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左宗棠的墓地遭到破坏，墓室被炸开，遗骸被随意丢弃在野外。王震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斥责道：“这简直是无法无天！”
19世纪中叶，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长期处于列强的压迫之下。外国势力不断侵犯中国主权，导致国家陷入困境。清政府无力应对，使得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这一时期，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遭受了严重冲击。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大量利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危机。整个近代中国，始终未能摆脱外来侵略的阴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这种局面持续了数十年，直到20世纪才逐渐有所改变。
清朝末年，统治阶层内部腐败严重，加上西方列强不断觊觎，中国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数千年的文明根基在此刻显得岌岌可危，国家命运悬于一线。内外交困的局面让这个曾经强盛的帝国逐渐走向衰败，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不安的状态。
在动荡时期，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时，往往能显现出真正的忠诚之士。清朝末年，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个阶段涌现出许多致力于挽救清王朝免于灭亡的杰出官员。
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都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人物。其中，左宗棠和林则徐尤为突出，堪称民族英雄，他们的功绩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左宗棠年轻时的起点其实挺普通的，这里说的“普通”主要包含两层意思。
首先，左宗棠并非旗人身份。其次，他并未通过会试和殿试获得进士功名。作为科举考试多次落第的失意文人，依照清朝的人才选拔标准，左宗棠确实算不上是显赫的精英人物。
科举考试落榜后，左宗棠选择留在家中专注读书，特别投入对军事策略的研究。在此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湘上农人”。
尽管左宗棠在科举考试中未能取得功名，但他的才华和名声却在湖南的官场中迅速传播开来。他的能力和影响力逐渐得到了认可，就像金子总会发光一样，左宗棠的声誉在湖南的官员圈子里广为流传。
吴荣光作为左宗棠的恩师，对他非常赏识，大力推荐。陶澍同样看重左宗棠的才能，特意将他招入自己麾下。就连林则徐也断言，将来能平定新疆叛乱的，非左宗棠不可。这些当朝重臣的一致认可，充分体现了左宗棠的才能和影响力。
清代的科举制度已经明显腐化，通过这种考试选出来的人，往往只会纸上谈兵，缺乏实际才能。这些人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但遇到实际问题却束手无策，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科举制度本应选拔治国之才，但最终却培养出一批只会空谈的书生，对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毫无帮助。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严重缺陷，也揭示了清王朝在人才选拔上的失败。
洪秀全和左宗棠，这两个人都曾是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选择却截然不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几乎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而左宗棠则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清朝续命，延长其统治时间。两人虽然起点相似，但最终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在林则徐、胡林翼、陶澍等几位重要人物的举荐下，左宗棠终于得到了在军队中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些推荐为他打开了通往军界的大门，使他能够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通过他们的支持，左宗棠得以进入军中，开始了他重要的军事生涯。
在曾国藩的大力推荐下，咸丰皇帝最终批准了左宗棠组建一支5000人的军队，用于对抗太平天国。这一决定标志着左宗棠正式投身于平定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中。曾国藩的举荐不仅体现了对左宗棠能力的认可，也为左宗棠提供了施展军事才能的平台。咸丰皇帝的批准，则显示了对曾国藩建议的信任，以及对左宗棠潜力的肯定。这一系列决策，为左宗棠日后的军事成就奠定了基础。
年近五旬的左宗棠在与太平天国的交锋中，得以全面发挥其毕生所学，成功迫使太平军不断撤退。
凭借战功显赫，左宗棠顺利从幕僚晋升为朝廷的核心要员。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使其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国家的重要支柱。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左宗棠个人地位的提升，也反映了他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卓越贡献。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左宗棠奠定了自己在朝廷中的不可替代地位，成为了决策层的重要成员。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役中，左宗棠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崭露头角，此后仕途一路顺遂，平步青云。
短短几年间，他就迅速升任浙江巡抚，接着又担任了闽浙总督。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已经是省部级的高官了。
重新掌控新疆地区
