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清代官制进行考稽时，御史所面临的一大棘手难题，便是“道”这一官职。清代“道”之设置颇为复杂，即便同为正四品的道员，因兼衔与兼职情况繁多，致使其职责与定位极难明晰。以下列举若干道员头衔，以供观者参详，想必诸位阅后，亦会深感其错综复杂。
山东之济东泰武临道，身负管理驿站及水利事务之职责。
宁夏道作为整饬兵备道，同时兼管盐法与水利事务。
直隶地区之大顺广道，除执掌区域内河道与水利相关事务外，还兼领军务，衔领带兵备之职。
西宁道，其职责涵盖对蒙古与西藏相关事务的治理，同时兼具抚治兵备道之职能。
康安道获授提法使头衔，并兼任带兵备之衔。
福建台湾道一职，除主管当地行政事务外，亦兼掌教育科举相关事宜，即理学政之责。同时，该职还被赋予按察使衔，以强化其司法监察等方面的权力。不仅如此，此官职还肩负带兵备道之重任，负责区域内军事防御及治安维护等工作。
上述六条道，在官职设置方面存在差异。部分道并无兼衔配置，而另有一些道则分别被赋予不同类别的特殊衔位，诸如“兵备衔”“整饬兵备衔”“抚治兵备衔”，此外，还有“加提法使衔”与“加按察使衔”等。
对于此类头衔的具体职责，想必多数人难以明晰阐释。基于此，御史经审慎梳理相关文献资料，旨在与诸位展开深入的分享与交流。
【道的基础分类情况】
清代之“道”，系承明制而设。道员归属于各省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管辖，旨在优化府与省之间的政务协同，以实现行政体系的高效运转。
在初始阶段，道员的分类形式较为简易。彼时，由布政司衙门派遣的道员，其主要职责聚焦于钱粮收纳等事务，此类道员被定名为“分守道”；而从按察司衙门选派的道员，则着重承担刑名诉讼相关事宜，被称作“分巡道”。由此可见，“分守道”与“分巡道”构成了道员分类体系中最为基本的类别。此外，还存在一类专职道，其职责专门针对特定领域的事务，例如海关道负责海关相关事务，河道道主管河道方面事务等。
自“道”这一官职建制确立伊始，便衍生出品级与职责权限不相匹配的问题。从行政品级来看，“道”的设置呈现出差异，其中部分道员为正三品，部分为正四品或从四品，甚至不乏正五品的道员。
在行政体制中，若品级体系缺乏一致性，便极易引发上下级之间协调不畅的状况。以清代职官体系为例，于乾隆朝之前，知府一职官阶固定为正四品。在此情形下，道员因自身品级与知府相当甚至偏低，致使其在行政事务中，对知府的指挥调度存在较大阻碍，进而为各项政务的有序推进增添了重重困难。
乾隆皇帝以圣谕形式，从制度层面彻底解决了相关职官品级及隶属关系问题。具体而言，他降旨明确规定，道员品级为正四品，知府品级为从四品，并在律法层面将知府归置于道员统辖之下。
尽管品级相关事宜得以妥善解决，但随着道员职责范畴的持续拓展，事权与头衔不相契合的状况旋即浮现，兵权与监察权两项尤为凸显。因此，赋予道员兵备衔便显得至关重要。
道员加兵备衔并非清代独有的制度创设，事实上，早在明代，此制便已存在。然而，相较于明代，在清代，道员加兵备衔这一现象呈现出更为广泛的施行态势。
【兵备衔、整饬兵备最难理解】
在清代官制体系中，“衔”的设置颇为普遍。然而，其蕴含的意义并非全然直观明了。所谓加衔，从现代视角诠释，实具“享受特定待遇”之意。例如，若有三品官员加四品衔，并不等同于该官员实际官阶晋升至四品，恰似于现代行政体系中，处级干部享受副厅级待遇，仅为待遇层面的赋予，而非实际职级的变更。
即便如此，获授加衔实则意味着能够行使相应职务所赋予的权力。道员加兵备衔，旨在分管辖区内的军事事务，对地方军队予以监督，同时负责地方兵马的管理及地方治安的维护等。
就清代道员的建制而言，通常驻于省城的道员，一般不会被授予兵备衔。以《开文》所提及的山东济东泰武临道为例，因其衙署坐落于省城济南，此地军政事务皆由巡抚统一规划与管理，故而该道员无需加兵备衔。由此可见，此类驻省的道员，在职能权重方面处于相对较低的层级，其在行政体系中的实际影响力较弱，职权范围也较为有限。
在古代的军事管理体系中，被授予兵备衔的道员依循既定规制，具备调动当地八旗与绿营驻军的权力。彼时，交通与信息传播相对滞后，致使信息传递存在诸多不便。在此背景下，一旦遭遇诸如民变、匪盗等特殊状况，为实现高效应对，避免因层层请示省里而贻误时机，赋予道员直接弹压之权便显得尤为必要，如此方能及时维护地方治安与稳定。
从行政级别角度而言，“整饬兵备道”相较于“带兵备衔”之道员更为尊崇。究其缘由，“整饬兵备”一词在表述上未缀以“衔”字，这意味着它并非仅具虚衔，而是切切实实的兼任之职。
此类道员的任职区域，多为边陲之地或治理难度较大的区域。以宁夏道为例，其地处西北，社会局势不稳，民变时有发生。鉴于此复杂形势，朝廷遂直接赋予该道员较大权力。
在清代，整饬兵备道一职通常仅授予旗人。这一任命倾向源于当时“重满抑汉”的基本国策。从帝王视角审视，汉人执掌军事力量，被视为具有极高风险与严重威胁的情形。
在此，可能部分读者心存疑惑：御史在相关阐述中，似未明晰带兵备衔道员与整饬兵备道二者之间的差异。
从专业视角剖析，于军事指挥权层面，带备兵衔的道员在调动地方军队方面，其权限处于一种相对模糊的状态。虽理论上拥有调兵之权，但当所发布的调兵指令引发争议时，驻军通常需进一步向提督与督抚请示裁决，此情形意味着其调兵权并非绝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饬兵备道在其辖区军事事务中拥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辖区内各级将官对于其下达的命令，皆须毫无条件地执行。
另有一类称作“稀缺道”，亦即抚治兵备道。经御史详查，清代仅设两名抚治兵备道官员，分别为西宁道与安肃道。此二道因频繁涉及少数民族事务，特别是在处理新疆、西藏相关事务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获有“安抚”之谓。
最后一类为“高配道”，仅设福建台湾道与康安道两个职位。于台湾建省之前，福建台湾道依例被授予“按察使衔”，故而，从名义层面而言，此道之品级为正三品。
康安道，于史料之中著录稀见。其缘由在于，该道设置时间相对滞后，系宣统二年始行增设，驻地为四川巴安。至于康安道所加之“提法使衔”，此称谓颇具深意。实则，对清末官制有所研究之人，对此理应明晰。
清末实施官制改革后，各省按察使这一官职称谓发生变更，正式更名为提法使，但其品秩依旧维持正三品。由此，提法使的官制定位得以明晰。
上述所陈并非清代道员兼衔之全貌。例如，吉林所属之东南路道、东北路道、西路道，以及黑龙江辖下之呼伦道、瑷珲道，此五道依例加授“参领衔”。鉴于具体细节繁杂，在此不做赘述。若有相关疑问，可通过留言方式进行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