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

汉朝延续了秦朝的制度，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的学士，隶属于太常寺，每一位学士的爵位都有六百石，最少的也有几十。不过，在汉朝时期，最受推崇的就是法学，而不是儒学。儒学在贾谊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学体系。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增加了“五经”，使之成为“儒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后来，武帝在公孙弘和董仲舒的要求下，招收了五十名五行大儒，学习一年。门下弟子，一般都是十八岁以下的年轻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下等官员，也可以拜入门下。学成之后，若能通晓一则，可加“文学掌故”一则，品级高则可加为郎中，但仅限无家可归之人。由当地官员组成的官员，大多被任命为九卿、列卿或郡守的下属官员。

宣帝时，五经大夫增至十二人；王莽时，加设音乐科，共有六科，每个科有五名大夫。昭帝时已有一百多人，宣帝末只有两百多人，元帝一千多人，到了成帝时已经达到了三千多人。从其大规模扩建的情况来看，汉代文官的兴盛和儒术的兴盛，可以看出汉代文官的兴盛。建武五年，光武帝在京城也设立了学堂，共设置了十四名大夫。太学生也越来越多，到了皇帝时，已经有三万人了

察举制

在汉朝，察举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朝廷特别急需的时候，通过文武官员的口谕来推荐有才能的人。二是以“孝道”为手段，即州府及时推荐地方上的能人进入朝廷；在汉代，以推荐为主要、以科举为补充的察举制，是其最根本的特征。

高祖在公元前196年，颁布了一道广纳人才的诏令，开创了汉朝科举制度的新时代。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又有一道旨意，要求“二三执政”，推选“德高望重，正直且能直言不讳之人”。到了第十五年（前165年），又一次颁布了一道旨意，这一次，推荐的对象又扩展到了郡守、侯王和公卿，并且由皇帝进行咨询，从那以后，汉朝的选拔制度就被广泛地实施了起来。后来的武帝与赵玄宗，也都有过招揽之事，都是以贤能居多。鼌错，董仲舒，公孙弘，都是以“贤才”身份进入朝廷任职的。在东汉时期，圣旨的推举从变成了岁的推举，也被称为“丰才”。入选之条件有四：一是德高、二是明行修、三是明晓法度、四是坚忍不拔。每年都会有御史、校尉和各州刺史亲自选出。在汉朝推行“荐举、察举”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门阀体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产生了大批的贵族贵族，他们与外戚和宦官一起，形成了三股强大的力量，并对整个政权进行了基本的独占。

汉代的选举制采用了由各地推举、察举、科举并用的考举制。推荐之后，还需要进行考核和审核。审核通过后，可根据具体情况聘用。不管是哪种，都要通过中枢的考验。在汉朝，这种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科举制度，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它仅仅是为了选拔出有才能的人，同时也是为了给官员一个好的职位，这一点与后来的科举制度完全不同。到了后汉初，为了矫正过度的查举举人，重视科举，并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以科举为主的科举取士体系，科举在科举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汉代，以推荐为主要、以科举为补充的察举制，是其最根本的特征。

律法

汉代有四种法律，即律、科、比、令。律例是一种体系化的书面法，它是一种传统的法律；诏书，是国君在必要时发布的法令，其效果与律法一样；“比例尺”，又叫“规则”，是指在没有规则可循的情况下，用于“比例尺”的一种规则。汉律开始于萧何所写的《九章律》。汉律至武帝年间才算完善，但因条条框框太多，导致定罪不公正，同时也为官员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可乘之机，昭帝之后的历代君王，虽有意改进，却都未能完全贯彻。

自西汉中叶以来，儒家思想逐渐兴起，当时的士大夫们在讨论法律时，大都提倡“重德轻罚”。到了东汉，武明帝在推行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在推行法律制度。在章帝时期，他接受了陈宠的提议，废除了五十多条严厉的律法。自从皇帝登基之后，皇室和太监交替执掌朝政，违反法律，无视法律，因为法家的儒学，导致了东汉政权的衰败，儒学的繁荣，对国家没有太大的作用，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下令废除法律，制定了《汉仪》，使得法律更加严格，但很快，曹丕就推翻了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