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刘伯承都是咱们的开国大元帅，但他们的性格、学问和待人接物的方式都不一样。在那个战争纷乱的年代，两人在很多事情上有了不同的看法，慢慢地就产生了些误会。正因为这些误会，刘伯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了不公平的批评。
1930年秋天10月份，刘伯承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国内，接着就当上了中共中央军委的委员，还兼任了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职位。到了1933年初的2月，因为宁都会议的事情，毛泽东被免了职，这时候刘伯承就接过了红军总参谋长的担子。那时候，刘伯承刚到苏区没多久，对红军的游击打法还不太了解。但他心里头一直琢磨着怎么提升红军的战斗水平，所以他就接连写了好些文章，说“游击主义”的问题，他觉得游击战会让红军没法打那种大规模、硬碰硬的仗。
彭德怀，那时候是红三军团的领头人，他瞅了刘伯承写的那篇文章后，直摇头，觉得刘伯承那套想法跟红军的实际情况差得太远。他不客气地嘀咕：“要是真按刘伯承那套打法，跟国民党硬碰硬干，咱红军这点家底儿非得赔光不可。咱们在中央苏区摸爬滚打了五年，啥路子都摸透了，就他刘伯承觉得自个儿行，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933年2月4号，那时候咱们正跟敌人第四次干仗呢，苏区中央局给红一方面军下了死命令，说必须要拿下大川边上的南丰，那是个关键地方。彭德怀一听这命令，心里头火就上来了，他觉得这是刘伯承在后面瞎捣乱呢，立马就嚷嚷开了：“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啊！南丰那地界儿，敌人守着跟铁桶似的，咱们攻进去难啊，敌人还占着好地方呢。这么硬碰硬，咱们吃亏大了，这不是胡闹嘛！”
朱德对彭德怀道：“老彭啊，上头指令都下来了，咱们还是得往前冲啊！”
攻打南丰的战斗真的就像彭德怀预料的那样，进展得很艰难。特别是在2月12号那晚，红三军团就折损了400多号人，还包括1名师长和2名团长不幸牺牲。这下彭德怀彻底恼了，他气得直跺脚，大声嚷嚷：“再这么打，咱们三军团的家底儿都得赔进去！什么正规打法、硬攻战术，全是刘伯承在那乱指挥！”
可彭德怀没想到的是，硬打南丰这事儿，刘伯承其实并不赞同。战斗还没打响，他就说该听听前线指挥官的想法，但那时候中央的领导们压根儿不听，刘伯承也只能干着急，没办法。
之后，红军迅速改变了打法，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带领下，玩起了巧妙的“躲猫猫”战，最终大获全胜，干掉了敌人3万多人。这时候，刘伯承也发觉自己之前对游击战的想法太片面了，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好好琢磨了一番。可惜啊，因为红军那时候打仗打得紧，刘伯承一直没机会找彭德怀当面聊聊，说说自己的想法，解开之前的误会和不快。
抗战全面打响后，彭德怀就当上了八路军的副总头头，而刘伯承呢，他成了129师的老大。这俩人以前一个是头一个是兵，现在位置倒了个个儿。在抗战那会儿，彭德怀就像是家里的二把手，啥都得管，而刘伯承呢，他就是冲在前头带兵打仗的大将。他们俩合作起来，那叫一个顺溜。不过啊，到了1940年的“百团大战”，彭德怀和刘伯承之间又有点不对付了。
1940年10月20号，到了“百团大战”的最后一阶段，华北的日军调来了好几万兵马，开始对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大规模反击，说是“扫荡”。其中，冈崎支队就是这次反击行动里的一个狠角色。
冈崎支队的头儿是日军37师团226联队的冈崎谦受中佐。他手下有支队本部，还有3个步兵大队，另外配了1个山炮中队、1个工兵队、1个无线电通讯队和1个辎重小队。全部加起来，官兵有535人，马匹243匹。
10月27号那天，冈崎的小部队溜进了子就把八路军的黄崖洞兵工厂给端了。他们抢走了咱们2000个手榴弹，还有10000发子弹，另外还搬走了好几十箱别的东西。不光这样，他们还炸了两栋放爆破弹药的仓库，毁了一栋炸药库，外加两栋存被服的仓库。
彭德怀一听黄崖洞没了，火冒三丈，立马就集合了九个团的人马，把冈崎支队给团团围住了。冈崎支队没办法，只能边战斗边后退，最后一直跑到了武乡县的蟠龙镇关家垴那块地方。
关家垴这座山岗挺高，被一群山岭围着。山顶挺大，有好几百平方米平着呢。它北边是悬崖峭壁，东边西边都挺陡，就南边坡平缓点，好走些。要说打仗的话，关家垴这地方可算是好守不好攻。
冈崎小队一到，立马动手挖防御工事。他们在关家垴那块高地上，弄了个像八卦一样的中心阵地，还用交通沟连接到高地边上，然后再围上一圈阵地。机枪、火炮的掩体，他们都挖了两三个备用的。另外，还挖了三百多个散兵坑，作为外面的防线。