起初，左宗棠从平民百姓一路晋升，达到这样的官位，他的仕途之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尽管局势动荡不安，左宗棠在清朝末年注定要成为一位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的杰出大臣。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的局势并未好转。俄国为了逐步侵占中国北部领土，暗中支持新疆地区的叛乱分子阿古柏，帮助他建立了一个名为“洪福汗国”的割据政权。
由于"洪福汗国"的崛起，清政府对新疆的统治被削弱，俄国趁机占领了伊犁地区。这一变故使得清朝在西北边疆的影响力大幅下降，俄国则借此机会扩展了其在中亚的势力范围。清政府对此反应迟缓，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恢复对伊犁的控制，导致该地区长期处于俄国统治之下。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新疆的政治格局，也对清朝的边疆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当时已经66岁的左宗棠立即向慈禧太后递交奏折，详细阐述了新疆对中国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主动请缨，要求率军前往新疆，收复失地。他在奏折中强调，新疆不仅是中国的西北门户，更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关键所在。左宗棠认为，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新疆可能落入外国势力之手，进而威胁整个国家的稳定。因此，他恳请慈禧太后批准他带兵出征，以尽快恢复对新疆的控制，确保国家领土完整。
出乎左宗棠意料的是，慈禧太后并未立即采纳他的提议，而是将其提交朝堂，交由群臣商议。
李鸿章等人主张优先投入资金加强海军防御，但左宗棠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海军建设见效慢，而北部边疆的陆地威胁已迫在眉睫。如果让“洪福汗国”在新疆站稳脚跟，日后想要收复失地将变得极其困难。左宗棠强调，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应对西北地区的陆地安全危机，而非急于发展海上力量。
当时朝廷内部意见分歧，双方都提出了各自的理由，在朝堂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经过一番争论，左宗棠成功说服了慈禧太后，获得了她的支持，从而得以率军前往新疆。
清廷正式委派左宗棠担任钦差大臣，全面掌管军队事务。他首先在京城进行军事整顿，随后率领部队奔赴新疆，负责平定当地的叛乱局势。
出发前，左宗棠特意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用这种方式表达他收复新疆的决心，不成功绝不回京。
左宗棠在科举落榜后，便潜心钻研军事理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役中，他已显露出卓越的军事天赋。随后，在平定新疆叛乱时，他的战略水平更是达到了巅峰状态。左宗棠的军事才能在这些重大战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展现出他独特的指挥艺术和战略眼光。
左宗棠的战略规划是"先打北边，再打南边，稳扎稳打，速战速决"。他决定把北疆的阿古柏作为首要打击对象。这么做有两个好处：第一，从北边打过去相对容易些；第二，只要打赢阿古柏，就能鼓舞士气，同时让北疆的其他势力不敢轻举妄动。
乌鲁木齐作为北疆的核心城市，其战略价值和政治地位不可忽视。这座城市不仅是新疆的关键节点，更是连接整个地区的重要枢纽，对于未来收复伊犁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
稳步推进、快速出击的策略强调在战前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充分准备，包括整编军队、储备物资以及加强纪律管理。这种战术主张通过周密的战前部署来确保行动的有效性，在准备阶段采取渐进式推进，而在实际作战时则力求迅速果断。其核心思想是利用充足的时间为战争做好全面准备，一旦开战便以雷霆之势展开行动。
左宗棠在管理军队时以严苛著称，即使是跟随他多年的湖南老部下，只要发现有虚报兵员、冒领军饷的行为，他都会果断进行清理，毫不留情。这种铁腕手段确保了军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展现了他在治军方面的强硬作风。
在左宗棠的严格训练和精心指导下，一支具备强大战斗力的精锐部队逐渐成形。这支军队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和纪律整顿，逐渐展现出非凡的作战能力和严明的军纪。左宗棠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在这支队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使其成为一支令人敬畏的力量。通过不断的实战演练和战术优化，这支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了卓越的战斗力和顽强的意志，成为当时中国军事力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876年，左宗棠在甘肃举行了祭旗仪式，随后展开军事行动。他亲自坐镇肃州指挥，派遣刘锦棠和金顺分别率军出关。两支部队在哈密集结后，共同向乌鲁木齐进发。
在短短不到三十天的时间内，清军迅速夺回了北疆地区的所有战略要地，其中乌鲁木齐也在收复之列。
左宗棠命令部队在取得胜利后稍作调整，随后迅速向南疆推进。
收复南疆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俄国在伊犁地区长期经营，军备先进，给收复行动带来了不小的阻力。
正当俄国忙于与奥斯曼帝国进行第十次“俄土战争”之际，这场冲突削弱了俄国的军事力量。左宗棠抓住这一时机，迅速出兵伊犁，成功夺回了被占领的领土。
英俄两国联合阿古柏策划的这场动乱最终被平定，我国北部边疆重新恢复了和平与安宁。
由于清政府在外交上缺乏强硬立场，双方谈判后不得不签署了《中俄伊犁条约》。虽然从表面上看，条约内容似乎实现了中俄双方利益均等，但这完全不符合左宗棠的预期。他主张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而最终达成的协议显然未能达到他的目标。条约的签署反映了清政府在面对俄国时的妥协态度，这种外交结果与左宗棠所期望的强势立场相去甚远。
晚清年间，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频繁应对各种危机。内部有太平天国、捻军等起义不断，外部则遭遇列强侵略，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为了维持统治，清廷不得不四处镇压叛乱、抵御外敌，疲于奔命。然而，由于国力衰弱、体制僵化，这些努力往往收效甚微，最终导致清朝走向衰亡。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处境犹如四处救火，却始终无法扑灭燎原之势。
