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闻捷：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五）
（《戴厚英文集》选读）
作者：戴厚英
戴厚英
闻捷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吴中杰、高云主编《戴厚英文集·自传·书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 1 月版）书中的第一部分《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第五、六、七、八章。现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各小节标题不变，只将原序号删除。
戴厚英，女，1938 年生，安徽颍上人。1956 年考进华东师大中文系，在积极参加文艺与思想论争中得一外号“小钢炮”。毕业前就被借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后为研究所）工作。文革中先保上海市委，后成为上海作协造反派头头，却又因卷入“炮打张春桥”事件而遭批判。文革后调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在短暂的写作生涯中著有《人啊，人》《诗人之死》《空中的足音》《往事难忘》《锁链，是柔软的》等七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随笔集、半部自传。1996 年被她好心关照的家乡晚辈入室劫财时将她连同在她家暂住的侄女一起杀害。
我们被隔开，不允许他和我一起回上海休假了
11 月初，我们结束休假回到干校，周围的气氛一下子凝固起来了。本来，我们的爱情就在周围人们怀疑、忧虑、忌妒兼有的情绪的包围中，我们受到的是冷冷而沉闷的目光。只有极少数的朋友，如丰村，对我们表示了祝贺。现在，连这一点温暖也冻结起来了。一个又一个女士找闻捷谈心，叫他马上离开我。她们说我身上小资产阶级情调太重，不是一个革命者，不适合于闻捷。同时，我的朋友们也找我谈话，他们叫我注意，不要由“政治错误”导致“生活堕落”。他们说闻捷有历史问题，配不上我。
我和闻捷苦恼地互相询问：我们到底是谁配不上谁呢？最后，闻捷用两性关系心理学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说，这都是忌妒心理。那些女士们是不能容忍我爱你，同样，你的那些朋友们一个个像你娘家哥一样对我进行挑剔。这正说明我们是互相般配的。他说，我会想办法让你的“娘家哥”们放心，叫他们相信，我会给你幸福。
我同意闻捷对那些女士们的分析。凭女性的敏感，我自然能感受到她们的强烈忌妒。是啊，她们与闻捷年龄、背景都那么接近，人也都长得不错，也不像我刚刚从审查中解脱出来。她们是白天鹅，我是丑小鸭、灰姑娘啊！她们时常向我飘洒着微妙却明显阴冷的目光。但是我这个人一向不把忌妒当回事，不晓得在非常时期，在人们彼此争斗红了眼的时候，忌妒常常是最凶狠的杀手。我对闻捷说，那你就考虑考虑，去找她们当中的哪一位吧。闻捷说：我才不管呢！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我不怕。当年杜方梅差一点被划为右派，我对她说，放心，即使你成了右派，我还是把你当做最好的老婆。现在我也这么对你说，你不是革命者，我也爱你。
但是，我认为闻捷对我的“娘家哥”们的分析不对。他们心里所装的，不是忌妒，而是忧虑。什么忧虑呢？他们听到什么了？他们不肯说，也不敢说。
11 月底，又到回上海休假的时候了。工军宣队突然宣布：闻捷留在干校值班，等大家回来了你再回去。
谁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装着不懂，不声不响地服从了这一决定。
临回上海的前一天晚上，我找到闻捷，商量我回上海如何对小女儿交代。闻捷把他家的钥匙交给了我。他要求我住到他家去，每天和孩子在一起，他叫我替他领工资，代替他为女儿安排好生活。同时，他要我一天给他写一封信。我全部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闻捷将我送到镇上汽车出发的地方。冷风里，他替我把围巾围好，交代我带好手套。我上了车，看着他停立在寒风中的高大身影，两手蒙脸，偷偷哭泣。
我住到闻捷家里，为孩子烧饭、洗衣。我替闻捷领了工资，全不顾周围的窃窃私语。我将闻捷的工资留下闻捷在干校的生活费，给他买一条“前门烟”，余下的全部锁进他写字台的抽屉，将抽屉钥匙交给小妹。我对她说，你像以前一样用这些钱吧，只是每用一笔就写个字条塞进抽屉。几天里，我没有动用一分一毫。
