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在旁人的搀扶下，93岁的常沙娜一步挪着一步，走进常书鸿美术馆。

嘴里念叨着“爸爸，我来看你了，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我老惦着你”，一声又一声“爸爸”，喊出眼中泪。

而她的爸爸，眼前的雕像目光始终紧盯着前方，那是他守护了一生的敦煌画作，他要继续守护，在这里守护它们三生三世。

常沙娜一声声“爸爸”，没有叫醒常书鸿，但回溯到89年前，1935年一天塞纳河畔的午后，旧书摊老板一声“你是中国人吧”，叫住了他。

他在书摊面前流连，一眼就看中了那本《敦煌石窟图录》。

画册里北魏到大唐时代的敦煌艺术图画，磅礴的气势，恢宏的笔触，细腻的人物一下子把他吸引进去了。

他连翻了4个小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是激动，更多的是怅然，身为炎黄子孙，他竟然不知道敦煌在何方。

塞纳河畔的风也带不走他的惆怅，也是很突然的念头，常书鸿站在塞纳河畔边，决定要回国，他要去敦煌。

得知丈夫要回国，妻子陈芝秀认为他昏了头脑：

“你得好好想一想，你在巴黎已非常被看好，连巴黎近代美术馆也收藏了你的油画，你还是巴黎美术协会的会员。

这份殊荣，是众多海外学子难以比肩的。可一旦回到那块血腥杀戮的土地，国运衰微，岂有艺术的昌明？”

是啊，31岁的他，当时已经是油画大师劳朗斯的得意门徒，连续四年包揽了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

哪怕不考虑当下已有的成就，常书鸿就没有想过他来时的路吗？

考取留学资格的钱，是他在西湖边给人画遗像画，画了四五年攒来的。

但仅仅也是凑够了考试的钱而已，买不起去法国的船票，他托同学的父亲帮忙，把他塞进法国的大邮轮里打杂。

他这种人当时被称为“舱底的黄鱼”，也就是广东话的“屈蛇”，是不能上舱面的。

每天从早到晚，他就在厨房洗碗碟、洗菜、扫地，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高温酷热之中，一点点靠近他的艺术天堂。

到了法国，他以半工半读的办法，考进了法国里昂美术学校。

白天他就在学校学习，中午吃块面包，再拿块巧克力垫肚子，吃完跑到隔壁的美术馆观摩学习。

晚上又要去补习法语，剩余的时间，不是打工就是在打工的路上。

就这样在法国苦熬了6年，才熬出头，可在第8年，就因为一本画册，他要舍弃这一切，孑然一身回去。

回去那个充满变数的国土，去找那个也许就不存在的敦煌。

面对妻子咄咄逼人的质问，常书鸿很平静：

“我很清醒。如果真的是大脑发热，那也是被古老的敦煌艺术感染的。功名利禄不过过眼烟云，真正的艺术家并不看重这些。”

所以，他回去了，几番周折到达了荒无人烟的敦煌莫高窟，他们途径之处，皆一片寂寥。

四百九十多个洞窟，在陆续坍塌，耳边不时传来窟石掉落的声音。

由于过去常有人进去洞窟里烧饭、取暖，四万五千多平方米的壁画，被严重熏烧毁坏。

张大千和儿子张心智，站在黄沙漫天中，前来迎接他们。

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回忆：

“刚到的那天，吃饭的筷子是河滩上折的红柳枝制成的，一碗醋，一碗颗粒很大的盐，还有一碗厚面片。

那里的水碱很大，每顿饭都要喝醋来中和。”

比吃饭还困难的，是临摹壁画。

当时上海已被占领，绘画颜料很难买到，常书鸿只能用染布的染料，或是去山沟沟寻找红土褐石、黄土等来代替。

洞窟光线很暗，常书鸿临摹壁画时，需要先用镜子将外面的阳光反射到洞窟里的白布。

窟内搭不了梯子，要是临摹洞窟穹顶壁画，常书鸿要扯紧吊绳，身子悬在半空中，头和身子弯成直角，借着白布反射进来的微光作画。

一同工作的学生董希文，他的第一个儿子董沙贝就在敦煌出生。

当时正值风沙之夜，所里只有两条毛驴，只能用树枝架在毛驴背上做成担架。

妻子张林英在戈壁风沙里颠簸了一夜，才忍到了城里的医院。

工资是形同虚设的，他们一年至少有七八个月拿不到工资，常书鸿只能不停榨干自己的积蓄，给学生们发工资，修补洞窟。

积蓄用光了，就熬夜作画卖画，用自己的画去求富有的游客捐助，用以建造洞窟门窗。

侄女常婷婷回忆：

“四百多个洞窟，装门的费用比修围墙还多。这些有钱的游客捐了钱之后，要求刻上施主的名字，有些甚至要求刻上祖宗三代的名字。

二叔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为莫高窟化缘，募捐窟门，真是一片苦心啊！”

