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1号那天，毛主席从重庆谈判回来，一到延安就立马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连歇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到了11月的中旬，毛主席的身体有点不对劲了，有时候会突然全身哆嗦，手脚也抽筋，晚上睡觉时还出冷汗。
毛主席的病情看起来越来越重，他只能放下工作去治病。但那时候，延安的大医院基本都走了，医生们只能在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给毛主席看病。可是治了好久，效果就是不明显，大家都心急如焚。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琢磨出了个主意。他征得毛主席点头后，给斯大林拍了一封电报。师哲在电报里头把毛主席的病况说得明明白白，盼着苏联那边能在回复时给支个治疗的招儿。
苏联那边很快回了电报，说他们光看文字描述没法给毛主席看病。他们提议派个医疗队来延安给毛主席瞧瞧。中共这边收到电报后，赶紧回了信表示感谢。到了1945年12月，一架苏联的飞机稳稳降在了延安的机场上。
除了苏联的医生，乘客里还有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那天，毛主席尽管身体不舒服，还是坚持到机场去接他。看着身穿苏联军装的毛岸英从飞机上下来，毛主席赶紧走上前，和他紧紧抱在一起。父子俩已经18年没见了，毛主席仔细打量着毛岸英，满脸笑意地说：“岸英，你都长这么壮实啦！”
毛岸英眼里闪着泪光，直截了当地说：“老爸，我真的特别想你。”简单聊了几句后，他突然换了话题：“老爸，你知道赤英这个人吗？她现在到底在哪儿呢？”毛岸英这么问毛主席，是因为他之前在莫斯科红十字会办回国手续的时候，工作人员问过他认不认识一个叫“赤英”的中国姑娘，还提到了她的一封信。
毛岸英当时心里直犯嘀咕，虽然他不晓得这姑娘到底是哪位，但她肯定不是一般人。毛主席一听这话，脸色立马就沉了下来，他惊讶地问：“她居然还活着？”话音未落，他就赶紧吩咐身边的秘书，快去把朱德叫来。话说回来，这赤英究竟有啥特别之处，能让毛主席的脸色变得这么严肃呢？
其实理由挺直接，赤英就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德长期以来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这事儿毛主席、周恩来这些中共的大领导心里都有数。此刻儿子猛然间提起朱敏，肯定是掌握了她的一些情况，毛主席心里头七上八下的，生怕听到的是她已经牺牲的坏消息。
那么，朱德和女儿朱敏是咋走散的呢？这背后有啥我们不知道的事儿？朱德这辈子就只有一个儿子朱琦和一个女儿朱敏。朱敏是在1926年4月在苏联莫斯科出生的，还没满一岁就回了四川成都，跟着外婆过日子。
朱敏来到这个世界时，朱德已经迈入了不惑之年，他满心欢喜，就给这小丫头起了个昵称，叫“四旬”。但可惜啊，那时候北伐战争正打得火热，朱德只陪了女儿短短一个月，就得赶去前线。朱敏回想起来，她头一回意识到有父亲这个人，还是在街上看到的一张悬赏父亲的告示上。
朱敏回想起那段往事，说道：“记得那天，外婆领着我上街买东西，她偷偷地跟我说，那个姓‘朱’的，其实就是你爸爸。”听到这个，朱敏心里特别想见见自己的父亲，这成了她心里头最期盼的事儿。可没想到，后来蒋介石搞了个“四一二”反革命，国共两边关系就闹僵了。戴笠还派特务到处找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
朱敏她妈贺治华遇害了，朱敏自己也差点被人识破身份。有那么一回，家里冷不丁闯进来几个国民党的条子，直接把朱敏的姨妈给逮走了。多亏了姨妈死活咬定朱敏是她闺女，朱敏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逃过这一劫后，外婆觉得再把朱敏留在身边太不安全了，就千方百计地跟成都的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
没过多久，周恩来就让邓颖超悄悄去了成都，把朱敏接了出来，那时候她才14岁。当周恩来头一回见到朱敏，她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还有满脸洋溢的笑容，真让人难忘。他跟邓颖超讲：“小超，你瞅瞅这孩子，多像朱老总啊！”
