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清朝官制体系，总督原本品秩为正二品，依例可加授兵部尚书衔；巡抚原本品秩为从二品，依例则加授兵部侍郎衔。由此可见，总督在品级方面一贯略高于巡抚半级。然而，需明确的是，总督与巡抚皆为封疆大吏，二者在行政关系上并无隶属关系。从职能划分角度而言，总督主要侧重于军事与政务的统筹管理，而巡抚则着重于民政事务的处理。

然而，在清代的政治体制框架下，督抚分工始终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具体而言，于整个文官体系之中，督抚关系的复杂性尤为凸显，梳理难度极高。鉴于此，督抚之间因职能的重合，常常致使事权出现分散与不一致的情形，进而有时还会滋生矛盾冲突。

在封建官僚体系中，总督因其官阶相对较高，在地位上对巡抚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制。通常情形下，巡抚基于官场的常规秩序与自身考量，鲜少会公然与总督产生对抗，而是在表面上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氛围。然而，倘若总督的行为逾越了巡抚所坚守的原则界限，必然会引发巡抚的抵制，严重时双方关系将陷入势同水火的境地。在此背景下，值得深入探究的是，究竟哪些原则底线，是巡抚不容总督轻易触碰的。

【其一、天理国法与民族大义】

总督，作为一省乃至数省之最高行政长官，肩负着守土安民、维系地方长治久安的重任。确保辖区内统治秩序的稳定，始终是其职责的核心所在。故而，一旦辖区内遭遇诸如严重民变或重大自然灾害等紧急状况，总督理应身先士卒，以自身行动为表率，积极应对各类复杂局面。

若总督在履职过程中消极怠政，且于各项事务推进时频繁蓄意掣肘，致使下属及同僚在面临突发状况时无计可施，在此情形下，巡抚便需挺身而出，以掌控局势，并通过正式的上疏程序对总督予以弹劾。

以咸丰年间太平军两破江南大营为例，此役中，时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驻节常州，却指挥不力。面对太平军攻势，他既未妥善调遣兵力以作有效抵御，又罔顾常州城内士绅民众之反对，执意弃城北遁。

此行径激起常州民众的强烈义愤，顷刻间，数千民众将何桂清的宅邸团团围住，使其难以脱身。然而，何桂清毫无妥协之意，竟悍然指令护卫亲兵开枪，致使19名士绅百姓不幸罹难。随后，何桂清旋即携家属与随从逃离，奔赴苏州。

何桂清，身为两江三省之最高军政要员，本恃其辖区之权，欲肆意行事。然世事难料，当其遁至苏州城外之际，彼时江苏巡抚徐有壬，秉持职责，决然拒其入城，并即刻奏请朝廷对其实施缉捕。旋即，何桂清遭朝廷通缉，无奈之下，只得出逃至上海租界寻求庇护。迨至同治初年，慈禧太后主政，旋即降旨，将何桂清依法处斩。

何桂清之例，尽显其罔顾纲常法理与家国大义之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时任江苏巡抚徐有壬，其行事举措遵循典章法度，秉持正义，此举亦获朝廷认可与支持。此二者行径相较，足见在国家治理体系下，倘若地方总督触犯国法，作为同级重要官员的巡抚，决然不会徇私姑息，而是坚守律法尊严，维护纲纪秩序。

【其二、越俎代庖管得太宽】

前文已然阐述，就清代职官体系而言，总督一职在职能侧重上倾向于军事政务，巡抚则更多聚焦民政事务。然而，此仅为概略之论。事实上，在清代，总督与巡抚并非全然将军事与财政大权独揽于一身。确切地讲，总督虽在军事领域权重较高，但其于财政权力方面并非占据主导；而巡抚主要致力于民政、司法及财政事务的处理，在军事权力范畴所占比重较小。