这时候的常书鸿还不知道，将来他还要为这些门窗再折腰一次。

妻子实在吃不了这种苦，抛下常书鸿和两个孩子，同人私奔了。

常书鸿得知此事，骑上一匹马，狂追了200多公里，想把妻子追回来，可他又怎么能跑得过决意要离开的人？

最后常书鸿体力不支，昏倒在了戈壁滩上，好在被当地工程师和工人发现，抢救了三天后，才醒了过来。

1966年，戈壁的风沙越来越大了，常书鸿和现任夫人李承仙被刮倒在古汉桥，要他们跪在那些施主名字前面。

风沙一边鞭打他们一边厉声质问：“为什么做这些罪恶的事？”

他们不认罪，风沙便打掉了常书鸿的所有牙齿，打断他的腰骨，62岁的他趴在地上喂猪，夫人李承仙也在寒冬腊月被推进冰河。

他们夭折的女儿常沙妮棺木也被挖出来鞭尸，死神只打了这个小女孩一次，而她已死去的躯体在这股风沙里挨了足足三次。

可是，风沙又怎舍得真正让他们死？

学生舒春光说：

“常书鸿先生虽然深临囹圄，但是，社会上有许多人一直关注着他。

当时常书鸿作为牛鬼蛇神，批斗他的人，为了他作反面教材，不能让他死，派人陪同他到兰州医院，在打断的腰上安钢板。”

风沙也波及到了远在西安美院附中的儿子常嘉煌，因为他父亲“不干净”，同学们咒骂他，名字里带着敦煌的煌，意欲何为？

常嘉煌受不了了，他跟父亲说想要改名，常书鸿却沉重地告诉他：“你改名字，改不了你的命运”。

不是挨打的命运，是身为常家的人、作为常书鸿的儿子，他往后的人生将要服务于敦煌，这个命运，他改变不了。

1972年，学生去看望常书鸿，问他有什么需要，68岁的常书鸿说：“希望能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而这时候他刚从喂猪屋搬出来，他刚搬走，当天夜里下大雨，土屋就塌了。

但以上发生的这些事，他真真切切经历过的事，在他的自传里寥寥两行字就带过了，自传里讲的最多的，永远离不开两个字：敦煌。

别人要是刻意问起，也会被他强行打断。

常书鸿曾给自己焊了个洗澡的铁盆，这个后来自然也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有个英国人听说这件事，一直追问常书鸿“那你洗澡怎么办”，常书鸿愤慨地说：“我不洗澡！”

有传言说，作家徐迟写的《祁连山下》主人公原型是常书鸿。

有一次，常书鸿出差，火车上坐在他对面的人听说他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就一个劲打听徐迟写的人到底是不是常书鸿。

常书鸿悠悠一句：“那都是作家胡编的，那有这回事，常书鸿已经死了”。

老人闻言端详了他一会，拿起茶缸打了一杯水，泡上茶叶，递给常书鸿：“老同志，你可要挺住啊！”

他挺住了。

1979年，常书鸿恢复了敦煌研究所所长一职。

喜讯的同时，伴着噩耗……

常沙娜没有告诉父亲，这么多年她一直偷偷给母亲陈芝秀寄钱。

陈芝秀离开常书鸿后，当初和她一起私奔的男人入了狱，最后病死在狱中。

（常书鸿和陈芝秀，以及常沙娜姐弟）

她改嫁给一个工人，常年靠帮人洗衣服、料理家务补贴家用。

当初和常书鸿在一起，常书鸿教她学雕塑，而离开常书鸿后，她再也没有拿起刻刀，刻刀磨出的茧子也消得差不多了。

常嘉陵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伯母指着那个弯曲佝偻的身影，急喊那是你妈妈，推着他赶紧追上去。

可他只是愣愣站在原地，看着那一抹脆弱的身影在大雨中渐渐模糊，然后消失。

常沙娜重新与母亲见面时，陈芝秀只是连说抱歉，常沙娜忘了母亲说了多少句，只记得除了抱歉，她们再也没说其他的。

1979年，在父亲恢复任职没多久，常沙娜收到干妈的信，说母亲因心脏病刚去世。

她告诉了父亲，常书鸿若无其事“哦”了一声，就继续忙自己的事了。

过了几个小时，常沙娜听到书房一声哀嚎，慌忙跑来，对上了父亲红了的眼睛。

常书鸿失控地抓着女儿，连问好几声，“她死了？她死了，她死了…… ”

问到最后，又像在问自己。

恢复任职后，常书鸿依旧全身心投入敦煌的事宜中，甚至比之前还要拼命。

1988年，常书鸿被调离了敦煌，回到了杭州，人老了都希望落叶归根，魂归故里。

可家乡再好，常书鸿仍旧魂系敦煌。

三四十年代，当盛其力病重卧床时，他叮嘱常书鸿：“万一病死，千万不要把我埋葬在可怕的沙堆里！”

50年后，90岁的常书鸿逃离了那片风沙，又主动回去了。

1994年，90岁的常书鸿全身浮肿、呼吸困难、低烧不退，仍抓着女儿的手，一遍又一遍提醒她：

“我已老而不死，但以后死也要死到敦煌！不小心死了，骨灰还是要回去敦煌！”

从1936年到1986年，他守护了敦煌50年，若有来生，他还要守护敦煌，守它不败，护它辉煌。

下面是常书鸿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