10月30号早上4点，彭德怀下令部队向关家垴发起了最后的冲锋，但冈崎支队仗着地势死守，让我军损失很大。这时候，在前线指挥的刘伯承急了，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要不咱先撤回来，再找别的机会打，可彭德怀坚决不同意：“冈崎支队的人已经不多了，咱们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时间，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把他们干掉！”
刘伯承讲道：“彭老总，这样打下去，咱们的损失可承担不起啊！”
彭德怀直接说道：“老兄啊，敌人的援军就快到了，要是这时候让敌人跑了，他们马上就能和援军会合！”
刘伯承脸色一沉：“你这是在任性胡闹，硬着头皮上，这场仗，我坚决反对继续打！”
彭德怀怒气冲冲地说：“要是关家垴拿不下来，第129师就别想存在了，不论职位高低，谁也别想逃过惩罚！”
彭德怀放下电话，八路军里的副参谋长左权就凑近他说：“刘师长其实也是为了咱们部队好，你就算心里头不赞同他的看法，也别对人家那么大火气嘛！”
彭德怀略带歉意地说：“哎，我这暴脾气，一上头就啥都顾不上了，你也清楚。不过别担心，仗一打完，我立马去找刘师长，当面给他赔不是。他要是不肯罢休，那我就效仿廉颇，背着荆条去请他原谅！”
最终，刘伯承还是毅然决然地遵从了指令，129师接连发起了十多次猛攻，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攻下了关家垴，冈崎大队几乎被全歼，而我军的伤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日军。战斗结束后，彭德怀特地去找刘伯承，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刘伯承对此却并未太在意。
1944年4月底，中央在延安搞起了高干整风。4月30日一早，刘伯承替129师上台讲了话，把晋冀鲁豫这7年来的抗战情况做了个大盘点。他说了说“百团大战”那儿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没好好把正规战和游击战的优势结合起来，有点急着上场的味道，而且光顾着想要政治上的好名声，结果做得有点过头了……
刘伯承提的那些问题，纯粹是讲事情本身，没冲着彭德怀个人去。可刘伯承没想到的是，他这一说，倒给彭德怀惹上了大麻烦。因为党内本来就有人对彭德怀不太满意，康生更是瞅准这个机会，对彭德怀一顿猛批，说：
抗战初期，你走的是王明那一套。你对怎么建根据地一窍不通，也没去动员老百姓。你搞的百团大战，太早地亮出了我们的底牌，把日军的大部队都引了过来，结果倒是给国民党的蒋介石解了围。
虽然刘伯承完全是秉着公心来做这次汇报，但后续事态的走向却超出了他的掌控范围，因此彭德怀对他心生不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新中国一建立，刘伯承大将军就在1950年夏天，7月份的时候，跑到南京去搞了个南京军事学院。这个学院啊，主要是给我们军队培养那些厉害的军事人才。不过那时候，军事学院好多规矩都是照着苏联那边来的，学员们心里头多有不满，觉得这套制度不太适合咱们。
1957年2月份，彭德怀率领工作组到军事学院去查看工作情况。听完干部和学员们的反馈后，他觉得学院里存在很重的死板教学问题。最后，在给军委写的报告上，他指出：
他们在教书时有个大问题，就是太过死板，主要表现在教的东西跟咱们国家军队现在的真实状况不太搭边。
这年的6月份，毛主席针对军事学院里盛行的教条主义，直接提出了不满。彭德怀心里也一直惦记着以前的事儿，有次军委几个大头头开会，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刘伯承啊，他教条主义问题可不小。别忘了，红军那时候，有人就是因为他太教条，被逼得没了活路。”
彭德怀提到的刘伯承“让革命战友为难”的事，其实是个误会。这事发生在1935年6月，那时候红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碰头了。红四方面军说想派一些高级将领，比如军长、师长这些，去刘伯承当校长的红军学校学习学习，其中就有红30军的军长余天云。
余天云打仗特别猛，22岁那年就当上了军长，张国焘对他很是看重。不过，余天云进了学校后，因为平时太好强，好几次在战术问题上跟刘伯承那些教官杠上了，到后来，他甚至掏枪吓唬教官。这事儿闹大了，学校校长何畏只好短期关了他禁闭。余天云被关后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觉得在战士们面前丢了脸，结果部队走到大金川的急流那儿，他一冲动就跳崖自尽了。
事后，就连一直对余天云有好感的张国焘也说，余天云选择自杀这条路是不对的，这事儿明显不能赖刘伯承。
1957年8月份，刘伯承因为压力山大，最终决定辞去军事学院的所有职位。他和彭德怀之间的那点误会，说起来真是让人觉得挺可惜的，也算是历史上的一段遗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