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上，我拖着步子，像背着一座山。父亲周长海，棉纺厂的工人，母亲李巧云，镇小学的老师，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晚饭桌上，父亲的筷子敲得碗沿叮当响：“隔壁老刘家儿子比你小一岁，都考上北师大了！你整天就知道看闲书，数学物理一塌糊涂！”

母亲护着我：“孩子已经够难受的了，你少说两句！”

“就你惯着他！”父亲摔了筷子，出门去了。

后来，班主任王老师来家访，建议我去城东新开的补习班，说是县师范毕业的林雪梅老师教得不错。

我背着书包，忐忑地来到补习班。教室不大，却窗明几净。林老师二十六七岁，圆脸大眼，扎着马尾辫，走路带风。

“你们来这儿，不是来混日子的，”她第一天上课就给我们立规矩，“想考上大学，就得付出比别人多一倍的努力！”

林老师的语文课很有意思，她不光讲课本，还讲名著、作家的故事、写作技巧。“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的时候，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修改了七遍。”她讲得眉飞色舞，“这些大师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懂得坚持。”

我偷偷看闲书被她发现了，她没批评我，反而借给我一些名著，告诉我知识面广一点好，但要分清主次，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考上大学。

她发现了我的写作天赋：“明亮，你的作文有灵气，就是太懒了。这么好的文笔，如果能把其他科目也补上来，考个好大学不成问题。”

我挠挠头：“林老师，我笨，数学太难了。”

林老师摇摇头：“不是笨，是静不下心来。数学不行，我给你介绍个好老师。”

就这样，我开始跟着姜老师补习数学。姜老师四十多岁，教得很细致，让我渐渐找到了学习数学的感觉。

可惜，第二年高考，我还是落榜了。父亲气得一个星期没跟我说话。母亲安慰我：“没事，明年再来。”林老师也只让我去办公室，重新安排了学习计划，语气坚定地说：“今年差二十分，明年一定能行！”

复读的日子很苦，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考上大学，我常常感到迷茫。第三年高考后，我借酒消愁，在路上碰到了林老师。

“周明亮，你这是干嘛呢？”她闻到我身上的酒气，皱起了眉头。

我带着哭腔说：“林老师，我是不是太没出息了？三次了，三次了都没考上……”

她带我去小茶馆，要了壶茶和小菜。“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一股脑地倾诉了内心的苦闷。

林老师静静地听着，然后问我：“明亮，你知道为什么要上大学吗？”

“为了…找个好工作？”

“那你为什么要找个好工作呢？”

“赚钱啊，过好日子。”

“那你觉得什么是好日子？”

我哑口无言。

林老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不一定非得考大学。但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得坚持走下去。我父亲在文革时被下放到这儿，当时他多绝望啊，可他从没抱怨过。人这一辈子，得经得起挫折。”

林老师的话点醒了我。第四年高考又失败了，父亲在厂里受伤，医药费让家里雪上加霜。我决定放弃复读，去南方打工。林老师没劝我，只给了我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看完书，我决定继续复读。我和几个复读的同学组成了“坚持小组”，林老师每周日下午还会带我们去她家给我们开小灶。

1995年夏天，我终于考上了县城大专的财会专业。我第一时间跑去告诉林老师，她笑着说：“我就知道你能行。”五年了，她一直陪着我，从未放弃。

上了大专，我对会计提不起兴趣，却写了一篇《县城的早晨》发表在校刊上。更巧的是，林老师也调到了我们学校。在她的鼓励下，我开始给县报投稿，慢慢地，也发表了几篇文章。

父亲下岗了，我的稿费虽然不多，但也多少能补贴家用。父亲拿着报纸对邻居炫耀：“看看，我儿子现在是作家了。”

大专快毕业时，县广播电台和省城日报社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我犹豫不决，去找林老师商量。她毫不犹豫地说：“去省城，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她甚至提出送我去省城。

去省城的路上，汽车抛锚了，我们不得不在小镇住一晚。小旅馆只有一个标间，林老师睡在沙发上。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她讲了她的大学生活，她的理想，她父亲的故事。

我问她为什么一直单身，她说没遇到合适的人。我问她什么样的人才算合适，她说：“有责任心，有理想，能坚持自己认定的事情，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轻言放弃的人。”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喜欢上了林雪梅。

到了省城，我努力工作，定期给林老师写信。两年后，我回家探亲，听说林老师要结婚了，心里五味杂陈。我去找她，她告诉我婚约取消了。

她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支持你坚持考大学吗？因为我欣赏有梦想，并且愿意为梦想付出的人。我一直在等一个这样的人。”

1998年，我和林雪梅结婚了。我在县电台工作，业余时间写作；她继续教书。2000年，我的第一本乡土小说集出版了。林雪梅为我办了签售会，请来了县里的文艺爱好者和她的学生们。后来，我们一起办了个读书会，免费辅导那些家境贫寒的孩子。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段复读的岁月，想起那个陪我走过风雨的林老师。人生的路很长，曾经的那些坎坷，如今看来，都变成了珍贵的回忆。而林老师，就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