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八年（598年）的某个寒夜，高句丽使者跪在杨坚面前瑟瑟发抖，他怀里揣着的那封国书，竟然敢用"辽东粪土臣"的谦称，来糊弄大隋天子。

隋文帝气得摔了茶盏："高句丽这是要学南陈吗？"这个看似普通的朝贡事件，揭开了隋与高句丽百年恩怨的冰山一角。

时任鸿胪寺少卿的裴矩悄悄记下：高句丽在辽东的屯兵数量，已经从五年前的3万暴涨到8万。更可怕的是，他们正在鸭绿江沿岸修建的军事堡垒，活脱脱就是缩小版的长城。

现代人看辽东半岛，总觉得是苦寒之地。但在隋朝兵部沙盘上，这里藏着三条要命的交通线：陆路直通突厥的草原走廊，海路连接山东半岛的粮仓动脉，还有横跨渤海湾的盐铁走私通道。

大业三年（607年）的军事普查吓出杨广一身冷汗——高句丽居然在辽东，囤积了足够十万大军吃三年的粮草。

户部尚书裴蕴算过一笔账：这些粮食要是运到突厥，足够养活二十万骑兵三个月。这哪是边境摩擦？分明是在隋朝卧榻之侧磨刀！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初三，涿郡行宫里炭火烧得正旺。杨广盯着墙上那幅《征辽方略图》，嘴角扬起得意的笑。

这位平陈战役中创造"闪电渡江"神话的统帅，计划用二十四军、一百一十三万人的绝对优势，三个月内踏平辽东。

可他没有注意到，地图上标注的辽河汛期是四月，而他的大军二月就要开拔。更致命的是，他给水军统帅来护儿的密令里写着："遇城即攻，不必待陆军合围"。

这个违背基本军事常识的命令，直接葬送了三十万精锐水师。

第一次东征最荒唐的场景，出现在辽东城外。隋军发明了"飞楼撞车"，这种十五米高的移动攻城塔，却被守军用桐油加马粪的"生化武器"熏得寸步难行。

更离谱的是，每当城池将破，守军就举白旗诈降，等隋军停止进攻准备受降时，他们又连夜修补城墙。

工部尚书宇文恺急得直跺脚："陛下，咱们的云梯高度，都是按中原城墙设计的，辽东这些土坯墙矮了整整两丈啊！"

百万大军就这样被挡在破土墙外六个月，直到九月大雪封山。

大运河的汴渠段，至今还流传着"运粮十斗，到岸三升"的民谣。第一次东征时，光是运输箭矢的民夫就累死上万人——每捆箭需要两个壮汉抬运，而前线每天要消耗二十万支。

最惨的是水军粮船，从东莱港出发的七百艘运粮船，遇到季风失踪过半，水手们饿得啃船上的缆绳。

河南道监察御史张行成在奏折里哭诉："沿途州县十室九空，榆树皮都剥光了。有老妇把亲孙煮了充饥，却说'等王师凯旋就有饭吃'"。

这份奏折被杨广扣下，换来了张行成的一杯毒酒。

婴阳王高元是个谈判鬼才。每次隋军撤退，他都派使者带着东北虎皮和百年人参来谢罪，国书写得比孙子还谦卑。

等使者回到平壤，立刻在军事会议上狂笑："汉人就是爱面子，我们多叫几声爷爷，又能换三年太平。"

这种"打不过就认怂，缓过劲就翻脸"的策略，把隋朝拖进了战争泥潭。

大业九年（613年）第二次东征时，杨玄感在黎阳造反的消息传来，高句丽守将乙支文德，竟然在城头弹起了玄琴，气得隋军先锋吐了血。

大业十年（614年）的第三次东征，早就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来护儿的水军刚在毕奢城（今大连）登陆，就收到杨广的八百里加急："务必生擒高元！"

可当水军打到平壤城下时，朝廷又发来诏书令其撤军——因为太原留守李渊的军队，已经三个月没发军饷了。

这次虎头蛇尾的出征，暴露了隋朝最致命的软肋：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宇文述带着九路大军走到北平郡时，军中将领正在密谋："打下辽东，咱们就学汉高祖约法三章"。

三次东征留下的不是捷报，而是七本染血的账簿。兵部的阵亡名单上划掉了三十四万个名字，户部的税赋记录显示，大业十年的税收不足开皇年间的三成。

最触目惊心的是工部的物料清单：为打造攻城器械，黄河两岸百年以上的古树被砍伐殆尽。

洛阳宫里的宫女们发现，杨广的头发白得越来越快。他经常半夜惊醒，抓着萧皇后的手念叨："朕的龙舟呢？快备船！高元那厮又渡江了！"太医悄悄说，这是"惊惧之症"，无药可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