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为了上位，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儿。

比如大肆残杀李氏宗族，唐氏族谱五家被灭门，其中四位是唐太宗的兄弟：韩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轨、舒王李元名、徐王李元礼，越王李贞是太宗之子。

还有一些极少数存活的李唐儿孙，也被流放到亚热带，充为奴隶，下场十分凄惨。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她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比如将《氏族志》改为《姓氏录》，让杂色入流，打破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界限，对后世也有着极意义。

其实早在唐太宗时代，就对《氏族志》进行过一次修订，那么《氏族志》到底代表着什么，为什么唐太宗、武则天都要对它“动手动脚”呢？

氏族，就是士族，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贵族。但在唐初，社会上所认可的贵族并不包括和太宗征战天下的功臣们，就连皇室也是勉强入围。

那么，唐初社会上认可的贵族都有谁呢？当时认可的士族是南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勋贵。

东汉时期豪强大地主崛起，形成所谓的“士族”，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特权；到东汉末期，门第成为当官的先决条件；至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从国家法律层面认可了士族的特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世袭，由此门阀制度形成。

比如东汉末年割据时代的北方大门阀袁绍，出身四世三公之家，累世公卿，所以，厉害的可能不是他，而是他的姓氏和他的祖宗们。

在门阀观念之下，不要以为你是地主就很牛，你的姓氏不在门阀士族之列，你就只能被称为庶族、寒门。

所以能称之为士族的人，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方面，与庶族、寒门悬殊很大。

那么庶族有没有可能挤入士族呢？很难。

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以婚配来体现，但是士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霸主地位，他们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不与庶族通婚。

东晋是以北方大族为主体，联合南方大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也是门阀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大门阀，比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

但到了南北朝时，士族地主衰败，庶族地主崛起，并逐渐在国家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

再到北朝北魏时期，孝文帝推行汉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就包括重新修订士族门阀，主要目的在于让鲜卑贵族门阀化，从而使他们与汉族士族处于同等地位。

不过鲜卑贵族的好日子也没过几天，到了隋朝，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推出了科举制，取消了士族地主世袭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大权的特权。

这也就标志着士族特权制度化的终结，士族门阀制度走向崩溃，但要注意，这并不代表士族的彻底消失。

李唐王朝的建立，就是依靠关陇贵族，同时还有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和部分庶族地方力量的支持。

所以，在唐初，士族力量虽然衰退，但由于他们的文化底蕴深厚，所以，在社会上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

在婚配方面，他们仍旧牢牢把握着主动权，靠着他们的旧门第，吸引了李唐王朝的“新官之辈”。

李唐新贵虽然位居高官，有很大的政治优势，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不高。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有些人不惜出高价向山东旧族买婚姻。

这种有权力而无地位的情况，对李唐王朝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更何况，那些山东旧族甚至没把皇室放在眼里。

太宗即位后，在朝廷重臣中，山东庶族占有很大比例。比如太宗时期的28位宰相，除高祖时的旧相外，其中22人就是山东人，如高士廉、房玄龄、魏徵、李勣、张亮、马周、崔仁师等，而且大多都是庶族，也包括李唐皇室在内。

面对这种尴尬的境遇，到了贞观初年，随着各地军事征服的结束，国家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为了加强皇权统治，以及提高朝中新贵们的社会地位，太宗瞄上了《氏族志》。

唐太宗修订氏族志的要求，只有一条，那就是“欲崇树今朝冠冕”，而“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这是修订氏族志的基本原则。

由此，旧有士族继隋文帝之后，又经历了新一轮打击，而那些庶族出身位及高官的人则成为最大受益者。

同时门第观念也发生重大变化，五品之家终身免除徭役，五品以上官员则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

也就是说，旧有的门阀贵族要想取得种种特权，也只能通过入仕这条路。由此，唐朝开创了以官品为本，依据官品高低不同而享有对应的特权。

从此，再高的门第，没有官职也很难再享有各种特权了。

由此，我们也发现，唐太宗修订《氏族志》的目的，重在提高皇室及当朝重臣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改变人们对以往门阀观念的认知。

那么，在武则天的怂恿下，高宗再次修订《氏族志》，又有什么目的呢？

武则天在皇后之位稳固后，于显庆四年（659年）三月，由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为什么要再修《氏族志》，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武则天家族没有列入郡望。

很明显，这是武则天自抬身价的神操作。

《姓氏录》的标准很明确，皇朝得五品者皆可列入其中，而且与《氏族志》不同的是，《姓氏录》与传统的婚宦、血统、门风、家学无关，一律不注明郡望，完全以官品高下排列等级。

在我们现代人眼中，或许认为本身就应该这样排，但在唐初重视门第，门阀观念的残余影响力还很深远的情况下，对于官员而言，不论官品多高，都依旧十分看重门户、姓氏，并把立门户、传姓氏当作头等大事。

在新标准下，武则天与长孙皇后的家族并列为第一等，但长孙无忌由于在政治上的失势，已被排除在外。

李勣之家也进入第一等，许敬宗、李义府这些奸佞之臣，也以宰相资格进入第二等，连以军功至位五品以上的军卒们也跻身其中。

打破家庭出身和社会认可的门第垄断，比太宗一朝更加注重当下官员的功勋，比如在军功上，新收录的大多是近期对外战争中涌现出的新的英雄人物。

即使是庶族出身的普通战士，通过军功累积，达到五品，就可上升为士族，这种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这样一来，五品以上的人就成了钦定的士族，在中层以上的官员中，特别是在武官中，武则天成功收买了一批拥护者，军队指挥官中的不少人，都成了武则天的党羽。

长孙无忌的失败，主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在兵权上的丧失，导致再没有能力发动政变，相反，武则天则逐渐控制了军队，由此掌握了主动权。

由此，不难看出，对《姓氏录》的修订，不只是抬高武则天宗族的地位，更有一大批中下层官员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这些人自然会在政治上倒向武则天，从而巩固武则天的地位。

除了修订《姓氏录》，武则天还把大量“杂色”放入“流内”。

正统的官僚阶层称为“正色”，也就是流内官，“杂色”与“正色”相对，指的是流外官，就好比足球场上的替补球员。

正色与杂色的关系就是，只有流内官退下一小批后，流外官才能相应的替补上场，这叫做“入流”。

“流外官”一向为高门大族所不齿，一般都由庶族担任，这就好比孙悟空在意识到弼马温这个官职后，说这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官，而且一生以此为耻。

尽管官小，但杂色入流在太宗朝也不容易，也是要经过严格铨选的，所以入流量并不大。

但武则天夺得皇后位后，入流量便突然猛增了，而且几乎不经过什么铨选就可入流。

所以，杂色入流也是武则天大批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大批胥吏得以入流，从而在流内低层官员中，武后得到了一批拥护者。

此外，再说一下科举制，虽然隋朝就开创了科举，但由于当时门阀制度的影响，科举制仍然不是很流行。

到唐朝时，科举入仕的人员也很有限，进士每年平均也就十几个人，庇荫为官的制度仍然盛行，而且贵族子弟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勋旧大臣的子孙一下就可以跃居高官行列。

在武则天上位后，科举制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制科”考试开始多了起来。

制科是皇帝临时下诏选拔特殊人才的途径，高宗永徽三年之后，不断设科举人。比如张九龄就是制科入仕的。

武则天也看到了通过制科选拔人才在收买人心方面的效应，所以在她后来临朝称制后，便大开制科，既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又选拔出一批经世治国之才。

综上所述，一本《氏族志》，太宗修订，高宗又修订，修来修去，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自抬身价，以此拉拢当朝官员人心所向，武则天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