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讲满汉郎中的分工问题】

在六部各司的职官体系中，郎中与员外郎的配置数量颇为可观。以刑部为例，作为职官人数居首的部门，其郎中设38员，员外郎设46员。具体到各部门，大致每个司配备满、汉郎中2至3人，满、汉员外郎2至4人。

从官阶品级体系来看，郎中位列正五品，员外郎则属从五品。以现代行政职务类比，郎中相当于正司长，员外郎类似副司长。然而，如同尚书与侍郎，郎中与员外郎之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而是基于政务分工各有侧重。

在封建官僚体系中，六部之下各司职的运作具有相对独立性。基于此，各司职皆配备专属司印。与尚书一职相仿，掌管司印者在名义上被认定为该司职的最高长官，在官方文书中，其被正式称作“掌印”。

在清代的官僚体制中，六部各司的掌印职责，通常委派满司官承担，此安排与当时奉行的“重满抑汉”基本理念相契合。然而，需注意的是，满司员群体大多并非通过科举正途出身，在文化素养方面，相较于汉司官存在一定差距。基于这一现实状况，各司内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案工作，实际上多由汉司官主导负责，在官方行政语境中，将承担此项工作的汉司官称作“主稿” 。

基于此，各司之中出现了“掌印”司官与“主稿”司官的分野。在常规状态下，吏、户、礼、兵、工这五部的行政事务，均由满籍掌印司官承担主要职责，相较而言，汉籍司官在职位层级上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

刑部则属特殊情形。刑部肩负全国司法事务之主管职责，对于律例的精准把握与熟练运用要求极高。然而，满族司官长期以来对律例缺乏深入了解与钻研，即便位居掌印之职，亦难以在实际事务中真正掌控局面，主导决策。

自乾隆朝以降，刑部体制发生显著变化，汉主稿司员于刑部的地位逐步擢升。部分汉司官凭借卓越的专业素养，获堂官赏识，进而被赋予更为重要的政治地位。

刑部主稿地位较其他五部更为重要，原因何在？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同一司署内数位司官需先行研讨商议，之后由主稿负责拟定处理意见，并向堂官进行呈报，此流程在刑部政务运作中被称作“回堂” 。

在清代，主稿的汉司员被赋予直接向堂官奏报的职权，由此彰显出其独特的政治地位。据相关史料记载，乾隆年间，刑部对主稿一职的重视程度甚于掌印。主稿者需满足两项关键条件：其一，应谙熟律例，洞察事理，对各类案件能形成独到且精准的见解；其二，需具备严谨的行文风格与流畅的文字表达能力，以确保文案撰写规范、表意清晰。

从文化水平与法律素养维度审视，这两项条件仿若专为汉族司官量身定制。彼时，汉族在文化程度及法律素养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相较于满族，呈现出压倒性的领先态势。

自乾隆中期以降，司法体系渐趋完备。在此背景下，刑部各司之运作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主稿于刑部各司中的地位超越掌印。刑部堂官对主稿颇为青睐，由此，汉司员在本司的地位逐步稳固，最终确立其在本司的主导地位，成为本司事务的核心负责人。

需明确，上述所论仅局限于刑部之情形。而其余五部的架构模式，则呈现出以掌印满郎中居主导地位，主稿汉郎中起辅助作用的态势。

【再来讲郎中与员外郎的分工】

六部作为国家重要行政机构，承载着繁杂的政务。其中，户部执掌钱粮财政，刑部主管司法刑狱，二者事务尤为繁重。以刑部而言，其各司按省份划分职责，专司一省刑名事务。每逢秋审之时，刑部会从各司临时调配人员，充实秋审处力量，以确保秋审工作的有序开展。

在常规体制下，刑部各司的整体事务由满汉郎中统筹把控。而员外郎则专注于各项具体事务的管理执行。于案件审理环节，通常以员外郎与主事充任主审官员，郎中一般较少直接介入问案流程。仅当遭遇重大刑事案件时，郎中才会亲自参与其中，主导案件审理工作。

遇外省突发重大刑事案件时，朝廷常选派刑部尚书或侍郎充任钦差大臣，亲赴案发地主持审理工作。与此同时，员外郎随员协同办差，而郎中则留任本部司署，肩负本司全盘事务的管理职责。

从职能架构而言，郎中作为某一司署的最高行政长官，其职责主要聚焦于掌管印信或负责重要文稿的拟定，通常较少被委以离京外出执行公务的任务。与之相对，员外郎作为辅助郎中开展工作的副职，因其具备一定的行政阅历与经验，往往承担着某一特定领域具体事务的主持工作；此外，他们亦常受朝廷中枢或堂官的委派，前往各省处理相关政务事宜。

需明确指出，六部郎中与员外郎在数量上颇为可观，构成中级京官的核心部分。其中，员外郎一职，多设有满缺、宗室缺及蒙古缺，这些职位大多用于安置旗人。在当时的官场体系下，诸多官员终其一生，都局限于这一阶层，晋升空间极为有限。

依据清代官制体系，郎中与员外郎，因于六部司职，熟稔行政事务，专业素养颇高，故而其外放任道员、知府之情形颇为常见。当此辈于京师仕途遇挫之际，外放任道府之职，不失为一可行之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