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闻捷：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二）
（《戴厚英文集》选读）
作者：戴厚英
戴厚英
闻捷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吴中杰、高云主编《戴厚英文集·自传·书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 1 月版）书中的第一部分《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第五、六、七、八章。现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各小节标题不变，只将原序号删除。
戴厚英，女，1938 年生，安徽颍上人。1956 年考进华东师大中文系，在积极参加文艺与思想论争中得一外号“小钢炮”。毕业前就被借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后为研究所）工作。文革中先保上海市委，后成为上海作协造反派头头，却又因卷入“炮打张春桥”事件而遭批判。文革后调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在短暂的写作生涯中著有《人啊，人》《诗人之死》《空中的足音》《往事难忘》《锁链，是柔软的》等七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随笔集、半部自传。1996 年被她好心关照的家乡晚辈入室劫财时将她连同在她家暂住的侄女一起杀害。
先来段“插曲”
这本书的前面部分，都是今年夏天在美国芝加哥探亲时，在领外孙女之余用电脑写下的初稿。但是写到这里，我停顿下来，因为我害怕感情激动，影响情绪，让可爱的孩子看见我挂满泪珠的脸。按说，事情已经过去了 22 年，我不该那么激动了。可是谁能知道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痛苦、屈辱、愤怒，一直伴随我到今天？我觉得我对中国人的灵魂已经了解得相当深刻了，然而我却仍然不能理解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女人的心为什么那么狠？她们对待同性，特别是对待某些方面优于自己的同性，一有机会就进行攻击和迫害，甚至不惜颠倒黑白，扒开人家的伤口，再在人家还洇着鲜血的伤口上撒盐……
今年 5 月，我就在纽约遇到这样一件事。我和几位朋友正在台湾女作家丛甦家里谈天，十分开心，突然就进来一位风风火火的女士，大声问道：哪位是戴厚英？我想见见戴厚英！我连忙答应着迎上去，开玩笑地说：你找哇，最年轻最漂亮的就是戴厚英。经人介绍，我知道她也是大陆出去的一位作家。我应她的请求与她坐到一个角落里说话。她说到闻捷，她说上海有位女作家在美国说闻捷是我害死的，她问我知道不知道。
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满腔悲愤，不知该如何发泄。我流着眼泪注视着正在欢笑着的朋友们，压抑着内心的强烈冲动。我想把眼前的一切打个粉碎！可是不能啊，我是在朋友家里。
关于闻捷之死的种种传闻，是由事实上非常了解真相的人故意制造出来的，我早有所知并且深受其害了。但是这几年，我的心境渐渐淡远、宽容，愿意原谅一切害我的人了。却不料这仍然是一页掀不得的痛史，一颗石子投下，仍然能激起狂波暴浪来。那天，我多想摔个杯子发泄怒火啊！可是我毕竟不再是八十年代的我。那时候，我为所受到的欺侮摔碎了一个又一个茶杯，在椅子的靠背上拍肿了手心。可是现在，不论我内心如何翻江倒海，都能够把激情和愤怒和着泪水吞咽下去。这一次，我又吞咽下去了。我强忍泪水批评对方莽撞，不该在这种场合向我提起这件事情。但是那以后我还是激动了很久。从纽约回到芝加哥家里，我再也没有把已经写上“闻捷之死”的章节写下去。我怕丧失了冷静也就丧失了客观，把我的精神境界降低到和某些人同一水平。
今年 11 月底，我去镇江参加丹徒县举办的闻捷七十诞辰的纪念活动，在许多朋友的关心下，我不得不忍痛翻开了这一页历史了。我想，我个人经历过什么，以下节选自该书第六章“十年沉浮之二：闻捷之死”。这并不重要。但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摧残人性的惨剧，却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取的。中国的今天和未来是否仍然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吸取了历史的教训。
我与闻捷的相识
大概是 1964 年吧，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碰到一位熟悉的长辈作家，他身边站着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汉子。那位熟人给我们作了介绍，说他是闻捷，刚调到上海的著名诗人；她是小戴，非常活跃的青年评论家。我和闻捷就这样认识了。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交往的机会。闻捷先是到故乡丹徒去深入生活，然后又被调到上海京剧院，去写“样板戏”《海港》。我则忙着写文章，然后又是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
这次见面，闻捷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只觉得他对我这样的后辈（他大我 15 岁）很慈祥、随和。但是，对闻捷这个人，我不能说毫无了解。我读过他写的《吐鲁番情歌》，十分欣赏。同时，上海作协也有一些关于他从北京调到上海的传说，说他感情开朗奔放，喜欢胡言乱语，不能见容于北京文艺界的某些上级。但是在我们相爱以后他对我说，他南来的真实原因是躲避政治，他对政治感到厌倦和恐惧。
这一切自有来由。 闻捷，1923 年生于丹徒县一个铁路小站站长的家里。父亲早亡，由母亲抚养他到 15 岁。家道贫苦，他 14 岁便去一家煤球店当了学徒。1938 年，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闻捷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敌宣传队，并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一切不幸都由 1939 年开始了。那还是“国共合作”的时候，闻捷所在宣传队党组织受到破坏，他们十来个人一起被李宗仁战区的国民党逮捕。
根据共产党当时的战略和上级的指示，闻捷和他的战友们写了一份集体“悔过书”。“悔过书”没有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承认“年幼无知，误读不良书籍，误与不良人为伍”。“悔过书”保证今后“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领导下，精诚团结，抗战救国”。这之后，闻捷在狱中党组织的指导下，哭着闹着要回家“找妈妈”“继续读书”。国民党相信了这个 16 岁的孩子，就把他放了。
闻捷出狱之后，在多方帮助下，辗转到了延安。他以为回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不久就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他那一段牢狱生活使他成了怀疑对象，要他交代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吓得乱说了一通，过了关，但从此丢掉党籍。
不再是党员的闻捷依然热爱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以战地新闻记者的身份投入了三年“解放战争”。1948 年，因为他的勇敢和勤奋，又被重新吸收为中共党员。但是那以后，政治运动就始终跟随着他。而且查来查去，都是要查清他 16 岁时的那一段牢狱生活。解放初期的“审干”，把他那段历史重审了一遍，没发现他有任何隐瞒，却给他下了个结论，说他那是“变节行为”。这使闻捷灰心。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荆棘，便转行投入文艺。他以奇异清新的情歌一炮打响，离开了新华社，进入作家的行列。可是文艺界也不太平，他巧妙地躲过了反右斗争，却躲不掉又一次的“政审”。于是他想离开政治中心北京，回到自己的故土南方……
可是到哪里能躲掉政治运动和审查啊？16 岁的那段经历，像一把随时可以下落的刀剑，杀他剐他都有依据。好像中国有一个可以任意解释的“二十二条军规”，只要能管住士兵，怎么解释都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