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王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我平日最常做的工作就是: 在患者即将去世的时候，来到患者家属身边，问他们这样一句话：“您愿意器官捐献吗？”

这样短短的一句话，问出来，却有千斤重。因为我面对的都是即将逝去亲人，沉浸在悲痛中的家庭。这时的他们是悲伤的，绝望的，无助的，而我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开口，和他们讨论死亡。当我提出器官捐献的时候，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大多人会直接拒绝，甚至会拂袖而去。我常常会难过的从家属身边离开，但是我能够理解，因为我知道家属比我更难过。但让我最难过的不是家属拒绝我的时候，而是他们抬起头来，流着眼泪对我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接下来我会和他们一起，度过这场生离死别。

我协调的第一个器官捐献者，叫珍珍，是一个12岁的孩子。珍珍的父母在北京长期打工，一直希望能让孩子在北京上学。春节，珍珍来北京和父母团聚，出了车祸，送到了佑安医院。珍珍家条件非常困难，每天几千元的住院费承担不起，伤情非常严重，医院及时给她进行了减免医疗费用的救治。

治疗一直持续了15天，珍珍却一直没有清醒的迹象，那天早晨珍珍被医生诊断为脑死亡。那天，我一直陪着孩子的父母，珍珍静静的躺在ICU里，而她的父母在ICU门外哭的几次晕厥过去。我在那里呆了一上午，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就想，那我就陪陪他们吧，哪怕陪陪他们都是好的。下午珍珍的父母找到我，孩子爸爸带着哭声对我说：“王大夫，珍珍特别喜欢北京，我们就把她留在北京吧”。我吃惊的问：“珍珍爸爸，您这是想？”“感谢医生护士们对珍珍的照顾，我的孩子养这么大，没享过什么福，连条裙子我们都没给他买过，现在孩子已经救不回来了，我们希望在世上留下些东西，也算是回报社会吧。”

这时候，我心里的难过排山倒海。我从心里希望珍珍能够醒来，哪怕只有一丝机会，我进了病房，再一次翻看了珍珍的病例，病史，她的化验，脑电图，脑血流超声，各个科室专家的会诊意见，然而所有的结果都显示，珍珍已经全脑死亡，不会再醒来，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她健康的器官将一个个的衰竭。

那天，我启动了紧急器官捐献手续，所有的人都忙碌了起来，捐献办公室，伦理委员会，ICU的医生，都在心情沉重的忙碌着。孩子，如果我们不能救你，我希望，我们能救下你的一部分。

通过移植，珍珍的肝脏救了2个1岁的先天性胆道闭锁的孩子，她的肾脏救了2个5岁和8岁的尿毒症长期透析的孩子，她的心脏救了一个9岁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她的两叶肺脏救了2个呼吸衰竭的孩子，她的角膜，让两个从来没有见过光的孩子见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这9个孩子，正是因为有了珍珍的爱，才有了不一样的人生。

珍珍的妈妈曾经对我提过，珍珍一直想要一条红色的裙子，手术那天，我给她挑了一条红色的裙子，捐献之后，帮她穿在身上。第二天早晨，我们给孩子举行了一个小小的送别会，让我没想到的是，全科的医生护士，都来了。外科医生穿着白大衣，匆匆进来，给孩子献了支花，给珍珍的父母鞠了一躬，又匆匆离开。全科的医生护士，一起送走了这个孩子。

按照法律规定，接受捐献的孩子是不能知道捐赠者的名字，今年的春节，这当中有个孩子写了一张小卡片给我们，请我们转交给珍珍的父母，上面写着：爸爸妈妈，我不认识你们，但我谢谢你们。

至今我已经成功协调了100多例器官捐献，他们每一个家庭中都有感人的故事，而我们每一位受捐者不仅是感激生命，还有感恩生命的那些慷慨馈赠。这些捐赠者的身上深刻体现了仁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中华文化仁爱精神，让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建国70周年之际，我想用一句话来纪念这些捐献者，我想说，这个世界，你们曾经来过，但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