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当今世界，变幻莫测，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越来越看不清前进的方向，充满着不确定性。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形成了如今多元化的世界格局。

目前看来，决定中国国运的时刻已然到来。

国家更是站在高屋建瓴的战略层面，于2017年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伟大判定。

不同的表述，背后是相同的含义，中国的国运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熬过去就能见到明媚的曙光，就能品尝胜利的喜悦。

中国百年的回望

国运，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的运势。

一个“运”字，就明显具有中国文化的特征。有些国家，比如非洲、拉美地区的主权国家，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历史的边缘角色。

有些国家、比如日本、土耳其，虽兴盛一时，在国际舞台有一席之地，但吃尽了人口红利，耗尽了生产力，在短暂的辉煌过后，还是会跌入长久的衰落。

唯有中国，才能演出国弱民穷、百年衰败，还可以王者归来的戏码。这分独特的经历，在人类文明史，几乎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以共和国建立为拐点，可以分成前50年，后70年。

刚刚步入二十世纪，11个国家就迫使清王朝签订了《辛丑条约》。

当时的中国到了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刻，不仅要赔款本息近10亿两白银，西方列强还明令禁止中国人组建反帝结社活动。

如果说元、清等异族入境中国，只代表在武力上败于游牧民族，那么“庚子国变”就代表中国在文化也是输了一败涂地，无怪乎李鸿章能发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辛丑条约》也间接引发了“辛亥革命”。

就“辛亥革命”而言，只推翻了帝制，并未带领中国走出积贫积弱的惨状，更别说革命果实还被北洋军阀窃取。

尽管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曾光耀一时，组织了北伐，建立了国民政府。但“四一二”政变，消灭了国民党的先进性、革命性，从而断送了中国革命。

直到1921年，中共的成立才如一颗春雷，震惊了华夏大地。中共用新民主主义理论，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黑暗，让华夏子孙挺起了脊梁，让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此后的中国，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从1949年-1978年，近三十年间，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富裕，但生活水平较之于解放前，还是大大提高。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以WTO为代表的世界经济大家庭后，中国经济，如同酣睡的巨龙，彻底苏醒，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比如说2000年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0万亿人民币，超过了“文艺复习”发源地意大利；2005年GDP达到了18万亿人民币，越过了“革命老区”、现代政治起源地法国；2010年GDP达到了40万亿人民币，迈过了不可一世的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五年一个台阶，中国经济步步为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背后是制造业的强盛，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一个国家只有制造业强，才能实体经济强。

现如今，中国处于制造业转型期间，即加速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世纪之初，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的比重仅为9.6%。

到了2014年，已经上升至15.7%，平均每年提高0.44个百分点，明显高于美国的0.1个百分点。

2015年，中国就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该计划一经提出，傲慢的西方国家总是抱着讥讽、轻蔑的态度。

可时至今日，就连一向“反华”媒体BBC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制造2025”中八成以上的项目都已落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要不是美国打压中国芯片的发展，恐怕这一数字可达九成。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目前就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强国。

在马克思主义中，有一句名言“经济决定上层建筑”。

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要实现政治地位的跃升，必然会冲击旧有的国际秩序，必然会改变现有的世界格局。

那么，中国的国运肯定会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这也应合了“变局”二字。

西方的没落

中央政府曾提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分水岭，更是西方文明没落的开始。”

从根源上说，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缺陷的总爆发。

金融资本的剥夺、积累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机，这是西方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原因。

本来，金融是一个双刃剑。利用金融的力量，可以动员大量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提高一个国家整体的生产力。

可惜的是，金融业可以对社会进行有组织的剥夺。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垄断，从组织上垄断、生产资料的垄断，再延伸到公共权力的垄断，如同一个怪兽，将触角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旦失去了对金融资本的控制，造成的问题就越难解决。

积累的时间越长，社会寄生阶层、食利阶层和底层劳动者、无产者就越疏远。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国家，其贫富差距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根据美联储的报告，从1989年到2018年这短短的三十年间，美国最富有1%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比例从23%跃升至32%，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0。

金融的剥夺性缩小了美国的市场规模，反过来又会影响工商业的发展，进而导致制造业不断萎缩。在201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仅占全部就业的8.4%。

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美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就是“钱都被华尔街的金融精英赚走，被硅谷垄断公司巨头赚走，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并未惠及美国底层民众，故而才会产生庞大的‘红脖子’群体，才会两次选出特朗普这个极具民粹主义倾向的领导者。”

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领头羊，遇到的问题也并非一家独有，而是整个欧洲面临的难题。

