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朝野对于燕云十六州的恢复一事的关心，可说已经到了着魔的程度。对于宋徽宗来说，实施“联金灭辽”决策的首要目的就是收复燕云，建立北宋历代君主梦寐以求的不世之功。

然而，也正是由于宋徽宗将收复燕云作为头等大事给予了过度的关注，导致其在“联金灭辽”过程中，对于外界信息的解读也完全是基于“是否有利于完成复燕大业”的标准，甚至将其作为“联金灭辽”是否成功的唯一评判标准，从而导致其无法周全考虑到决策每一步可能需要带来的后果和付出的代价。

在宋徽宗“联金灭辽”决策的整个过程，我们都不难发现诱发定势的存在及其作用，实际上，它从决策的开始阶段就存在。宣和二年（1120年）七月，宋徽宗派遣赵良嗣使金时，在要求赵良嗣转达给金主的御笔中，将希望收复的地域以“燕京并所管州城”的模糊说法笼统称之，暴露出其对燕云地区行政建制沿革的不了解。因此，当宋金两国使者进行有关领土交割的谈判时，金人就以“今所议者，燕地也。平滦自别是一路”为由，只同意将燕京地区交付北宋，平、滦、营州则不包括在内。

此后，宋金双方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多轮交涉，但最后还是无果而终，身为最高决策者，口口声声“收复燕云”，却对自己想要收复的具体地域范围都不清楚，这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决策者应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