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一开始就知道他需要什么，并认为欧洲大国不会联合起来反对他，而英国则试图恢复和平，但并未料到俄罗斯的计划会遭到抵制，甚至是武力抵制。
1852年2月，俄国向奥斯曼帝国提出了一项要求，强迫苏丹承认俄皇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臣民有“特别保护权”。与此同时，14万俄军集结于边境之上。在英国、法国的支持下，奥斯曼帝国拒绝了俄国的要求。这年6月底，俄军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渡过普鲁特河，占领了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地区。同年10月4日，奥斯曼帝国对俄国宣战，第九次俄土战争爆发。
1854年3月，法国、英国相继对俄国宣战，陆海军进入黑海地区，目标拿下俄国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摧毁俄国黑海舰队，1854年10月的因克尔曼战役中，俄军投入5万军队，结果损失1万多人，包括6位将军。英法联军在1855年9月拿下了塞瓦斯托波尔。
1855年3月2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暴亡，1855年12月，奥地利的使者抵达圣彼得堡，要求俄国接受停战。此时的俄国已经彻底被欧洲各国孤立，它已经别无选择，只好接受谈判的建议。1856年3月，俄国被迫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放弃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宗教保护权”的要求，归还侵占的土地，同时保证黑海中立化，在黑海不得拥有舰队和海军基地。这场战争让俄国付出了52万军队以及8亿卢布的代价。此时，俄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内矛盾也越来越激烈。为此，沙俄转向东方，1858年5月与1860年分别与中国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英国的政策取向助长了沙皇坚持其立场的决心。起初，内阁对俄土冲突的某些方面反应迟钝，它似乎没有考虑到俄土之间会发生一场冲突。它认为，解决矛盾分歧的途径是协调法俄利益，其次才是协调英俄之间的利益。斯特拉福德对事态发展洞若观火，他选择从土耳其的立场来处理整个问题。斯特拉福德并不认为他有集结舰队必要，即便如此，他的一举一动在沙皇看来也是来者不善。
显然斯特拉福德和内阁之间存在着政策冲突，这缘于在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大使与本国政府在应对俄罗斯挑战时的互动偏差及实现同一战略目标的不同策略手段。
英国内阁一度认为俄国的要求并不过分，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调节法俄的圣地之争加以解决。当内阁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它对俄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因为现在的俄国不再只是在挑战法国的宗教利益，而且已经威胁到英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了，英国必须还以颜色。从一开始斯特拉福德对俄国的要求就不报幻想。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这一事件应该在俄土之间解决。
斯特拉福德把两个问题分开对待，一方面是法俄利益的平衡，另一方面是俄国向苏丹索取东正教的保护者地位。他认为后者可以通过土耳其苏丹和缅什科夫之间的互相谅解来解决。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持近东的均势。俄国试图在近东拓展它的影响力，这的确对英国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尽管如此，俄国对土耳其提出的要求所造成的局势首先是关于俄土关系的，而不是英俄或法俄。以处理法俄或英俄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它是错误的。它是一个关于俄国与欧洲大国之间实力均衡战略意义上的抽象问题，而不是一个战术层面的、与特定情况有关具体问题。错误的判断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以这样的处理方法很有可能导致战争，而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战争缘起于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圣地之争”，而英国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利益牵连，下议院议长罗素甚至敦促土耳其王宫接受法俄之间的可能达成的安排。英国将信心寄托在1841年的《伦敦海峡公约》上，认为它在道义上将奥斯曼帝国的保护权托予欧洲协调机制，而对沙皇“俄英共同瓜分土耳其”的建议不予回应。英国政府的目的是反对俄国任何损及土耳其独立与完整的行动，坚持俄土争端是一个需要五大国考虑并达成一致的问题。但是，什么行为构成对土耳其权利的侵犯、什么样的政策能有效地阻止这样的侵害，内阁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明显的意见分歧。