此种分工格局，致使督抚职责边界模糊。因总督握有权势，常越界干涉民政事务。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尤其当满洲亲贵出任总督，而巡抚为汉人时，更易引发督抚间的矛盾冲突。

依循既定体制，一省民政与财政事务的管理职责，通常由巡抚承担。然而，在涉及关键决策环节时，巡抚会同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即两司），需向总督进行详尽通报。但在此过程中，总督主要履行监督与审核职责，对决策结果予以确认，并不介入事务的具体执行细节。

在咸丰年间，湖广总督官文与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事例颇具典型性。彼时，身为满族贵族的官文，以其特殊身份自恃，对胡林翼未予重视。于湖北地区的军政要务、行政管理以及钱粮事务等诸多方面，官文均强行介入，致使胡林翼身为巡抚，职权近乎被架空。

胡林翼为获取权力，采取迂回策略，将突破口选在官文爱妾身上。通过这一途径施加影响，官文才渐次下放权力。需知，若官文始终坚决与胡林翼针锋相对，曾国藩所率湘军于当地的立足将面临巨大阻碍。而湘军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力量，其地位不稳，那么太平天国运动能否成功被镇压，无疑会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

从另一角度审视，若胡林翼未能谋划出妥善之策，极有可能与官文陷入正面交锋。如此一来，事态发展将充满变数，双方极有可能陷入两败俱伤的困境。

【其三、推卸责任暗箭伤人】

在清代的政治治理体系中，皇帝对地方督抚实施了行之有效的控驭策略。其采用巧妙的制衡机制，有意促使督抚之间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此举措，从根本上导致了督抚职责分工缺乏明确界定。彼时，各省督抚皆被赋予专折密奏之特权，他们与皇帝构建起单线联系的信息沟通渠道。凭借这一渠道，督抚在察觉同僚存在问题时，能够直接向皇帝奏报相关情况。

此外，在清代地方监察体制中，施行督抚全权负责之制，府州县官员直接处于巡抚监察之下。需注意，总督与巡抚作为地方最高级别的军政与行政长官，彼此间构建起相互监督机制。朝廷明确颁令，若总督出现过失，巡抚若未及时奏报，则巡抚将遭受降级惩处；反之，若巡抚有失，总督未予奏明，总督亦将面临同等处罚。

然而，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却浮现出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鉴于总督在行政层级上，相较于巡抚具有更高的地位，若总督欲对巡抚进行刁难或弹劾，从制度层面而言，其行为更具正当性，且所受掣肘相对较少。缘于此种权力位阶差异，部分总督在与巡抚产生龃龉时，便时常向皇帝进谗言，以诋毁巡抚声誉。

在封建官僚体系中，巡抚与总督虽同属封疆大吏，然巡抚品级相对较低，其在官场生态下，难以凭借职权对总督进行刻意刁难。因官场等级森严，若巡抚于君主面前进谗诋毁总督，此行为则触犯以下犯上之官场大忌。以曾国荃任职湖北巡抚期间弹劾湖广总督官文为例，尽管弹劾内容确凿，但此举仍引发朝臣的谴责。倘若不是曾国藩从中斡旋疏通，曾国荃恐将面临极为严峻的后果。

在常规情形下，若总督自身履职能力欠佳，面对问题时一味诿过于巡抚，以图彻底脱责。此时，巡抚决然不会消极坐视，而是会协同其下属官员予以应对。为维护自身权益与职责，巡抚及其属僚甚至不惜采取激烈举措，即便致使局面恶化至两败俱伤的程度，亦在所不辞，哪怕最终结果是相关人员皆遭革职解任，回归乡野。

因此，总督对于巡抚在一定程度上持有忌惮态度。通常情况下，若无极端必要，总督不会公然与巡抚产生激烈冲突。其遵循的总体原则为：只要巡抚的行为未对总督自身的核心利益造成冲击，即便双方在政务执行过程中出现分歧，至少在公开场合，仍会保持表面的和谐与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