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暮年之际，对自身政绩进行总结归纳，于其在位六十载之历程中，判定唯两项举措意义至为关键。其一为“西师”之举，此乃指清廷成功平定准噶尔部与回部之军事行动，此役巩固西北边陲，维护国家统一。其二则是“南巡”之行，即乾隆帝先后六次巡幸江南地区。由此不难洞察，乾隆帝对南巡一事，持有高度重视之态度，此举或蕴含着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考量。
乾隆帝声称其六次南巡意义非凡，然而，后世学界对这一历史行为的评价却呈现出显著的分歧态势。在此背景下，如何客观、全面地审视乾隆六次南巡这一历史事件，便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此，御史秉持独到见解，现予以详述，以飨诸位。
【乾隆南巡的动机以及前提条件】
在康熙、雍正两位帝王的精心治理与开拓下，至乾隆登基之际，大清王朝已踏入盛世的初始进程。彼时，国家财政丰裕，军事力量雄厚，政治生态清正廉明。
乾隆朝初期，局势并非一帆风顺，亦经历诸多跌宕起伏。至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开启东巡盛京之举，旋即巡幸避暑山庄，并借木兰秋狝之机，密切与蒙古上层贵族之联系。与此同时，于西南地区，朝廷果断施策，成功平定苗民起义，促使大小金川土司归降。在西北方向，准噶尔部亦为清廷暂时制衡。
在国内政治格局演变进程中，雍正帝驾崩后所遗任的两位辅政大臣，于乾隆朝逐渐淡出最高权力核心。乾隆十三年，时任首辅且位列首魁的鄂尔泰溘然长逝，与之并驾的张廷玉亦退而居次。至此，皇权完全集于乾隆帝一身，朝中大臣皆慑于皇权威严，无人敢于阻遏。正因如此，至乾隆十六年，南巡之举已然具备了充分的政治条件。
在《大清会典》的记载范畴内，并未将皇帝南巡之举纳入其中，其进行与否并无明确规制，处于一种可斟酌施行的状态。回溯清朝历史，于乾隆朝之前，仅有康熙帝曾有南巡之先例。至于雍正皇帝，以勤政著称，其在位期间，因专注于处理繁杂政务，故而终其一生甚少离开京师。
乾隆萌生南巡之念，追根溯源，在于对康熙南巡之举的效仿。他意在亲身涉足江南地区，深入洞察当地情形。基于此，乾隆对南巡做出了确切的定位，以 “法祖省方” 概括之，将其视作遵循祖宗成法、视察地方的重要举措。
南巡一事意义非凡，因其涉及数千人之庞大队伍出行，必然会衍生巨额财政支出。为平息天下臣民可能产生的议论，乾隆帝特意恭请皇太后同行，以“恭奉皇太后巡幸江南”作为旗号。此举一出，满朝大臣鉴于“孝道”这一传统道德准则，便难以对南巡之事再作非议。
【乾隆南巡目的是什么？】
若将乾隆南巡单纯归结为对康熙之举的效仿，抑或视作其于江南的游山玩水之行，无疑是片面的观点，此皆为表象而已。乾隆绝非如隋炀帝般，他乃大清乃至中国历史进程中颇具作为的君主。从更深入的视角剖析，乾隆南巡背后实则蕴含着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
首先，江南地区作为大清王朝至关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其稳定对于整个王朝的粮食供应体系起着关键支撑作用，故而绝不容许出现任何差池。
自南宋以降，江南地区于全国经济格局中始终占据领先地位。究其缘由，该区域土壤膏腴，气候温润，水利资源丰沛，为各类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种植营造了优渥条件，其单位产量亦远高于北方地区。
在乾隆帝首次南巡启程之前，其特意命人查阅上年度江南地区各省、府、县的赋税详情。以江苏省之苏州府、松江府，以及浙江省之嘉兴府、湖州府为例，此数府县之地，虽区域范围相对有限，然其赋税数额竟远超西北地区一省之量。此情形凸显彼时江南地区在国家赋税体系中举足轻重之地位。
基于此，乾隆深知，江南地区经济繁荣、财赋充裕，乃是维系大清王朝统治的关键命脉所在。
其二，江南地区社会人心呈现出动荡态势，民众思想领域内，反清理念依旧存续。
清朝入主中原后，针对汉民族推行了一系列严酷镇压举措。彼时，江南地区的地主阶层，对清军南下期间所实施的屠城与剃发政策深恶痛绝，故而发起大规模抗争行动。在此期间，诸多秉持民族气节、矢志抗清的贤达名士纷纷涌现。
在江南地区，于地主阶层与士人而言，明朝所秉持的统治理念长期以来深入人心。及至乾隆时期，江南地域内的反清力量依旧颇为兴盛。