我和小妹两人的生活当然是简单而清苦的。离婚以后，我收不到前夫允诺的每月十元孩子抚养费，一切都是我独立承担的。我还要照顾刚刚下放农村的父母兄弟。那天，回作协拿衣服时，我碰到丰村。丰村手里提了个小竹篮，说：我正要找你。我和老伴觉得你和小女儿一起生活太清苦了，给你们包了一点水饺。我欣喜地接过水饺，数了数，一共三十个。刚好够我们两个人吃一顿的。我回到闻捷家，先把水饺下了一半给小妹吃，她连说好吃，那一半我就舍不得吃了，留下来让小妹晚上又吃了一顿。从上海回干校的汽车上，我对丰村表示了感谢，告诉他我还不知味道如何呢。他说下次请你到家里来吃。不料这给他带来了灾难。
谜底终于揭开——原来是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干预
1970 年的冬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12 月底，又到了回上海休假的日子，我去吉林的日子也即将来到了。我向工军宣队请求，让我在去吉林之前回安徽探望一下父母和女儿，可是遭到坚决的拒绝。他们说：现在你的事我们不能作主。
我不明白，我的“规格”为什么突然提得这么高。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有人造谣我已怀上闻捷的孩子，准备回乡下打胎。他们不许我回家，是等着我“出丑”，同时也把情况向上汇报，等着上头对我们更为严厉的制裁。总之是不把我们分开誓不罢休。
一切都被他们等到了，只是没有等到我怀孕的消息。
12 月 30 日，我和闻捷都心情沉重地等待着休假，因为这之后我们将长期别离。是小别还是久别，我们说不清楚，但没想到永别。我们准备回去后照一张合影照片各自带在身边，以示永不相忘。可是，就在当天晚上，工军宣队突然宣布，明天闻捷留下来值班。
闻捷愤怒起来。他马上找到工军宣队办公室，说：我不留下。小戴马上就要离开上海。工军宣队问：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他回答：我们相爱！工军宣队说：那好，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这种威胁使他不安，他马上来找我，问我会有什么后果，我们该怎么办。我预感灾难来临，对他说：你马上去找他们，说你愿意留下。
可是一切都晚了。工军宣队断然对闻捷说：现在你要留下来，我们也不要你值班了。你等着吧。
我们等着厄运的降临。但见工军宣队忙忙碌碌地找人开会，布置着什么。而且宣布，明天不回上海，有重要会议。
12 月 31 日，一位女工宣队员突然通知我：今天下午批判闻捷和丰村，你准备揭发。我知道来意不善，一口回绝，说：我不知道你们批判什么，没什么可说。
下午，批判会议召开。排长厉声地叫闻捷起来交代：为什么拒绝值班？闻捷毫无准备，说了心里话。他说：我认为这是组织上有意要拆散我和小戴。我的家庭已经受到过一次破坏，我受不了第二次打击了。我对小戴的感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没有她……
他的交代引来一阵口号和一些人的窃笑，有人还恶意地重复着“不可收拾” 四个字。接着是一篇篇准备好了的发言，发言者大部分是我的“娘家哥”。他们说闻捷是对抗改造、对抗运动，并对我们结婚申请中提出的理由逐条分析、批驳。
你们互相欣赏的是什么才华？是对文艺黑线的留恋！你们想开“夫妻老婆店”！
你们互相同情什么样的家庭遭遇？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反扑！
批完闻捷，有人叫丰村站起来，要他交代送饺子给我是什么行为。丰村全无准备，想了很久，才说是“旧思想、旧习惯”。有人大叫，说他避重就轻。他们说丰村是向造反派进行“腐蚀”。
最后，由军宣队连长进行总结。他说，这是一场改造和反改造、复辟和反复辟、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文艺黑线的死灰复燃和对文化大革命疯狂反扑。他说：闻捷是什么东西？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这样的人配谈恋爱？我想，这是那次会上对闻捷、也是对我最致命的一击。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脸面被撕得稀碎，扔在垃圾堆里。
我一直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紧紧握着一支圆珠笔。会议结束，这支笔被我握成两截。会开完，天已黑下来，我一个人跑出会场，到干校依傍的河边，一边哭，一边走来走去。我不明白事情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被打蒙了。一位好心的女友拿了一个冷馒头偷偷地找到我，她叫我吃馒头，说闻捷正在惦念我。我哪里吃得下东西？我抱着她失声痛苦，问她我该怎么办啊？
第二天，关于这次批判会的报道在干校广播台广播了。我们的恋爱成了文艺界“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干校的人都对我们指指戳戳。这时，我也从一些人的眼里看到了同情。但是现在同情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用处了。