那年11月，朱敏好不容易到了延安。朱德一看到女儿站在自己眼前，眼泪立马就下来了，他们一起过了个春节。朱敏到了朱德那儿后，深深地体会到了父亲对她那深沉的爱。她晚年时提起这事儿说：
以前总以为老爹已经不记得我长啥样了，没想到他还记得我小时候的点点滴滴，连我出生的日子都记得一清二楚，阳历阴历都说得出来。这会儿我才明白，老爹心里一直惦记着我呢。要不是为了革命，为了打鬼子，他打死也不会离开我的！
康克清待朱敏特别好，简直就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总琢磨着给她弄点好吃的。那时候，百团大战刚打完，吃了大亏的日军又开始疯狂“扫荡”。朱德身为八路军的总司令，军务忙得不可开交。考虑了好久，他最后决定把朱敏送到苏联莫斯科去学习。
朱德为了让女儿更安全，在名册上把朱敏的年龄写小了两岁。而且，他还给朱敏起了个假名“赤英”。“赤”就是红色嘛，朱德盼着女儿能好好读书，以后能做个了不起的红英雄。
1941年1月30号，朱敏踏上了去苏联的路，离开了延安，最后在莫斯科安顿下来，开始学习和生活。朱德压根儿没想过，朱敏在苏联的那段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好几次都差点丢了性命。而且，德国东普鲁士的纳粹集中营囚犯名单上，一度出现过“赤英”这个名字，其实那就是朱敏。
朱敏是搭飞机前往苏联的，那天朱德在百忙之中抽空到机场为她送行。朱敏瞅见老爸亲自给自己拎行李，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过了好多年，朱敏回想起那次和老爸分别的场景，还是清清楚楚地记在心里。她讲道：
我清楚地记得在延安机场，飞机缓缓升起那一刻，我瞅着机翼底下，亲人们一个个慢慢变成了小黑点。我心里一阵紧缩，感觉他们好像马上就要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以后不管我是摔倒还是站稳，都再也够不到他们的手了，没法让他们拉我一把。那天，我体会到了更加深刻、甚至有些害怕的离别感觉。
朱敏一路顺畅地到了莫斯科，上面安排她去伊万诺沃那边的一个国际儿童院学习。那个儿童院挺特别的，是在1933年5月1日建起来的，全名叫做“伊万诺沃斯塔索娃国际儿童院”。这学校是苏联政府弄的，专门收养和教育来自各国共产党人和烈士的孩子们。
朱敏虽然在莫斯科出生，但刚到那儿时身体还是不太适应，结果被严寒给整垮了。先是气管发炎，后来又闹上了哮喘，咳得没完没了。院长见她在儿童院待着病情可能会加重，就赶紧找人把朱敏和其他几个孩子，在1941年6月21日送到了白俄罗斯南方明斯克的一个少先队夏令营去疗养。
但没想到，仅仅隔了一天，德军就突然发起了进攻，朱敏和其他二十多个来自全球各地的共产党人的孩子，当时就被德军给抓住了。在那地方关了整整两年后，到了1943年，朱敏和另外五个满了14岁的女孩，又被德军塞进了闷热的火车车厢里，说是要把她们送到德国的一个集中营里继续关着。
狠心的德军就像赶羊一样，硬是把囚犯往那密不透风的火车里塞，直到塞得满满当当才把车门关上。车厢里头空气差得要命，没一会儿就臭气熏天，有的人拼死呐喊，有的人则嚎啕大哭。朱敏被大伙儿挤到了车厢的旮旯里，想伸伸胳膊腿儿都费劲得很。
才过了两天，朱敏就烧了起来，感觉呼吸都变得费劲了。半梦半醒间，她感觉有人给她喂水，使劲儿睁开眼，看到一个苏联红军战士。红军战士对朱敏说：“姑娘，你得挺住，得活下去啊。就算他们把你当牲口一样对待，你也得活下去。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你得回到祖国去，那里有你的亲人等着你呢。”
那时候，年轻的朱敏突然间像是充满了力量，她使劲对那位苏联红军战士点了点头。德军有条规矩，就是所有从国外押来的俘虏，在进集中营前都得先洗个澡，再换上集中营统一的服装。
很明显，德军的目的就是要把战俘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光。朱敏那时候有一枚列宁的纪念章，被她缝在了贴身衣服里。这枚纪念章是之前在儿童院的一次聚会上，同学赠给她的。朱敏心里清楚，一旦德军发现这枚纪念章，后果会非常严重。所以她动了不少脑筋，最后决定悄悄把纪念章藏在舌头底下。还好，她成功躲过了德军的搜查。
现在说起来可能简简单单，但那时候真是惊心动魄。朱敏回想起来讲道：“我憋着气，嘴闭得紧紧的，走进换衣服的屋子。不管谁跟我搭话，我就光点头，一声不吭。刚迈进浴室，一个高大的女看守猛地拽住我的头发，我吓得魂飞魄散，以为暴露了，心砰砰直跳，全身都在哆嗦……结果那女看守是看见了我头发上的发夹，她凶巴巴地一把就给拽了下来……我咬着牙，忍着剧痛，硬憋着没喊出来，生怕嘴里的纪念章掉出来。”
