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皇室一贯对佛教比较优崇，比较出名的是顺治皇帝出家为僧的传闻。清皇室不但信佛，而且借助佛教力量羁縻统治蒙、藏地区等。由治术而至个人心灵寄托安慰等，整个清代都蒙上了一层佛学色彩。

但清代皇帝对于佛学的信仰还是很有节制的，与元朝有所不同。康熙对佛道等宗教的态度就比较清醒，“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这是康熙对历史上佛道势力干政的清醒认知，防患于未然，以防导致尾大不掉，可借助吸收，但不可放纵之。那么雍正皇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又如何呢？

一、在潜邸期间，礼佛辩经，痴迷佛法，造诣非常雍正少年时代就非常喜欢读佛学典籍，从他后来的佛学造诣来说，非有积年的修为与阅读，不能达到。成年之后又与僧人广交朋友，与雍正来往比较密切的僧人有章嘉呼土克图喇嘛、迦陵性音、弘素等。雍正不但读佛经，结交僧人，而且还身体力行地践行佛法教义。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五十二年（1713年），雍正在藩邸举行法会，进行坐七，与章嘉活佛、迦陵性音论说佛法，受到章嘉指点，得蹈“三关”。章嘉赞许他“得大自在矣”，他则称章嘉“证明恩师”。过三关之后，雍正自以为佛法高明，要寻找海内高僧名人辩论佛理，众僧推荐千佛音禅师，与之辩论，辩论的结果是“王爷解路过于大慧果，贫衲实无计奈何矣。”雍邸还赠送给僧人扇子，亲书五言律诗“绿阴垂永昼，人静鸟啼烟。脱网游金鲫，翻阶艳石蝉。无心犹是妄，有说即非元。偶值朝来暇，留师品茗泉。”雍正在潜邸时刻，正是雍正儿子们争权夺利最激烈的时刻，雍正以退为进，打造闲云野鹤人设，表达自己无意争夺皇位之心，四处礼佛论佛，并且编写《悦心集》，充斥着佛教“万法皆空”的思想，表明自己对皇权的淡薄态度。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实际上是雍正一种更为高明的斗争手段。出于信佛，清代王府贵族都流行一种“替赌”的风气。

所谓的“替僧”，就是找到一个幼童，代替自身出家，为了祈福消灾，那个代替的人，就称作是“替僧”。雍正青年时期也曾雇人代他出家，也就是所谓“替僧”。雍正做皇帝后，有僧自称“四和尚”，曾为雍亲王府附近的柏林寺住持，是“王府替僧”，求见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法敏，希求办事。法敏不知真伪，报告给雍正，雍正朱批写道：“王府岂有此等替僧，一毫影响全无之事业。殊属大胆可恶之极，即严拿夹讯，审明定拟具奏。此奏并朕此谕皆不必叙人本内”。间接表明了雍正王府时期有替僧，雍正也是此流行风气的跟随者。

二、当上皇帝之后，雍正自称“释主”雍正在位后，跟大臣们自称“十年未谈禅宗”，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写给年羹尧的奏折中，雍正写道“京中有一刘姓道人，说他几百岁，寿不可考。前者怡王见他，此人漫谈怡王前生，他说怡王生前是个道士。朕大笑说：“这是你们生前的缘法，应如是也，但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办？王未能答，朕说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栽培福田，那里在色相上着脚，若是力量差些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方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闲写来令你一笑。”雍正自比“真佛真仙真圣人”，方有定力在此红尘中打滚，“造福众生”，雍正这是对自己佛法修养的自信，也是将出世修行与入世治理统一起来，把皇帝事业看成佛法“利益众生”，表达出雍正的自信。

一语不足，雍正又在《自疑》诗中写道“谁道空门最上乘，謾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雍正自况是不住寺庙的“出家皇帝”，是利益众生的“大乘精神”的最好践行者。一七二七年，群臣庆贺“黄河清”，蒙古王公入朝拜见，雍正说“若蒙古地区因做佛事而人畜兴旺，是受我之赐”，并称“朕亦即是释主”，蒙古人笃信藏传佛教，雍正自称“释主”，以宗教领袖自居，毛主席说自古以来，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身兼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的身份，就是要在统御和人心中全方面治理，这也是雍正高明的统治术。  然而遗憾的是，雍正因为过度相信长生不老，于是躲在后宫里和道士炼丹，最终导致中毒不治身亡，所以他的死成了千古谜团，其实这些都是源自于他陷入了帝王大梦和长生不老所导致的一种自我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