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在人们印象中是令人厌恶的寄生虫，是卑劣丑陋的象征。现代作家张爱玲便在《天才梦》中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然而，在古代，虱子却有着别样的含义。

在中古时代，虱子不仅登堂入室，成了魏晋风度的象征；也如花鸟鱼虫一般，是古代文人吟咏的常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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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

扪（mén），解释为按、摸。所谓“扪虱而谈”，即指魏晋名士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又旁若无人地捉虱子。

这种在现代人看来不讲卫生甚至邋遢的表现，在当时可谓是十足的名士风范。如曹魏末年的大名士嵇康，性情疏懒，以致身上长满虱子。与他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曾劝他入仕，结果嵇康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列出“七不堪”与“二不可”，向这位昔日挚友表达出了自己不欲屈节司马氏的决心。而其中的“三不堪”，正是“性复多虱，把搔无已”。

嵇康以虱为由，拒绝与司马氏合作，或是向东汉名士赵仲让致敬。《太平御览》卷951引《风俗通》曰：“河南赵仲让为梁冀从事郎中。冬月，坐庭中，向日解坏裘捕虱。襄成君使推问之，冀笑曰：‘杆我从事，绝清高士也。’”彼时，梁冀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素有“跋扈将军”之称；但身为其属官的赵仲让却公然在庭中解衣捉虱，这种不畏强权的表现，令嵇康感到无比钦佩。

只可惜，嵇康效仿赵仲让，终究惹来了杀身之祸；好在，这种持节有度的真名士风范，让嵇康得到了时人乃至后世的一致肯定。宋代梅尧臣《次韵永叔试诸葛高笔戏书》曾作“懒性真嵇康，闲坐喜扪虱”，文字之中既有对“嵇康故事”的追忆，又借“扪虱”赞美了不拘小节、一应自然的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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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魏晋气象，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汉末丧乱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即便是出身高门世族、衣食无忧的名士，也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环境下，名士清流试图挣脱礼教束缚，寻求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他们“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晋书·应詹传》）；向往“今朝有酒今朝醉”般的及时行乐与“乘兴而来，兴尽而去”般的随心所欲。

此外，魏晋名士流行服食“五石散”，可丹药吃多了，难免会全身发热、皮肤干燥且易破。因此，名士多着宽衣大袖，以尽量避免皮肤被衣服摩擦溃烂；同理，他们也不能洗澡，这就导致许多名士身上都长满虱子。虱子在身上爬，奇痒无比，人们总不自觉地去扪，所以“扪虱”便逐渐成为名士标榜风流的雅事，进而演变为魏晋风度的一部分。

扪虱常与清谈同时出现。若论“扪虱而谈”，须提及前秦丞相王猛。据《晋书·苻坚载记》附《王猛传》记载：“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异之。”王猛见桓大司马，“扪虱而谈”，这种从容不迫、洒脱出尘的名士风度，受到了后世文人的推崇。

如宋代秦观《春日寓直有怀参寥》云：“扪虱幽花欹露叶，岸巾高柳转风条。”王安石曾有句曰：“青山扪虱坐，黄鸟侠书眠。”皆是借“扪虱而谈”之典，表现生活中的高雅脱俗与闲适放旷。

当然，并非是所有人都像王安石这般，真的在身上养了虱子。好友司马光曾在《和王介甫烘虱》给予劝诫：“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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