高崎，朱德的孙媳妇，在一次访谈中分享道：“朱敏妈妈在集中营的日子里，全靠这枚列宁纪念章给她打气。就是靠着它，朱敏妈妈最终克服了所有难关，从集中营里坚强地走了出来。”
但是，父亲给她的那支派克金笔就没那么好运了，被德军直接给拿走了。在德军的集中营，朱敏每天吃的都是长了霉的黑面包，还得跟其他俘虏一样干重活。稍微偷点懒，就会挨揍。朱敏特别小心，干活时从来不说中文，就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朱敏因为长期吃得不好，加上亲眼看到身边的俘虏被杀，晚上老是做噩梦，身体长得慢，头发也大把大把地掉。不知不觉，在集中营已经熬过了两年。朱敏有时能听到点消息，说苏联红军正往德国那边打，德军快不行了。到了1945年新年那会儿，朱敏晚上时常能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响。有那么几次，几颗炮弹就在集中营边上炸了。
朱敏和那些战俘们心里头紧绷着弦，生怕德军啥时候就下狠手。高崎也聊起这事儿，她讲：“朱敏妈妈啊，真真切切见过太多血腥场面。就那么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在那不是人过的日子里，居然能挺过来，还带着其他战友一块儿反抗，这事儿太鼓舞人心了。”
朱德压根儿没想过，女儿在外国会碰上那么倒霉的事儿，他写了好几封信，结果都没回音。到了1945年1月30日一大早，朱敏和那些被俘的人发现集中营里有点不对劲，起床的铃儿一直没响。大伙儿心里七上八下的，走出屋子一看，集中营的大门全开着，平时那些拿着枪、瞪着眼的德军，一个影儿都没了。
没多久，大家发现德军已经溜了，朱敏和几个小伙伴一合计，立马决定往东边的苏联方向逃命。接下来的好几个月，朱敏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晚上常常伴着炮声入睡。说来也巧，逃到波兰时朱敏发起了高烧，结果被一个以前给德军当过翻译的苏联人给碰上了。
过了几天，朱敏通过一个换人质的协议，被带到了苏联的难民安置点。在那儿，她被分配去厨房帮忙，还是藏着掖着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敢暴露。苏军的人问起她时，朱敏的回答跟之前跟德军说的一样：我叫赤英，我爸是个中国老中医，他让我来苏联深造。
朱敏压根儿没想过，收容所里头会来个新政委。这位政委对朱敏这个长着中国脸的女孩特别上心，好几次主动找她聊天，给她讲现在中国的事儿。经过政委这么一番劝解，朱敏这才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底细：“我爸其实是朱德。”
政委听完大吃一惊：“哇塞，这孩子身份这么重要，居然没被发现，还能从德军集中营活着出来，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事儿！”就这样，朱敏的真实情况被苏联政府知道了。她把自己的这几年经历一五一十地写下来，还写了封信，交给了苏联那边。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出，因为毛岸英也曾经在那家儿童院待过。
没多久，朱敏就知道了，原来父亲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找她。1946年1月30日，是斯大林特别安排的，朱敏坐上了从波兰去莫斯科的火车。刚一到莫斯科，朱敏就收到了老爸的信。再次瞅见老爸亲手写的字，朱敏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但是，朱敏没有急着回国，她决定继续在苏联深造。到了1950年夏天，朱敏趁着暑假的机会回到了祖国。父女俩九年没见了，一见面激动得啥话都说不出来，紧紧地抱在一起好长时间。朱敏在集中营的那段经历，她没跟父亲说，朱德呢，也没主动问起。
1953年，朱敏完成学业后马上回到了祖国，并直接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教书，一直教到1986年才退休。在同事们看来，朱敏工作上特别拼命，但私下里却非常朴实。身为元帅的女儿，朱敏一直牢记父亲的教导，在工作和生活中从不提出任何额外的要求。
2009年4月13号，朱敏老人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因为生病去世了，他活了8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