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老家在吉林长春，他1935年出生。他爸妈都是种地的农民。那时候，长春被日本鬼子占领了，他们在城里头抢东西，老百姓过得可苦了。在那个连饭都吃不上的年代，上学读书简直就是做梦。所以王洪文6岁大的时候，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猪了，一年到头就挣一斗米。

抗战结束后，长春这块地方落到了国民党手里。那些接手的长官们，一个个都瞅准机会捞好处，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才不管呢。后来东北解放了，政府开始搞土地改革，王洪文家里的境况这才慢慢好起来。到了1950年，王洪文去当了兵，没多长时间，他就跟着队伍过了鸭绿江，去朝鲜打仗。在那英雄众多的朝鲜战场上，王洪文的表现挺一般的，连个三等奖都没拿到。

从朝鲜回来以后，王洪文直接去了上海国棉17厂，干起了保卫工作。等到“文革”风起云涌那会儿，他捣鼓了个工总司，靠着带头“闹革命”一步步爬了上来，先是当上了上海革委会的副主任，后来又成了上海市委的第三把手，位置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后面一点点。说到“九一三”那档子事，王洪文在抓那些“三国四方”的人时可是出了大力气，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从工人、农民、军人里选出来的干部，所以上面的人就开始留意他了。

1972年，王洪文接到任务去北京进修，后来在十大会议里被选为副主席，慢慢地还升为了常委，位置坐到了正国级。坐到这么高的位置后，王洪文老得去参加各种大会小会，那时候帮他写发言稿的就是他的秘书萧木。早在上海的时候，他俩关系就挺好的，萧木那时候在上海市委专门负责写材料，文字功夫相当厉害，给王洪文写了很多次的发言稿。

王洪文到了北京工作后，就把萧木从上海喊来帮忙。萧木不仅负责给王洪文起草讲话稿，还负责教他学文化。王洪文特别瞧得上萧木，没把他当普通秘书对待，私下里都叫他“萧老师”。想当年在上海当市革委会副主任那会儿，王洪文就常跟手下那帮小伙子们一起大吃二喝。

到了北京后，王洪文把之前的那一套又带了过来。根据上海原来的市委书记徐景贤的回忆，在那次十届二中全会上，仅仅三天时间，王洪文就搞了两回宴请。来的客人不光有马天水、王秀珍、金祖敏和徐景贤自己，还有王洪文身边的四个得力助手。那桌菜真是丰盛得不得了，就连徐景贤这种啥大场面都见过的人，都直呼太夸张了。

他特地给张春桥寄了封信，让张春桥去跟王洪文说说，别老是“贪图享乐，摆架子”。萧木作为王洪文身边最铁的人，对王洪文那大吃大喝的习惯也很不满，多次提醒他注意下形象，还小心地跟他说，要是再不改，可能会耽误他的“前程”。王洪文听后跟萧木说：你不懂我的难处啊。那他到底有啥难处呢？

王洪文到了北京后，虽然坐上了副主席的位置，后来还升为了常委，但他毕竟资历不够深，本事也很平平，也没啥大贡献，就是那种一下子升得很快的干部。所以，一些老资格的革命前辈对他并不怎么瞧得上。记得那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就差点让他尴尬得不行。为了拉拢人心，王洪文老请客吃饭，把大吃大喝当成了结交人的办法，他还管这叫“难处”。可结果呢，他就拉拢到了一小部分心思不纯的人。再后来，王洪文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想搞点小动作，结果都被抓了，被判了无期徒刑，1992年的时候因病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