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暗中与皇太极议和，事情泄露后甩锅给兵部尚书陈新甲，并将其处死。明朝也由此丧失了一次最有可能避免其崩溃的机会。

在“8·19”事件中许多被戈尔巴乔夫派去镇压叶利钦支持者的军方人员都临阵倒戈。当“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犹豫踌躇许久，终于下定决心动用武力围攻白宫时，负责执行任务的军官却拒不听从亚佐夫的命令。几千名首都群众赶到白宫门口搭起防护栏，自发保卫白宫。

此前，戈尔巴乔夫多次将流血事件的责任推到军队头上，造成关系破裂。尽管苏联宪法对苏军行动范围有明确规定，但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军队经常被用作灭火器，前往各地镇压政变和起义：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1990年1月的巴库事件、1991年1月的波罗的海事件。

在这些事件中，均有军队出动，且造成人员伤亡。频繁的军队调动和流血事件，不仅有违苏联宪法对军队使用的限制，也严重破坏了苏联军人的荣誉感。更加严重的是，每每发生流血事件，戈尔巴乔夫都将责任推到军队头上。

事实上，在以上每次事件中，戈尔巴乔夫都亲自批准了进行军队部署的决议，但他的命令总是含糊其辞：不要造成对抗局面，忽视抗议中的过火行为，重点是制止抢劫和占领政府机关的现象发生。他给自己留了充足的余地，一旦镇压失败或发生流血事件，从未承担过责任，而是默许人民代表大会对军队高层进行质询，放任新闻报刊对军队进行口诛笔伐。

开赴加盟共和国进行武力镇压，本就不合宪法，也有违苏联的传统军事教育。戈尔巴乔夫的推卸责任，更使得军队对其彻底失望。1989年的第比利斯事件，被视为“军队信任丧失的分水岭”。

在此次事件中，军队武力驱散示威群众造成了重大伤亡，国内外舆论哗然，要求严惩凶手。戈尔巴乔夫选择高级军官罗季奥诺夫作替罪羊，当即解除了他的职务。

罗季奥诺夫是南高加索地区的军区司令，在军中声望甚高，戈尔巴乔夫推卸责任的行为引起军队的极大愤慨，时任国防部长亚佐夫十分失望地说：“这是国家领导人不公正地将政治家挑起的危机责任转嫁到军队身上。”

在“8·19”事件中许多被派去镇压叶利钦支持者的军方人员都临阵倒戈。当“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犹豫踌躇许久，终于下定决心动用武力围攻白宫时，负责执行任务的军官却拒不听从亚佐夫的命令。几千名首都群众赶到白宫门口搭起防护栏，自发保卫白宫。

面对这一形势，被派去打头阵的空降兵师长列别德认定“行动没有任何意义，会导致大量流血，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这个罪责”；卡尔普辛将军负责这次围剿行动，当部下表示“如果上面下达强攻白宫的命令，我们将拒绝执行”时，他默许并表态“我不准备参加行动”。

军令无人执行，攻打白宫的计划不了了之，亚佐夫最终只能下令撤军，以武力挽救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最后一次努力宣告失败。用亲历苏联解体的中国原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杨恕的话说，“不开枪，就是苏联军队的情绪和政治选择。”

党和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掌控力并非外界以为的那般严密，苏联军队在“8·19”事件中的不作为甚至倒戈说明了这一点。戈氏因何失去了军队？

美国战略界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苏联军队的异动，以致对苏联的军政关系做出误判？

第一，忽视单元主体属性。美国战略界之所以认为军队可以成为保卫苏联的最后底牌、能在最后关头镇压挑战者、保障苏联的政体安全，是因忽视了苏联军队在对国内起义进行武力镇压时所承担的法律风险。

第二，然而，如果政治学家们将镜头拉近，从体系结构的宏观视角转向独立的国家单元，而宪法法律、军队传统、军政关系，均是国家单元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便会注意到苏联宪法对军队行动范围的约束、苏联军队的荣誉观，从而对军队维护苏联政权的意志与能力持谨慎态度，进而对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多一份想象。

第二，忽视政治领导人的个人角色。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处理与军队关系时表现出来的逃避和推卸责任，深受其过往经历与价值观的影响。费尔班克斯（Edward H.Fairbanks）认为戈尔巴乔夫缺乏军事经历影响了他的军事决策。

利加乔夫则认为“戈尔巴乔夫被开明君主的光环所吸引”。

作为一个颇具新貌的苏联领导人，戈氏成了西方媒体的宠儿，所到之处鲜花掌声不断，收获各类奖项和荣誉。

醉心外交成就的直接后果，是将外交日程置于国内问题之上，关心国际评价甚于国内舆论。在苏共二十八大上，阿尔泰边疆区区委书记在发言时呼吁总书记埋头国内事务，少到国外周游。更严重的是，在西方受到的赞誉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亦是一种牵制，维护自身和平声誉的个人需求，是他在流血事件发生之后极力推卸责任的重要原因。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吴大辉，王洋，美国战略界为何没能预见苏联解体——基于认知相符理论的解析，俄罗斯研究.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