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董仲舒从“天人相与”之世界观出发，立足宇宙、世界，从天道之形上角度对人的性、情之本体加以思考。董仲舒以“反性之名”，否定了孟子之性善的观点，同时又以“天人相与”之观与荀子之性恶拉开距离。他将人性比作天之阴、阳面，认为两者处于对立面，性为天之阳，为善且外显为仁；情为天之阴，为恶且外显为贪。

但“情”亦是人之自然属性，因此人之情只能加以节制，无法彻底根除，以此来实现向善。董仲舒以阴阳释性情，第一次真正在形上高度确立起性、情的本体地位，阐释了情、性与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情”之存在合理化，区分了情与欲，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情、性紧张的对立状态。

而与董仲舒相似将性分为三等的王充，把情”、“性”加以区分，又加以联系。他认为性与情具有同等的地位，要更好地运“性”用“情”，就必须注意对两者的制约和调节。

汉代对于人性论的探讨虽然还是没能摆脱以礼乐教化的现实功利德目的，但随着儒者们对于性、情的反复思辩，对于性、情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与先秦诸子论人性相比，汉代儒者们的进步在于看到了“情”在性论中的重要，讨论的中心由“性”转移到“情”上，不再对“情”采取一刀切的否定态度，对不违人性和礼教的“情”给予了肯定。韩愈和李翱在对于“情”的论述上明显延续了汉代儒者之思想，无论是韩愈的性情三分论，还是李翱的性善情惑说虽在论“情”之具体内容上与以往儒者大有不同，但论“情”之目的仍是以论性为重心，且两人仍把性、情之问题归结为先天所得。同时，韩、李之情论还是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以身份、门第之见来区分人之高低贵贱，以及中古前期儒家占主导地位的讲求气禀之宇宙论有关。

但进步之处在于他们不再过分强调肉灵之对立，开始重视各别的先天才情。其次再看佛教之“情”。虽然韩愈、李翱都主张复兴儒学，排斥佛老，但二人在无形中其实已经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陈寅恪先生曾在其《论韩愈》中说韩愈的道统说表面看像是受孟子思想的启发而形成，但其实际形成是受到了当时的佛教以及其他外教之很大影响。韩愈作为儒者，在当时扛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首先面对当时儒学低迷的现状，他希望重建儒家之道统，以此抵抗佛教之法统，这其实就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此外韩愈把人的喜、怒、哀、乐归结于情，这与佛老之思想有着相似之处，同时他脱情言性之观点与禅宗所讲的“一念净心之说”也有着许多不谋而合之处。由此可见，韩愈虽以力排佛老，重整儒学为目标，但思想上还是或多或少地受道佛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