俄罗斯对两公国的占领是长期争论中的一个转折点。沙皇很直率地宣布，他将占据两公国作为别国承认其要求的“实质性的保证”，此时他并没有遭遇挑战，因为1841年公约并没有赋予签约国保护苏丹主权的正式义务，而只是阐明了它们尊重这些权利的意向。
根据国际法的习惯解释，针对土耳其的战争行为是有罪的。对于与沙皇私交不错的首相阿伯丁来说，最根本的一件事是让俄罗斯人撤离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他提请四大国对圣彼得堡采用坚决与一致的措辞，声明希望看到俄罗斯重新调整的合理诉求;同时明确指出，如果这一愿景无法达成，它们将联合抵制俄在土耳其帝国的所得。这项有“道义影响”的政策得到了内阁多数的支持。内政大臣帕默斯顿则认为俄罗斯对两公国的占领是战争的原因，他敦促英国舰队开赴君士坦丁堡甚至进入黑海。
罗素并不像帕默斯顿那样对“土耳其进步的自由制度”抱有希望，他认为“沙皇摧毁土耳其的野心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有人制止他”。
在1853年夏天，他逐步成为一个“直接军事行动”的鼓吹者。他幻想着阿伯丁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将首相之职让与他，于是他开始施加压力以促成这一变化。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外交大臣克拉伦登试图走中间道路，即保留四大国协调并对沙皇和苏丹施加有效的外交压力。在他看来，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政策仍不明朗，所以与法国的合作是相当重要的，因此他同意采取法皇建议的军事措施。然而不幸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阿伯丁的预言得到应验:这些举措激怒了沙皇而不是使他罢手。非但如此，原本要对沙皇施加的影响却最终毁在首相本人手里:克拉伦登警告俄罗斯大使布伦诺夫男爵“占领两公国会给俄英两国关系带来危险”，但阿伯丁却要大使不要把这些话放在心上。虽然英国政府甚至女王本人对斯特拉福德怀有疑心，但鉴于其对土耳其事务了如指掌，还是重新任命他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内阁指示斯特拉福德，要结束冲突双方的分歧以支撑摇摇欲坠的土耳其帝国的独立与完整，防止发生战争。但在英国国内，民众逐渐了解到，他们所关注的土耳其，国内政治腐败、政府效率低下、无力进行改革，同情土耳其的人开始受到孤立。内阁尽管有意见分歧，但还是倾向于化解俄土矛盾、和平解决争端。因此，缅什科夫强迫土耳其外交大臣辞职又拒绝与其会面的粗暴行径及其近乎苛刻的要求并没有搅动英国内阁的平静，内阁拒绝仿拿破仑例遣舰队到东方水域，甚至还表达了对沙皇和平愿望的信心。直到缅什科夫外交讹诈失败继而俄土断交，内阁才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行动。1853年5月31日，英国舰队奉命开进比斯开湾，并向君士坦丁堡开进。
事实上派遣舰队是一个折衷的方案。阿伯丁希望在不采取任何的对抗措施的情况下继续谈判，帕默斯顿则希望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此时，法国舰队已在海峡外的萨拉米斯整装待发。进入海峡，一方面可以更有力的显示力量与决心，另一方面，造成一种英法结盟共敌俄国的事实。而内阁采取的折衷措施，是把舰队派往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克拉伦登认为，如果俄国人大举入侵土耳其，派遣舰队的举措至少可使民众满意，也为政府挽回些许面子。这似乎是调和了沸腾的民意和政府的和谈政策，但事实上却起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当时，内阁还是决定不把俄罗斯的入侵看作是战争行动。斯特拉福德早在29日即建议土耳其苏丹不要将俄军可能的行动视为战争，所以他支持内阁的这一决定。他甚至不认为他有必要召集舰队，进抵君士坦丁堡。一方面把舰队派到达达尼尔海峡，另一方面拒绝把俄国的入侵行动看成战争行为，内阁由此追求一种双重的、自相矛盾的政策，这种政策有时对它本身也构成威胁。暂时的妥协团结了内阁，但同时也决定了内阁安抚政策的命运:它制造了威胁，但并未使这种威胁对自己有意义。置身国内的英国内阁包括帕默斯顿没有意识到土耳其人日益上升的民族感情。不看好土耳其人的阿伯丁或许有所觉察，但他相信这种民族感情是可控的。同时，内阁认为，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就是为了在俄土之间谋求一个欧洲版的和平解决方案，他们考虑了土耳其的利益，土耳其人不会不接受他们的安排。事实正如我们所见，土耳其人权衡再三，拒绝了维也纳照会强加给他们的要求。英国内阁因土耳其拒绝维也纳照会而指责斯特拉福德阳奉阴违、办事不力，但随后事态的发展表明，内阁在对待俄国的政策定位是错误的。英国内阁不得不放弃将维也纳照会作为与俄谈判基础的策略。