在成功平定新疆后，左宗棠被调任至两江地区任职。
在此期间，左宗棠积极推动多项改革措施。他着手兴修水利工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改革盐政制度，优化盐业管理。此外，他大力支持洋务运动，推进近代工业发展，并加强海防建设，提升国防实力。这些举措体现了他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视与贡献。
1883年，越南边境局势再度紧张，左宗棠主动请求前往前线指挥军队。
朝廷虽然批准了左宗棠加强边境防御、抵御法军进攻的建议，却拒绝了他重返南方战场的请求。
中国边防部队在镇南关战役中成功击退了法军的进攻。这场战斗标志着我国边防力量在对抗外敌时取得了重大胜利。通过精心部署和顽强抵抗，我军有效地抵御了法军的攻势，确保了边境地区的安全。镇南关大捷不仅展示了我国军人的英勇和战略智慧，也巩固了我国在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这一胜利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增强了全国人民对国防力量的信心。
然而，清廷并未采纳左宗棠等人的意见，选择乘胜追击，反而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结果，尽管中方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却与法国达成了停战协议。
中法战争刚打完，左宗棠就抱病给朝廷写了封信。他在信里提了两个重要建议：一是专门设立一个管海防的官，二是把福建巡抚改成台湾巡抚，让台湾单独设省。左宗棠觉得这样能更好地管理台湾，加强海防建设。这两个建议都很有远见，特别是台湾设省这个想法，对后来台湾的发展影响很大。虽然当时左宗棠身体不好，但他还是坚持写了这封信，说明他对国家大事特别上心。
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提议，迅速组建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同时将台湾升级为省级行政区。
左宗棠递交奏折后仅过了四十余天，便在家中因病离世，终年七十五岁。
左宗棠在生命最后时刻，仍心系国运。他在遗言中强调：“越南战事和谈，关乎中国兴衰。我率军南征，却未能大展军威，扬我国威，此乃毕生遗憾，死不瞑目！”这段话表明，左宗棠至死都在忧虑国家命运，对自己未能通过军事行动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深感遗憾。他始终认为，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处理方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兴衰。作为一位忠诚的将领，他对自己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感到痛心，这种未竟之志成为他临终前最大的牵挂。
左宗棠毕生致力于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始终奋战在保卫国家的前线，竭力阻止王朝的崩溃。他去世后，清廷追授他为太傅，并赐谥号“文襄”，以表彰他的功绩。他的牌位被供奉在京城的昭忠祠和贤良祠中，同时在他立下赫赫战功的湖南及其他省份也建立了专门的祠堂，以纪念他的贡献。
左宗棠的墓地遭到爆炸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开发边疆地区，国家在新疆设立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举措旨在通过组织化的方式，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建设兵团不仅负责农业生产，还承担了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等重要任务，为新疆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显著贡献。
王震将军率领部队进入新疆时，翻阅了左宗棠的功绩，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之情。
1975年，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在规划修路时，发现左宗棠的墓地占据了较大面积，对道路建设造成了阻碍。
当地最终决定对左宗棠墓地进行分割，在墓园中央修建一条贯穿的公路。这一规划方案意味着原本完整的墓地将被公路一分为二，形成两个独立区域。该决策基于当地交通发展的实际需求，通过这种方式既保留了历史遗迹，又解决了区域交通问题。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算特别糟糕。
两年后，当地政府计划在此处修建一座桥梁。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决定炸毁左宗棠的墓地，理由是“就地取材”。这一方案直接导致了墓地的破坏。
施工队携带了超过100公斤的炸药，布置了数十个引爆装置。随着爆炸声响起，左宗棠的墓室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整个墓地遭到了严重破坏。
部分村民为了谋取私利，竟然打起了左宗棠墓的主意，擅自闯入其墓室，试图盗取财物。这种行为不仅不道德，更是对历史遗迹的严重破坏。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清朝的高官显贵，死后陪葬的竟只有些破旧衣物和廉价冥器。
由于未能从中获得利益，这些无知的村民不仅草率处理了左宗棠的遗体，还将其石像推倒破坏。
多亏了黄志清，他在夜里偷偷地把左宗棠的遗体重新收拾好，然后进行了安葬。这样一来，这位民族英雄的遗骨才没有被丢弃在荒郊野外。
王震将军很快获悉了此事。得知情况后，他勃然大怒，猛地拍案而起，厉声质问：“简直是胡来！谁允许他们这么做的！”
王震随即与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明确指出左宗棠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和积极影响。他详细阐述了左宗棠的功绩，纠正了对其历史定位的误解。通过这次沟通，王震成功为左宗棠正名，使其历史地位得到应有的认可。
湖南省迅速响应，启动了对左宗棠墓的修缮工程。随后，在1996年，该墓地被正式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系列措施体现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