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回顾革命战争史时，曾动情地评价道：“用了一个罗荣桓，山东这盘棋就活了；山东这盘棋活了，全国这盘棋就活了。”

山东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意义重大，对罗荣桓的意义同样不一般。

而在1942年以前，罗荣桓是无法代表山东根据地的，更没有统一领导山东抗战革命的资格。但是1942年年中发生的一件事，或者说一位“贵宾”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山东领导班子的分歧由来已久，无论是山东纵队，还是115师，都希望中央能派人来解决。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从苏北出发，回延安开大会。

于是中央和毛主席委托刘少奇，从华中北上途经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察予以解决。”

刘少奇时任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完全能代表中央。

并且，刘少奇还有一个身份：白区干部代表之一。山东长期属于白区，山东省委在抗战前的重建工作，就是刘少奇直接领导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又指导过山东抗战武装暴动。

1941年有三个月时间，山东根据地归属中原局领导，刘少奇又是中原局领导。因此，刘少奇对山东根据地的情况，可谓是知根知底。

而且刘少奇对山东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罗荣桓、朱瑞、黎玉、陈光等，有一定的接触和了解。

因此，刘少奇一到山东，就开展工作，与党政军负责人一一谈话。跟115师的两位师首长陈光、罗荣桓，就谈了一天一夜。

在查阅大量材料和向山东的干部群众直接了解情况后，刘少奇便召集山东分局委员和115师高级干部，开了一次座谈会。

刘少奇的理论水平很高，提出的看法和建议都十分中肯，很有价值。

山东的问题，其实就是统一领导问题，中央清楚，刘少奇更清楚。

一开始，毛主席有意让刘少奇长驻115师，作为中央全权代表，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

但刘少奇最后为什么还是回延安去了？一，山东工作走向中央所预期的正轨，接下来按部就班即可；二，延安的“七大”更重要，更需要他在；三，也是最重要、最主要的，他为山东根据地选出了一位“统一领导”人物，那就是罗荣桓。

山东的分歧就是山东干部的分歧，那些干部都是成熟的革命者，三观早已牢固，不可能仅凭刘少奇的一些话就彻底改变，除非他长期坐镇。因此，调解他们分歧的最好做法，也是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调离一些人。

刘少奇决定将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115师代师长陈光，先后调到延安党校学习，115师政委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一职，黎玉为军区政治委员，并将山东抗日挺进纵队收编归115师领导，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不再兼任挺进纵队政委一职务，山东分局和根据地党政军合署办公。

刘少奇选中罗荣桓主持山东大局，主要就是中央于情于理都更看重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115师，而陈光明显不如罗全能。

也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毛主席对罗荣桓更加信任，认为罗荣桓的军政能力比朱瑞强，刘少奇也受到此影响：当时要说紧跟毛主席，恐怕没人比得上他。

山东根据地的各种问题和数年来的失误，都是明摆着的，罗荣桓看得相当清楚，他曾试图改变过——如提批评、说建议，但是没有这个权力，就无法真正改变。

1940年9月召开的桃峪会议，不仅没消除山东纵队和115师原有的矛盾，反而把矛盾激化得更大、变得更多，摆到台面上了。

正因为如此，罗荣桓几次三番请求中央来裁决。1942年年中，罗荣桓得到“钦差大臣”刘少奇的授权，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山东根据地了。

罗荣桓深知，要解决那些问题，首要就是做好思想工作。1942年8月开始，他开始公开发表文章：《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根据地》、《克服在游击战争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

到1943年3月13日，他正式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兼政委，115师政委、代师长的第二天，在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作出《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的报告。

对于山东根据地的贡献，毛主席曾作出这样的评价：“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还动员了几万兵，都是从山东动员的。”

而关于山东根据地的发展，除罗荣桓外，刘少奇则是深藏功与名。

刘少奇对山东的指导检查工作，让山东军民顺利渡过抗战的艰苦阶段，其对山东工作局面的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