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二十七日，襄王朱瞻墡向朝廷上奏，称皇次子德王朱见潾已经“出府别居”，就是离开皇宫入住诸王馆，但其叔母郕王妃汪氏携女仍居住于此，“恐有未便”，还是让她们母女迁走为好。
然而奏疏发出没几天，襄王就收到了来自于京师的“讣音”，他的亲侄子，当朝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已经在本月十七日驾崩，遗诏皇太子朱见深继位，即明宪宗。
襄王的这次上奏本来是为了拍大侄子的马屁，因为朱祁镇有过改立德王为太子的念头。新君即位之后，立刻给朱瞻墡写了一封回信，话里话外颇有些讽刺的意味：“上曰：‘叔祖所言良是。但郕王妃寡居，孤女未嫁。始自西内迁居外第，盖先帝盛德事也。今若他徙，无所于归，其勿复徙。’”
作为先帝朝最大的红人，襄王殿下到了宪宗成化朝以后，待遇会有哪些变化？整个襄王家族还有哪些故事呢？
襄宪王朱瞻墡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当年五月二十二日，襄王第一个上疏，请新天子克日完婚：“臣思四月二十七日己及百日之期。有司虽请行大礼，犹恐皇上哀慕之中，未忍举行。愿以遵遗命为孝，以奉宗庙为重。从权卜吉，早册贤淑，协相圣躬，以顺四海臣民之望。臣忝宗室遗老，不容无言。并进玉斝，以备礼筵之用。”当初英宗在晏驾之前，曾经召见太子，告诉他要“过百成婚”，也就是等自己驾崩百日之后就可以完婚。
宪宗除了父皇英宗以外，只有一个叔父，即曾经废黜他太子之位的郕戾王朱祁钰。而祖父宣宗朱瞻基弟弟虽多，但同为诚孝昭皇后所出的嫡子，且依然在世的，只剩襄王一人。
朱见深
面对着襄王的示好，宪宗非常给面子，不但将其称为“国家至亲”，还立刻命礼部“择日具仪”，把大婚时间定在了本年七月二十一日。
待遇下降
然而随着皇帝从侄子变成了侄孙，襄王殿下的特权，或者说待遇是肉眼可见的下降。英宗在世的时候曾经答应襄王，给他“造碑铸钟”。到了天顺八年（1464年）十一月，朱瞻墡上奏朝廷，请新天子趣成此事。结果宪宗回了一封信，高帽子给叔祖戴了不少，但结论就是“不准”：“上复襄王书曰：‘朕初即位，与民休息。一切不急之务俱从减省，已颁诏布大信于天下，况兹二事亦非急务。若勉循所请，不惟使朝廷失信于下，恐亦无益于叔祖之盛德也。叔祖读书明理，素称贤达。正赖匡辅不逮，以康济兆民。尚其亮之。’”
当年冬天，河南商水人刘通在荆襄一带起兵反明，自称汉王，改元德胜，这就是震惊天下的荆襄流民起义。成化元年（1465年）十二月，抚宁伯朱永佩靖虏将军印充总兵官，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统率京营及山东下班官军一万五千人南下讨伐“荆襄反贼”。
所谓的荆襄是位于湖广、河南、陕西和四川交界处的四不管地区，距离襄王的封国襄阳府并不遥远。出于对自身安危的担心，朱瞻墡对贼情一直非常留心，听说朝廷大军南下，特意派人送了一封情报给白圭。
只是这一回颇有俏媚眼抛给瞎子看的感觉，或者说襄王已经不是那个在英宗朝呼风唤雨的襄王了。白大人收到朱瞻墡的信之后，连封皮都不打开，直接派人八百里转送给皇帝，生怕和襄王扯上一丁点关系：“甲辰，提督荆襄军务、工部尚书白圭奏：‘襄王遣人以书一缄，传报贼情。臣不敢启缄，谨以上闻。’”
出城风波
英宗皇帝在位期间曾经给了襄府宗室一个特权：襄王本人，连同世子及二位郡王，每年都可以出城游玩四到五次，这是写在敕书上的。然而等到宪宗即位，前朝的剑自然斩不了本朝的官。成化三年（1467年）枣阳王朱祁钲出城送葬，遭到了有司官员的弹劾。而且此后宪宗更是下了明旨，世子、郡王出城，必须要“奏而后行”。
朱瞻墡
朱瞻墡对此深感不满，他在成化十二年（1476年）的时候向朝廷上奏，称本府宗室出城，依据是英宗皇帝的敕书。如果每次都要上奏，来回近一个月，可谓是“出游事小，数奏非便”，希望能一切如旧。礼部毫不退让，认为襄王本人可以，世子和郡王不行。宪宗则退了一步，允许几位堂叔每年的春天和秋天，可以各出城一次，但当天必须回城：“事下礼部，议以王至亲尊属，则可。余请从后旨。诏世子、郡王岁以春、秋出游各一度，即日回府。”
成化十四年（1478年）正月十六日，襄王朱瞻墡薨逝，享年七十三岁，谥曰宪，谥法“行善可纪”曰“宪”。这位襄宪王最大的本事是能够“守礼法，远嫌疑”，所以才“不为上下所疑”，最终安荣寿考，终其天年。
