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国民党军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随即发动了淮海战役。紧接着命令东北野战军悄然入关，于12月初发起平津战役。

邓宝珊觉察到时机已然成熟，故而开始于西北区域暗中联络，竭力争取部分地方势力。

平津战役打响后，傅作义自恃手中的几十万大军，可以在华北力挽狂澜。但东北、华北野战军在西起张家口、东迄塘沽的千里战线上迅速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使其陷入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困境。

困守城中的傅作义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归宿问题。鉴于各方面的原因，傅作义认为：时局不可收拾，指望蒋介石已无可能，自己也无力保住平、津，北平又是几朝古都，古物众多，如战事一开，必城毁物无， 自己定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从内心讲，他希望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但令他担忧的是，被中共列为战犯要犯，起义后共产党会怎样处置他？部下是否会服从，谁来替他与共产党进行和谈?

就在傅作义举棋不定时, 12月22日、24日，人民解放军在新保安、张家口，全歼傅作义嫡系主力第35军等部。傅作义赖以支撑下去的实力基本被消灭，一时间惊恐万分。

危急时刻，傅作义想起了老朋友邓宝珊。邓宝珊资历深，地位高，有政治头脑，又与共产党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友好合作，唯有他能够不辱使命。于是，傅作义派专机将邓宝珊接到北平。

12月28日，邓宝珊乘坐的“追云号”专机降落在天坛临时机场，对前来迎接的傅作义说：“宜生兄，我是和你共患难来了。”

是夜，两人促膝长谈，分析时局，一致认为：蒋介石大势已去，和平解决华北问题是人心所向。邓宝珊表示愿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尽力。针对傅作义的种种顾虑，邓宝珊开导说：“只要你决心和平解决，其他一切具体问题，包括你个人前途问题，都由我去谈判解决。”

几天后，邓宝珊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崔月犁等人秘密接头。一见面，他就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会谈中，邓宝珊表示将全力劝傅作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1949年1月中旬，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以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在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周北峰的陪同下，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

21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次日，傅作义正式向报界宣布协议内容，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20万余人开始向城外移动。至31日，傅作义所部主力全部出城接受改编。

北平和平解放为后来的绥远、新疆、湖南、云南、西康等省的和平解放带了一个好头。

邓宝珊在北平和平解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北平《新民晚报》曾发表文章，标题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

1949年2月，邓宝珊(左4)、傅作义(左5)在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左3)的亲切接见

2月22日，经中共中央安排，邓宝珊偕同傅作义前往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好朋友呀，现在，你该回‘娘家’了。你与傅宜生在最后时刻，终于决定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使北平得到和平解放，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不仅避免了双方军队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时也保护了北平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从你个人来讲，你出身于劳动人民，在抗日战争和抗战以前几个历史时期，你曾站在人民的一边，后来走了一段弯路，离开了人民。如今你又回到了人民这个‘娘家’，我们更为此而感到高兴！”

邓宝珊说：“我这次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点事，也算尽了我一点微薄之力，就算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

毛泽东专门讲到绥远问题，希望二人能为和平解放绥远再立新功。

北平和平解放给绥远的国民党军极大震动。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决心仿效傅作义、邓宝珊走和平之路。

对此，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 “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傅作义、邓宝珊奔走绥远，力劝董其武接受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法。9月19日，绥远国民党军宣布和平起义，投向新中国怀抱。

邓宝珊在包头处理绥远起义时，还同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进行了会晤。在邓宝珊的大力规劝下，马鸿宾于9月23日在银川举行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邓宝珊为甘肃人民政府主席。

赴任前，毛泽东专门约邓宝珊谈话， “多年来，蒋介石对你提着防着，不让你去甘肃，因为你是甘肃人，怕你在甘肃掌握了实权。我们共产党人让你去甘肃，因为你在那里人熟，有威信。西北的工作由彭德怀、习仲勋同志负责，你以后跟他们在工作上关系很密切，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容易相处，你没有去之前，是不是先给他们发个电报，有个联系，更好一些，你看怎样?”

邓宝珊说：“主席考虑得很周到，我一定照办。”

“那好，你把稿拟好送给我看一看，我替你发。”

第二天，邓宝珊就把起草的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稿交给毛泽东。邓宝珊在电文中向彭、习二人问候，并表示如果可以，希望先到一些地方参观学习，再去甘肃。

又过了两天，毛泽东转来了彭德怀、习仲勋的复电：对邓先生表示祝贺和欢迎，并同意邓先生的要求。电文词意恳切，使邓宝珊很受感动。邓宝珊本来因为两次榆林战役时曾和彭德怀、习仲勋在战场上交过手，因而对去甘肃工作多少有些担心，这时候也就完全释然了。

1950年1月3日，邓宝珊飞往兰州就任。

重归故里，邓宝珊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在甘肃兴修水利、种树防沙，被人民称为好省长。

邓宝珊虽然长期在西北工作，但每次到北京开会，毛泽东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以老朋友相待。

1956年，邓宝珊到北京出席人大会议。

会后，毛泽东邀请邓宝珊同车回中南海丰泽园家中吃饭。并特意为他准备了面食，并亲自为邓宝珊端饭。

席间，聊起他去世的二女儿邓幼梅。

周恩来说：“我听说幼梅同志临死时曾向你提过一个请求，说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呀！她这临死的一句话你实践了……”

邓宝珊听后感慨万分，潸然泪下。

当时正值苏共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不久，邓宝珊就问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毛泽东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应该三七开，全面否定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宝珊受到冲击，周恩来总理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因病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