自顺治时期起，出于对江南士人动态严密监察之目的，清廷精心部署，派遣诸多密探奔赴江浙地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当属三织造，即江宁织造、杭州织造与苏州织造。这些机构表面上肩负着为宫廷采办服饰及各类用品之职责，而其深层次使命则是隐秘收集各地情报资讯以及舆情舆论态势。
自康熙时期起，清廷于江南地域炮制诸多文字狱案，旨在打压江南士子群体。及至乾隆一朝，乾隆帝亦亲为策划数起文字狱惨案。此一系列举措，充分彰显乾隆帝对于江南地区人心稳定状况怀有深切忧虑。
第三，对水情展开详尽勘察，并致力于水患问题的妥善解决。
在清高宗乾隆首次南巡之际，其于上谕中明确阐述“南巡诸事，重中之重乃河工”。乾隆在位期间，江南地域灾害频发，几近年年受灾，朝廷亦年年实施赈济举措。彼时，除黄河水患泛滥肆虐之外，浙江沿海所面临的海潮侵袭，同样对当地沿海区域造成巨大破坏，严重影响民生与地方稳定。
乾隆在位期间，曾先后六次展开南巡之举。每次南巡，他皆躬亲督察河工事务，且不吝斥以重金，历经长久时日精心修筑海塘。在这一系列举措之下，前朝遗留的诸多水患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由此可见，乾隆南巡期间的众多作为中，对水患的妥善处置，无疑是其最为显著的政绩。
其四，旨在缓和江南地区的社会矛盾。彼时，江南地区因诸多复杂因素，社会矛盾呈现出逐渐激化的态势。缓和此区域的社会矛盾，对于维护地方的社会稳定、促进经济与文化的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一举措致力于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化解潜在冲突，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而为江南地区的长远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乾隆登基之后，全国人口呈现出迅猛的增长态势。在短短六十年间，人口规模急剧膨胀，增长至原有数量的四倍，总量高达三亿。江南地区，作为彼时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之域，其人口增长速率更为显著。这种过快的人口增长，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始终尖锐对立且难以调和。这一矛盾致使众多农民陷入粮食匮乏困境，生存面临严峻挑战。由此，诸如抗租、争田、夺粮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冲突事件频繁涌现，甚至进一步演化成数次颇具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深刻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第五，借由南巡这一契机，此人肆意纵情于游山玩水之中，毫无节制地放任自我。
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的江南水乡，以其旖旎秀丽的景致，对乾隆皇帝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这片钟灵毓秀之地，诸如苏州的网师园、沧浪亭、狮子林，扬州的个园，南京的瞻园以及上海的豫园等园林胜境，皆留存有乾隆驻足流连的踪迹。
身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虽处于权力巅峰，却亦为人，有着常人共有的情感与欲望。在一定范畴内追求愉悦与享受，于情理之中尚可理解。然而，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的六次南巡之举，自第三次起，性质悄然转变。其南巡过程中的诸多享乐行径，无疑加重了黎民百姓的负担。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康熙皇帝同样曾六次南巡，二者的南巡在本质与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
步入晚年，乾隆帝已然洞察南巡之举所衍生的诸多负面效应。有鉴于此，他特颁旨意，明令后世君主不得再行南巡之礼。事实上，即便乾隆帝未颁布此谕，彼时的清王朝，由于内忧外患交织，财政状况已陷入困窘之境，实难具备支撑皇帝南巡的经济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