第二天，排长找我谈话，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们之间不存在腐蚀被腐蚀问题，我们真诚相爱。他说：戴厚英！你一向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我们知道我们的话你是不会听的。可是现在我告诉你，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你已经走到反革命的边缘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反革命的泥坑了。你打算怎么办？我想也没想，就背书似地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现在不理解，但是愿意执行。我和闻捷断绝就是，可是我们需要时间，因为我们是真诚相爱呀……
排长说我有这个态度很好，但认识还要提高。为了帮助我提高认识，当天下午召开了一个比昨天范围小些的批判会，专门批判我。这个会上，我从头哭到底。
我从头诉说和闻捷相爱的过程，感到满腹委屈。我怎么也交代不出他怎样腐蚀了我，我又怎么受了他的腐蚀的。与会的男女同志一齐批判我。他们叫我交代我是否将群众对闻捷审查的情况告诉了闻捷，有人还问我到底接受了闻捷多少钱多少东西。一位女同志满脸不屑地说，看到我和闻捷这样的人相爱，她为我感到羞耻……
当时的心情我已经不愿意再去回忆。建国以来搞过许多次运动，但像这样专门以恋爱为批判内容，而且“上纲”上到那样的高度，恐怕是罕见的。
元月 2 日，我们便步行回到上海。这一次我们在上海住得很久，因为要配合当时正在召开的上海市党代会。就是那次会议，使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成为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
我仍然是每天到闻捷那里去。但是我们已经明白，我们的结合无望了。我的朋友偷偷对我说了，一切都是张春桥的旨意，坚持下去，我和闻捷只能一起毁灭。
他们之所以在会上那么慷慨激昂，是怕我犟到底。这一点闻捷也十分清楚了。所以，回上海以后，他立即当着我的面对小女儿说：组织不同意和小戴阿姨结婚，爸爸是党员，小戴阿姨是团员，我们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所以，从现在开始，爸爸和小戴阿姨只是朋友关系，有人问起你，你就说小戴阿姨没有来过。小妹懂事地说：我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想转入“地下”，等我到了吉林以后再说。但是，我们的情绪都极度恶劣。他说他有时想到死，一个人，既不能写诗，又不能恋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学普希金，为情而死。我说，你不能死。如果你不顾一切死了，我不会为你哭，还要踢你两脚。你不能这么没出息。他说，我只是这样想想而已。我要活着，等你从吉林回来。要是你在那里爱上了别人，我等你离婚……
我们的秘密相会持续了一个星期。军宣队连长又找我训话了。他问我：怎么样？断了没有？我说：断了。他冷笑道：好啊，戴厚英也学会耍两面派了！告诉你，你每天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一清二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为什么你身上还装着他家的钥匙？
我的精神完全被击垮了。我不知道每天监视我的眼睛藏在哪里。我答应马上去交出钥匙。但是我还是又拖延了两天，拖到元月 11 号。我将钥匙交出去的时候，闻捷说：你不交，我也要向你讨回了。后来我知道，这几天，他已偷偷向几位亲人写了遗书，交代后事了。
那一天我回家很晚，我们经历了生离死别。工军宣队既然继续对我施压，肯定也会找他谈话的。一位同事说，那天他打电话通知闻捷 12 日开会的时候，闻捷支支吾吾，说有两个人在家里。是谁呢？闻捷没有说，他死以后也没有别人说。
元月 12 日，上海市文化系统召开大会，传达刚刚结束的上海市党代会。我和闻捷坐在一排凳子上，中间隔了丰村等三五个人。我看见他的脸色紫红，极不正常，但是没有跟他说话。我们只是偶尔互相看看，静静地听着传达。
传达里又一次把我们的恋爱作为文艺黑线复辟的典型摆了出来，只是没有明白地说出我们的名字。
散会时，已是下午 5 点来钟。闻捷从我面前经过，看了我一眼，就匆匆走了过去。我也一个人走出会场。会场离他家不远。我不自觉地追踪着闻捷的身影，想跟他回家。可是在离他家不到百米的拐角处，恐惧突然袭上心头。我害怕暗处的眼睛。同时我感到头疼欲裂，便咬着牙转身回到自己家里。
就是在这一天夜里，闻捷孤独未眠，下了死的决心，于 13 日凌晨用煤气自杀了。我为此终身不能原谅自己。如果不是我的软弱，那一天去陪伴他一夜，他也许就不会死了。闻捷死于对政治的不满和绝望，但如果有我的爱情始终陪伴，他也许会从黑暗中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