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彭真（1902年10月12日——1997年4月26日）在病榻上，面对严重的疾病，他平静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的表情安详，微笑着对周围的人说：“我这一生，既没有辜负党的栽培，也没有让人民失望，可以说是心满意足了。”
彭真曾经是中共的八老之一，还曾经担任过北京市的市长。在1997年的4月份时候他因为身患重病而卧床，当时他经常回忆起来自己的革命岁月。彭真是一个真正的老革命家，其一生都是在为革命事业而战斗。他经历了这个国家最为艰难的岁月，也经历了新中国诞生之后转向强盛的年代，1983年他接替叶剑英的职务，成为了新一代领导人，从此之后，他就在这个位置上一直任劳任怨地工作下去。
彭真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今侯马市垤上村）人。他出生于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1902年10月12日），在那个年代，确实非常艰难和特殊，因为当时是封建王朝最后的时期，百姓们的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也十分混乱和动荡，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对于很多孩子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不过彭真首先应该感谢他的父母，因为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忘记让彭真好好接受教育，那个年代能这样想的父母是真的很少。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时候他进入到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那个年龄的孩子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容易被一些思想给吸引，彭真在20岁的时候也不例外，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深得人心，而彭真也吸收了这个思想，也义无反顾地参与到革命斗争。
民国十二年（1923年）的时候他正式加入到了组织，这个时候他表面上还是学生，但是其实在革命经验上他已经是不输给很多人，第二年，爆发大革命，而彭真当时的职务是中共在太原地区的支部书记，对于他来说虽然年龄很小，但是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却很大。他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带领大家去宣传革命的思想，然后组织青年们开展积极的运动。
傅懋恭
民国十八年（1929年），是彭真人生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考验，这一年因为一些背叛，让彭真被抓捕入狱，在监狱之中他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是他却始终没有屈服，生生忍受下来，没有透露组织的任何机密。
彭真的革命路并不顺遂，可以说是挺多波折的。
他曾经两次被抓进监狱，头一次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那时是国民党把他给关起来的。在牢里，他严加守卫了那位当时是中央候补委员、新上任的顺直省省委书记。他还不只是个书记，还带头做了党支部书记，搞了五次大伙儿一起饿肚子的抗议，反对国民党的坏做法。
那地方又脏又差，彭真得了肺结核和拉肚子，严重到吐血。可是在他最长的一次绝食里，他愣是挺了21天，这已经超过了人的身体承受范围了。对手为了不让他在饥饿中丧命，居然还硬给他灌水。
他绝食抗争，最后监狱方面不得不让步，答应在监狱里开了个小图书馆。在这种不容易的境况下，彭真开始系统地研究法律知识，这为他在后来的政法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不止如此，在监狱之中，彭真也没有忘记自己身上的责任和重担，和狱友们进行宣传，传递组织思想。而这次的被捕入狱，在另外一个层面则是激励他更加的坚决的执行自己一直以来的信念。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彭真出狱，他迅速和组织取得了联系，再次投入到了工作，这一次他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到抗日活动之中，斗争是残酷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年，彭真使用了非常多的化名，为的就是躲开敌人们的追捕。而在被毛泽东注意到之后得到了重视和重用，留在了中央工作，随后还被派往东北进行工作，巩固组织的领导。
傅懋恭
在担任政治局委员期间，彭真被赋予重要职责。他抵达东北后，立即获得毛泽东主席的任命，出任东北局最高领导职务。这一任命使他肩负起推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使命。
经过在东北地区数年的工作历练，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全国各主要城市相继获得解放，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一重要时刻，彭真奉调返回中央工作，并立即接受毛泽东主席的任命，出任新中国首都北京的首任市委书记。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彭真同志的高度信任与重要器重。
彭真就任后立即着手制定北京城市发展的整体规划，为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带来崭新气象。在他的领导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院被彻底取缔，同时对小商贩的营业时间和场所进行规范管理，并大力开展城市环境整治工作。
他曾因“不保护古建筑”“大马路主义”“大广场主义”等问题受到批评。例如，天安门广场上的三座门严重影响交通，但许多人认为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古建筑，不能拆除。彭真让人弄来几个小凳子，让大家好好看看每天的车流量，然后讨论一下三座门是留下还是拆掉。他接着说：“你得好好想想，将来北京的车得有三百万辆那么多，要是路还是这么窄，那怎么办？”
面对对“大马路主义”的指责，彭真这样回应，他看重的是未来：“现在北京车还不到一万辆，可将来车肯定得有几百万辆，我们得有发展的眼光，得给子孙后代留点空间！”
那时候的北京啥都还没恢复，工业基础薄弱，很多人没工作，连吃饭都成难题。彭真就像北京的“大总管”，不管大事小情，都得他来操持。
他硬着头皮，专心对付各种难题。他使劲儿推进北京煤气厂的建设，让大伙儿不用再烧蜂窝煤了。他还促成了密云水库的修建，现在它还是北京的主要水供应地呢。即便在最艰苦的时候，他心里总挂着“北京人喜欢芝麻酱”，总是设法让大家都能吃到二两。杨尚昆曾经赞扬彭真说：“彭真是个很少见的，在中央工作期间没犯过方向性错误的人！实际上，这全靠他事先能多想一些，考虑得很周到、很实在，真正是从实际出发来处理这些问题。”
彭真始终秉持实地调研的工作作风，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切实保障政策执行到位。他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理念，将其作为开展工作的基本原则。通过实地走访和深入调研，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在彭真的领导下，北京市的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市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措施，首都的整体环境得到了优化，居民的生活条件也随之提升。
在北京长达17年的执政生涯中，他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与深厚爱戴。其卓越的治理能力与显著政绩获得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全国干部的学习楷模，为新中国城市管理实践确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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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民国三十年（1941年）那会儿，彭真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毛泽东给党校定了条规矩，就是“实事求是，不吹牛”。彭真根据这情况，定了三个办学原则：讲究实际，别光说不练。
