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日的上海，阴冷的寒风裹挟着刺鼻的油墨味。在福州路《申报》馆前，一群市民聚集着高喊"释放七君子"，报纸头条赫然印着宋庆龄、何香凝等人联署的《救国入狱运动宣言》。这场由文化精英发起的营救运动，像一簇跳动的火焰，点燃了整个民族的抗日怒火。
一、铁窗下的启蒙者
1936年11月23日凌晨，苏州监狱的铁门在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位爱国志士面前重重关闭。这七位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因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抗日救亡，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逮捕。沈钧儒在狱中书写《囚中感怀》："廿年薪胆心犹在，一息尚存恨未消"；邹韬奋则坚持编发《狱中杂记》，将狱中见闻化作唤醒民众的号角。他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在高墙内搭建起精神堡垒。
国民党当局的如意算盘是借"危害民国"罪名震慑舆论。法庭上，检察官抛出荒诞指控："救国会主张联合共产党抗战，便是危害国家。"七君子则针锋相对："不抗日才是真危害！"章乃器厉声质问："若爱国有罪，甘愿长系囹圄！"这场控辩在民众心中已分高下，法庭外聚集的请愿人群成为最有力的旁听席。
二、救国无罪的呐喊
宋庆龄在寓所写下《告中国人民书》，将七君子事件提升到民族存亡的高度："国难当头，救国有罪，实乃古今中外未有之奇谈。"这份宣言如同重磅炸弹，在知识界掀起冲击波。何香凝托人带出七件素色旗袍，每件绣着一位被捕者的姓名，悬挂于南京路显眼处，路人无不驻足垂泪。
1937年6月，由宋庆龄、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他们手持《刑事诉讼法》，以"救国团体代表"身份要求同囚。何香凝拄着拐杖站在江苏高等法院门前，掷地有声："我们愿与七君子共患难！"这出"爱国有罪，同赴囚牢"的政治秀，将司法审判变成全民关注的舆论战场。
三、转折关头的觉醒
七君子事件催化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上海十多家报纸连续刊发社论，《大公报》评论："爱国无罪，本为常识，今竟成罪案，宁非怪事？"上海律师公会108位律师组成辩护团，首席律师张志让在法庭上宣言："法理不灭，正义长存！"这场法律博弈演变为思想解放的先声。
西安事变的枪声最终为事件划上句点。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在全民声援中获释。走出监狱的章乃器眼含热泪："这是民众的力量，不是任何权贵的恩赐。"这场持续八个月的营救运动，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朝野共识，为全民族抗战奠定思想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