10月4日，土耳其王宫无视一切忠告，对俄宣战。在此情况下，阿伯丁倾向于让土耳其自生自灭。然而，他内阁中一些成员却无意认可这个主张。俄罗斯很快做出回应，它的黑海舰队将停泊在锡诺普港的一支土耳其舰队摧毁。锡诺普传来的消息令法英两国大为震惊，两国将其视为“耻辱和挑衅”。对英国内阁来说，尽管阿伯丁还再犹豫，此时再反对帕默斯顿的要求已不合时宜。帕默斯顿的主张与拿破仑三世一致，就是在土耳其宣战后开赴君士坦丁堡的联合舰队应该进入黑海并迫使所有俄罗斯军事人员滞留港内。此举使沙皇更不愿接受维也纳会议开给他的和平条款。毫无疑问，英国内阁的派系纷争对维持和平努力的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锡诺普事件后，内阁的态度发生转变，从一种对俄调和的态度变成一种敌对的态度。但在这一点上，内阁与它在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更加疏远了。克拉伦登对对手的蔑视是内阁成员，甚至是多数主和派成员态度转变的关键。他们不再认为和土耳其，或者分量更重的俄国能在外交层面达成协议。内阁开始对俄国报以敌意是因为俄国一直以来是不诚实的:俄国人要么是蓄谋已久、要么是成竹在胸，致力于排挤、打击英国在近东的优势地位。
显然，英俄在近东的利益之争是零和的，两者的矛盾无法调和，所以内阁认为，俄国的要求必须被摧毁。内阁的政策变成了一味的对抗俄国。土耳其人也有利益诉求，欧洲诸强以派遣舰队进入博斯普鲁斯来施加压力的方式刺激了土耳其好战派可能的武装抵抗。但内阁并没有考虑到土耳其在这场斗争中的角色，或许它比以前更忽视了这点。克拉伦登似乎认为英国可以和土耳其协调一致，他承认在英国普遍存在好战情绪，但这是短暂的。他认为，把舰队派向君士坦丁堡的确是针对俄国的，但这仅仅是一项防范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举措;如果不是土耳其人的利益与英帝国密切相连，派遣舰队这事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二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福德在战前的外交斡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土耳其人引燃了战争的导火索，应对战争负责。这就是说，他们在圣地问题上先是答应了俄罗斯的要求，后来又拒绝了维也纳照会，在确信西方大国不会听任其受俄罗斯的摆布后又突然对俄宣战，政策的反复无常势必激怒沙皇并致使其采取进一步行动。
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展示其无辜受害的姿态，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宗教狂热，向欧洲说明其对俄宣战的正当性，诸大国亦有必要维持土耳其的情势。他们这项政策的成功通常归因于斯特拉福德的推波助澜，是他篡改了政府指示并且阻挠土耳其人接受俄罗斯要求。事情真是这样吗?
表面来看，斯特拉福德与内阁存有龃龉，但在维护英国的近东利益这一点上，他们的目标是共同的。内阁曾向俄国示好，但很少有人指望这一政策能取得成效。斯特拉福德则不然，他自始至终都在努力争取和平。他真诚地认为，只要消除俄罗斯的影响，土耳其的复兴是有希望的，英国的利益可以通过与俄土谈判得到保护;甚至在10月份土耳其宣战后，他还致力于草拟一分协议以化解俄土争端。斯特拉福德与内阁的冲突的原因比较复杂，我们在分析大使与内阁的互动时，还需考虑到如下因素:在电报、电话问世之前的时代，外交官在领会政府意图时，必须谨慎而周到地考虑每一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形势变了，他们的应对措施必然也随之变化，当然，前提是贯彻政府意图的意志不变。可以说，斯特拉福德与内阁彼此之间不了解对方在做什么。特别是内阁，它对君士坦丁堡的变化知之甚少，对它的大使倒是充满着猜忌的热情。起初，斯特拉福德和内阁的想法并无二致，两者都意识到任何有关俄土关系的问题都有着潜在的危险。在斯特拉福德到任前，俄罗斯提出与土耳其建立攻守同盟或要求得到对希腊基督徒的保护权，大维齐尔里法特帕夏没有同意。
