学谦，只能迅速将他送往会场。吴学谦忍着剧痛完成了演讲。活动结束后，在大家的坚持下，他才前往医院。医生检查后非常生气，表示如果再晚来一步，情况会非常危险。尽管住院了，吴学谦仍然挂念着工作。

黄桂芳多次目睹类似情形。吴老在岗位上的认真负责和细致入微，让黄桂芳记忆犹新。

【黄桂芳要调离，吴学谦嘱咐他到第一线好好干】

黄桂芳对吴学谦的评价中，特别强调了他身上那种老一辈革命家特有的节俭作风。1986年，吴学谦一家搬入中联部住宅区后，便一直住在那里，从未更换过住所。他的儿子曾多次建议重新装修房子，以提高居住的舒适度，但吴学谦始终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主要原因是担心增加国家的开支。吴学谦去世后，众多亲友前来吊唁，他们注意到吴老的住所与普通家庭无异，甚至更为朴素。

黄桂芳提到，吴老担任外长时，衣着相当朴素。夏天时，他总穿那套50年代在团中央工作时改制的旧西装，款式甚至不如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的新潮。

1985年，黄桂芳随同吴学谦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他们的行李在办理托运时意外丢失。黄桂芳立即联系了航空公司，随后收到反馈，称在托运过程中行李箱意外打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只有几件旧衣物，没有贵重物品，因此未优先处理。得知这一情况，黄桂芳感到既无奈又好笑。

在担任吴学谦秘书期间，黄桂芳从这位前辈身上汲取了宝贵的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老在工作中展现出的严谨作风给黄桂芳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成为了黄桂芳日后效仿的榜样。

吴学谦在审阅外交文件时极为严谨。他与黄桂芳等助手协作，从正文到标题，乃至每个标点，都逐一核查。吴学谦向黄桂芳强调，做事必须秉持"认真"的态度，稿件修改是常态，只有反复打磨，才能达到完善。

1986年，吴学谦对《一定要让雄鸡在尼日利亚长鸣》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章虽然简短，但内容充实，标题也生动形象。文章的核心观点是，“雄鸡牌”蚊香不仅有效驱蚊，还能为中国企业带来利润，强调这一传统市场不应被外国企业抢占。

1988年4月，吴学谦负责旅游领域的工作。通过实地考察，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首次强调了优化旅游服务软环境的重要性，并主张提升服务品质。

1991年刚开始，黄桂芳就收到了调令，要离开吴老身边了。临走前，吴老特意把他叫过去，叮嘱他到了外交前线一定要努力工作。吴老用很认真的语气告诉他：

2000年6月，黄桂芳结束职业生涯后，随即加入该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