嗣襄王朱祁镛身为嫡长子，朱祁镛自然是毫无争议的襄世子，就连王妃久病无嗣，朝廷还将他庶长子朱见淑册封为襄世孙。
世子妃李氏死后，葬于南漳县第四都。这里的“都”，指的是县与乡之间的一级行政区划。世子认为坟地附近的十几顷田地，都是流民所遗的闲田，希望朝廷能够赐给自己作为祭田。结果经过湖广三司的查勘，发现这些都是平民纳税之地，最终拨了四百亩无税之地才算了事：“户部覆奏以为故妃坟下第四都俱是平民纳税之地，惟第七都有无税地十顷七亩。虽亦有民耕种，或可量以赐王。上命以第七都地四顷赐之。”
父王薨逝后，朱祁镛要按制守孝，只是以世子的身份管理襄府。明初的那些亲王府，都有自己的宗庙，但自仁宗系亲王开始，朝廷便不再修建。
对此朱祁镛认为先王毕竟是国家至亲，“宜有庙以奉神主”，希望湖广布政司能够出钱修建。工部对此强烈反对，认为湖广岁荒，根本拿不出钱。然而襄宪王毕竟“于诸王中为最亲”，宪宗最后一锤定音，拨赞助银五百两。
成化十五年（1479年）八月，襄世子朱祁镛袭封襄王。当年十一月，朝廷追封已故世子妃李氏为襄王妃，又加封世孙生母虞氏为次妃。然而此时宪王妃靖氏依然在世，那么她和李氏之间该如何区分呢？
朱祁镛给出的建议是加一个“太”字，称为王太妃。然而宪宗立刻就不高兴了，王太妃简称就是太妃，那她到底是宫里的太妃，还是王府的太妃呢？于谦当年被诬蔑打算“迎立外藩”，这个外藩指的就是朱祁镛。宪宗对此心知肚明，所以直接否决了太妃的提议：“上曰：‘议礼虽出自朝廷。但祖宗旧制乃万世臣子所当遵守者，其敢擅增损乎？《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王所请非旧章，其己之。’”
此外朱祁镛袭爵之后，朝廷进封其子朱见淑为襄世子，次子朱见淓为阳山王。朱见淑也没有嫡子，朝廷则按照前例，册封其庶长子朱祐材为襄世孙，赐以郡王冠服。
襄藩宗室朱瞻墡共三子，长子即襄世子朱祁镛，次子朱祁鐄封宁乡王，第三子朱祁钲封枣阳王。除了世子之外，宁乡和枣阳二王，在成化年间也各有各的故事。
宁乡王朱祁鐄
成化七年（1471年）三月二十三日，宁乡王朱祁鐄薨逝，享年四十二岁，谥曰庄宪。这位宁乡庄宪王是朱瞻墡的嫡次子，而且从谥号来看，生平的表现应该相当不错，所以襄王对他也很是疼爱。
襄宪王墓
宁乡王妃李氏此前已经去世，按惯例要启圹合葬。不料工程做到一半，发现原来的墓穴早已被水淹没，史称“水深六七尺”，只能另外选地迁葬。
此外朱祁鐄无嗣，服侍他的校尉四十人原本应该收归朝廷。但是襄王再次向开口，希望把这些校尉留给襄世孙朱见淑。兵部虽然提出了反对，但宪宗还是网开一面：“王又奏祁鐄无后。所遗校尉四十人，乞以赐世孙见淑。事下兵部臣，言事非著令。上特许之。”
枣阳王朱祁钲
成化三年（1467年）九月，朱瞻墡上奏朝廷，称自己夫人马氏去世，其亲生子枣阳王想出城送葬，请朝廷允准：“庚午，襄王瞻墡言：‘第三子枣阳王祁钲为葬其母，欲出城送殡。乞容之，以申人子之情。’诏从其请。”枣阳王这次出城，遭到了巡抚都御史王恕的弹劾，所以襄王才特意上奏朝廷。
和二哥宁乡王不同，枣阳王是有儿子的，所以襄王在老二死了之后，对老三一家也格外上心。
刘通之乱被平定后没几年，其部将李原再度聚众造反。由于当年平乱有功的朱永正在西北一线对付鞑靼少师阿罗出，朝廷最终选择都察院右都御史项忠挂帅出征。项忠虽是文官，却颇有些军事天赋，很快就平定了叛乱。不过他此后大规模驱逐流民，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其所立的平荆襄碑又被称为堕泪碑。
流民遗留了大量的闲田，襄王为此奏求襄阳县闲田一百六十二顷（合一万六千二百亩），给第三子枣阳王。户部对此居然没有异议，还是宪宗给拦了一下，最后只给了三十顷，剩下的都给老百姓。
襄藩宗室世系图
成化十二年（1476年）二月初八日，枣阳王朱祁钲薨逝，享年四十岁，谥曰安穆。成化十六年（1480年）四月，枣阳安穆王庶长子朱见沔袭封枣阳王。
人一走茶就凉，这句话不但适用于普通老百姓，同样也适用于皇室。英宗一驾崩，襄宪王辈分升级，享受的特权却一落千丈。等到朱祁镛袭爵后，深知朝廷对自己颇有猜忌，索性表现得极为贪财，希望能够以此而自污。比如索要安陆州梁庄王坟守坟军校，希望代管郢靖王、梁庄王寝园，求取汉阳府刘家隔税课局课钞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宪宗对此也很清楚，所以襄王一家活得也很滋润，毕竟谁不喜欢识大体的宗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