这很重要，因为不管是斯特拉福德本人还是内阁，此时都并不了解缅什科夫代表团对土耳其提出的要求，那种认为土耳其做出抵抗俄罗斯的决定是受斯特拉福德影响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斯特拉福德到达君士坦丁堡后，得知一些关于俄土密议的情况，开始对隐藏在缅什科夫要求里的危险有所察觉，并意识到土耳其主权和安全可能遭受威胁。
尽管他认为“如果有另外一个级别稍低的制度安排”俄土应该达成和解，他还是支持里法特的决定。在缅什科夫使团的最后一段岁月里，斯特拉福德没有给土耳其王宫以建议，但在俄罗斯人离开后，他致力于起草一个照会以提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他建议苏丹拟定一个囊括俄罗斯全部要求的照会，但俄罗斯的这些要求须征询五大国的意见。照会定稿向希腊教会保证，“苏丹陛下准许它永久享有过去钦定的一切宗教特权，并鉴此另赋其他派别的基督教臣民以永久的别种类似特权及豁免权”。斯特拉福德在给反对他的克拉伦登的信中写道，他希望满足俄罗斯人并让他们撤出两公国以避免战争。英、法、奥、普四国的维也纳照会颠覆了斯特拉福德的计划，尽管它们只在几个方面有差异。斯特拉福德将照会送呈土耳其王宫后，苏丹群臣倾向于支持斯特拉福德的个人看法而对英国的官方姿态无动于衷。克拉伦登似乎一直都这么认为，他不完全相信斯特拉福德的判断力并经常指其为“苏丹”。
对此，斯特拉福德暗示“土耳其王宫应该照它自己的理解承认照会，对于异议可以通过相关章节予以说明，毕竟保障措施有赖于大国的同意与支持”。他向雷施得帕夏隐瞒了他私下已承认了土耳其的修改，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发表任何关于拟议中的布奥尔照会的个人观点”，还对克拉伦登提起了雷施得说的“没有谁的个人影响可以诱使土耳其王宫后退”。
需要注意的是，维也纳照会与缅什科夫最后通牒几乎没什么差别，但与斯特拉福德的方案相去甚远。土耳其拒绝维也纳照会的外部原因或许可以归咎于法国大使拉古尔。拉古尔建议土耳其接受照会，又帮助它起草了修正案，甚至质问土耳其是否准备向联合舰队开放达达尼尔海峡。
法国政府在通过海峡之后曾两次力劝土耳其政府，此举的意义非同寻常。至9月初，斯特拉福德才深信土耳其人“决意发动战争”。克拉伦登一直疑心他蓄意挑拨土耳其开战，而实际上那时他正在寻求避免战争。他不动声色地调动了两艘英国驱逐舰，从而平息了一场在土耳其首都发生的内乱。他反对土耳其宣战，并抑制法国大使即刻调遣舰队的冲动。
直到俄罗斯拒绝撤出两公国、内阁做出明确指令，斯特拉福德才将英国舰队调至君士坦丁堡。
斯特拉福德到任不久，发现如果俄土达成同盟协议，英国在近东的利益势必受损。因此，他坚持认为应该把圣地问题和俄土签订同盟协议问题分开处理。而在内阁看来，协议只是缅什科夫获得对希腊东正教强力保证的手段，斯特拉福德的想法简直不可理喻。
土耳其政界更替，雷施得在缅什科夫的帮助下，取代里法特成为土耳其外相。此前，他曾向缅什科夫承诺说服土耳其人接受俄罗斯的提议。但土耳其最终拒绝了俄国人的要求，这使得雷施得有些无助。他向缅什科夫解释说土耳其十分想接受他的条款，由于斯特拉福德从中作梗只得作罢。雷施得所言并非事实，土耳其拒绝俄国要求与斯特拉福德并无干系，但雷施得的臆想已经使人们开始考虑斯特拉福德对土耳其王宫的影响。
在斯特拉福德看来，雷施得接近缅什科夫并不是认真的，他只是想恢复巩固他的地位，只是操之过急。尽管斯特拉福德能够影响土耳其人的政策，他从未试图劝说他们拒绝缅什科夫的提议。他不同意缅什科夫提出的协议，但还是希望土耳其能给出一个恰如其分的答复，以便将来举行更进一步的谈判。他没有想过促成缅什科夫在实现其目标后离开君士坦丁堡。内阁并不清楚它的大使的想法，阿伯丁很沮丧地对克拉伦登说斯特拉福德会导致战争。英法舰队的调遣刺激了土耳其的进攻行为，斯特拉福德的计划遭遇阻碍。土耳其的宣战已不可避免。斯特拉福德写信给雷施得，要求土耳其政府尽可能地推迟宣战。他在起草一份新的照会，希望由土耳其提交俄罗斯。在土耳其对维也纳照会修正案的基础上，新照会要增加一个“四大国宣言”，即四大国承担类似保证人的角色，并在附加备忘录中阐明，苏丹将正式给希腊基督徒的权利以合理的确认与担保。雷施得向他承诺11月1日前不会有公开的对抗，而实际上当10月27日奥马帕夏跨过多瑙河时战争就开始了。
斯特拉福德放弃了和平的希望，他只好做他力所能及的事。11月5日，他阻止土耳其派遣舰队进驻黑海。当土耳其不顾他的劝阻派出一些小型舰只，他又曾试图派遣舰队紧随其后以阻止锡诺普可能发生的战事以维护和平。但由于法英舰队司令的意见分歧，他的努力又告失败。当锡诺普海战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时，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和平方案，即俄土休战，并进行直接谈判;四大国要给予承认并充当保证国。然而斯特拉福德失望了。1854年1月3日，他受到了克拉伦登12月20日的指示，命令他派遣舰队进入黑海。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林炳青，克里米亚战争前英国的近东政策，《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