政治精英可以蒙骗温良的中产群体，但却蒙骗不了愤怒的民众。

在金融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欧洲，危机正不断显现，亟待解决的难民危机（中东难民的不断涌入），工业升级的瓶颈（德国4.0的偃旗息鼓），集体安全遇到的挑战（俄乌战争的爆发），债务危机的暴露，都逐渐摆在了台面之上。

欧洲正处于自由主义主张的公民政治转向右翼民粹主义主张的种族政治的转型期，即便成功转型，也不能说是社会渡过了难关。

右翼民粹主义只不过是一张幕布，掩盖了金融资本的统治，以种族主义的身份政治遮蔽的是金融寡头的阶级政治。

金融寡头躲在幕后，举着红酒杯，像看笑话的似的看着欧洲人民。长此以往下去，估计就会有法西斯的回潮，出现第二个“希特勒”也不是不可能。

西方的没落，对于以制造业为立国之本的中国而言，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是一次国运上升的一次契机。正如跷跷板一样，一头升高，必然有一头会下落。

中国的崛起发生在同其他国家有紧密联系的时代，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状况。更准确一些，取决于西方国家的实力大小。

西方世界各国的实力如果不下落，继续保持着二战之后的统治地位，那么无论中国如何发展，都无法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

看到中国崛起、自家没落，西方人自然是一百个不情愿，于是便炮制出“中国威胁论”，用来欺骗底层选民。

殊不知，他们最大的敌人不在外患，而是内忧，而是寄生于华尔街的金融寡头。

警惕内鬼

依据现有的形势推断，未来的二十年间，中国的国力将会继续增强，西方将会持续衰落。

当然，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可能是二十年，也有可能是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但大的趋势，正如官方描述的那般，将会是“东升西降”。

国运转折的时刻悄然而至，要想熬过这一历史时期，需要改革的地方还很多。首先要深化改革不动摇，继续提高生产力。

作为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提高生产力是应对变局、增强国运的基础。

为此就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的新引擎。

单纯经济角度而言，新质生产力就是一次产业升级，关键在于“新”、在于“质”。

碍于西方国家的知识垄断、技术垄断，要是在一些旧有的工业领域，另开炉灶，耗资太大，所需资源太多，不如另辟蹊径。

比如说，在燃油汽车领域，中国就是继续努力几十年，也未必能赶上德国、日本。

既然如此，何必吊死在一根树上，发展以电力为核心的新能源汽车也是一条不错的发展途径。

除了新能源汽车、服务性的机器人、光伏产业、人工智能领域都是可追加投入的产业点。

除了产业升级，还有许多政策方面的改革，比如说税收改革，试点遗产税、房产税等类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等。

以上改革措施，都设计技术层面，并不涉及具体的某一群体。要想提升国力，关键的一环改革是官僚体系队伍，防止内鬼的破坏。

古话常说：“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

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就是“和平演变”，导致国家内部产生了大量的内鬼，拿走了人民的劳动成果。

中国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在庞大的基数上，一定会产生许多崇拜西方的内鬼人士。

这些群体之所以当内鬼，原因纷繁复杂，大概可归结于两类，一是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二是政治主张和官方处于对立面，不满足于现有的政治制度。

比较著名的就有前民航总局局长沈图，他收受了美国麦道公司MD82项目的巨额回扣，迫使“运10”下马，至少延缓了中国运输机十年的发展。

又比如说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在台海危机的时候，向台湾泄露了大量、绝密的军事情报。

再比如说前驻韩大使李滨。此人是外交系统发现的级别最高的官员，早在九十年代就成为韩国间谍，向韩方泄露了中国对半导的外交政策。

另外，李滨还向韩方透露了《中韩渔业协定》的机密内容，导致韩方在谈判中占得先机，使得中国在黄海区域丢失了大量的经济利益，让山东渔民深受其害。

即便在保密程度高、较为重要核部门，也出现了康日新这个内奸。

身为核工业集团的党组书记，康日新利欲熏心，向外国出卖了中国核材料情报、据说，康日新贪腐、收取的赃款多达18亿人民币。

这些内奸、间谍，起到了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的作用。

十几年付出的心血、数万人的劳动成果，只要产生了一个内奸，外国人只需花费一点钱财，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全部得到。

内奸的危害，往往超出人们的认知。迫于遮丑的因素，还不能大行宣扬。

所幸的是，前些年，国家出台了《反间谍法》。

近些年来，中央也将国家安全提升到全新的档次，以更理性的视角看待国家安全。

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国家安全法》的制定，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国家安全的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也关系中国国运能否冲破黑暗，走向光明。

参考资料

《“国运”：大变局下的中国发展》 联合早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意识形态的分裂》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4年第4期

《新时代反间谍安全防范体系的构建》 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