彭真这个人特别有原则，特别硬气。他不怕被说，也敢挑别人的刺，不过他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关心人家。所以，他和身边的人处得一直都挺不错的。
彭真这个人一辈子都挺清廉的。1962年那会儿，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挺直了腰杆说：“我们犯的错误，主要得中央书记处来担责任，毛主席、少奇同志还有中央常委的其他同志，该算的都得算上，不管是多少错误，都得照实说。”
1964年，彭真被任命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怀着满腔热忱，期待能在这一岗位上为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贡献更大力量。但历史的走向却未能如他所愿，意外的发展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特殊历史时期，彭真因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成为了第一个遭受“打倒”命运的领导干部。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其一贯秉持的务实求真态度有着直接关联。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坚持真理的立场反而使他成为了最早受到冲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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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彦说，彭真在那些混乱的年代里被搞倒了，其中有个原因是他对待罗瑞卿的问题非常实事求是，不认同对罗瑞卿问题过分夸大。
从1958年到1965年，彭真经历了异常困苦的岁月。面对生活的重重考验，他依然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修养与提升。
他在那十年的动荡中再次被监禁，这一次他一共被关了9年。以前坐过牢，彭真知道长时间关在牢里有多可怕。为了保持健康，他天天在小小的牢房里散步、运动、学英语、唱京剧，还一直留意着国家新闻，相信党会改正错误，他的问题最后会得到公平的处理。
傅彦怕父亲老对着白墙对眼睛不好，就给他送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书籍和一些画报。彭真在没有笔纸的条件下，把画报撕成细条，用嚼碎的馒头或者米饭当胶水，贴在书上做记号。这么一搞，他花了9年的时间，用这种方法看完了30多本厚书。1979年他被平反之后，短短三个月内就带领团队完成了七部国家核心法律文件的制定。
彭真在监狱里自学法律知识，这事儿充分说明了他学习能力特别强，同时也展示了他面对困难不放弃，努力突破自己的精神。对于彭真来说，坐牢可不是什么坏事，反而像是一种特别的锻炼，让他彻底变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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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78年，彭真的命运才真的发生转变，这一年的12月，机场工作人员在等待着一架从陕西起飞的专机，因为这家飞机上载着的人是彭真和他的夫人。在人们的欢呼声音中，彭真和自己的夫人向大家挥手致意。这个时候虽然没有被正式平反，但是组织已经要重新重用他了。第二年，他开始担任人大委员，以及其他多个要职。过去，他确实遇到了很多不公平，但是重新复出之后，彭真没有任何的怨言，一直都在努力认真地工作着。
1979年2月，彭真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跻身于备受瞩目的“治国八老”行列。这一重要人事变动标志着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层中地位的显著提升，也体现了当时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调整。
在此期间，他肩负起关键的法制建设使命，被委任为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一职。此外，他还主持并主导了对林彪、江青的审判工作。通过这些重要职责的履行，他在推动拨乱反正进程和恢复法治秩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国家法治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3年2月25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即将结束之时，叶剑英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辞选信”。基于健康状况的考虑，他正式提出不再连任委员长职务的请求。在辞呈中，叶剑英明确表示：“委员长这一职位应当由其他人接任。”
在中央充分审议和民主选举后，党组织正式任命81岁的彭真接替叶剑英，出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肩负起正国级领导职责。这一人事安排既体现了对他卓越政治素养的充分信任，也彰显了对其长期投身革命事业和法治建设的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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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一重要职务的担当者，时年八十余岁的彭真通过其杰出的治国理政才能，再次彰显了非凡的领导魅力。他以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深远的战略眼光，在推进国家法治建设和民主政治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充分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智慧与责任担当。
他积极倡导将人大代表直选范围进一步扩展，认为基层群众自治是实现高度民主化的重要途径。在法治建设方面，他投入大量精力推动相关工作，其中1982年宪法的制定与颁布便集中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
彭真在司法实践中始终恪守基本原则，从“严打”政策到“禁止刑讯逼供”的立场转变中体现其坚定态度。他主张打击犯罪活动应当雷厉风行，以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然而在处理涉及普通民众的案件时，则强调要以温和宽厚的态度，体现人文关怀与法治温度。
他主动出力，大力促进法律政务、统一战线、民族团结、理论思想建设以及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献上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实际帮助。
彭真这辈子过得不容易，一直都在付出。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什么是大公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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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以其对国家和民众的深厚感情彰显了“真”的内涵。他始终保持内心的真诚，以真实的态度面对生活，并以坚定的意志克服种种挑战。具备这种品质的人，即便遭遇再大的困境，也能始终保持清晰的视野，不会被外在的干扰所迷惑。
在人生的起伏历程中，他始终秉持“实事求是，不说空话”的准则，以坦然的姿态面对一切。无论境遇如何变迁，他都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原则，在人生的道路上稳步前进。面对顺境与逆境，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一信念，展现出从容不迫的人生态度。
1997年4月26日，彭真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95岁。他的一生充满了辉煌与壮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平静地对身边的人说：“我这一生没有遗憾，我们要愉快地告别，你们要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