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雍正王朝》的情节呈现里，当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处于其权势的极盛阶段，其态势仿若割据一方的诸侯。彼时，西北诸省的总督、巡抚于他而言，地位卑微如草芥，其任免、生死竟全然操于年羹尧之手，尽显其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之态。由此引发思考，在正统历史记载中，担任大将军这一要职者，是否皆如年羹尧这般，能够拥有仅次帝王、凌驾众人的特殊权力？
通常而言，影视作品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艺术夸张。然而，《雍正王朝》堪称一部具备较高严谨性的历史题材鸿篇巨制，从整体观之，与历史实际情况具有较高契合度。以剧中年羹尧所任抚远大将军这一角色为例，其所展现的权力范畴，与历史记载中的实际情况并无显著差异。
在过往的创作历程中，御史从未涉猎有关清代大将军这一主题的文章。为向读者精准展现真实的历史图景，御史依据《大清会典》之详实记载，对相关内容进行细致入微的梳理。
【大将军的超高规格】
大将军作为古代职官称谓，于诸多朝代皆为定制，乃国家军事领域之最高长官，与文官体系中的丞相地位相当，二者犹如车之两轮，并行不悖。然而，清代官制体系中，并无常设的大将军一职。唯有在面临重大内忧或外患之际，朝廷才会酌情委任大将军之职，以统筹军事行动。
依据传统惯例，大将军这一称谓通常会冠以特定前缀，诸如抚远大将军、镇远大将军、宁边大将军等。然而，从官方层面而言，无论冠以何种具体头衔与前缀，均统称“经略大将军”。需明确的是，此类大将军并非朝廷正规编制的职官，其虽地位尊崇，却并无实际品级划分，本质上具有钦差属性。
在清代军礼体系中，针对大将军自任命伊始，历经出征全程，至凯旋而归等一系列关键环节，均设有详尽规制。其中，“授印”仪式堪称重中之重。届时，皇帝身着彰显至尊地位的龙袍，于庄严肃穆的太和殿之上，亲自向大将军授予印信，此仪式承载着非凡的意义与象征。
在相关礼仪流程中，“祓社”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所谓“祓社”，乃是向大清太庙与奉先殿内供奉的列圣列后进行禀告，以祈愿军队能够凯旋而归。具体仪式上，皇帝会亲自率领大将军、宗室王公以及文武大臣，一同前往太庙举行庄重的行礼仪式。
其三为“祖道”之礼。当大将军奉命统兵出征之际，皇帝会亲临长安门外践行送别。在此之前，兵部、礼部等相关衙署，已依规筹备齐全各类仪式所需物品。届时，皇帝依例向大将军赐酒，以振其士气、壮其行色。皇帝完成此番仪式后即还宫。而诸位文武大臣，需随侍大将军的仪仗，将其恭送至郊外。于此时刻，无论大学士还是军机大臣，在大将军面前皆需谨守礼仪、谦逊恭顺，以示对出征将领的尊崇。
其四为“整旅”，此乃大将军出行时，其侍卫、亲兵等所构成的仪式。在非皇帝御驾亲征之情形下，大将军出征所行之礼仪，堪称军事礼仪中的最高级别。届时，皇帝会为大将军配备极为隆重的出征阵容。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中，包括参赞大臣，以及户部、兵部的司官，且会指定一名内阁学士同行。大将军所率之前队人马皆为军中精锐，依例，皇帝会赐予盔甲、军械，以彰显军威。
第五为“过境”。清代于内、外战事用兵，多指向西北。自京师通往西北，途经数省。每当大将军行军过境，所涉之地，从位居高位的驻防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到八旗绿营的各级将官，均需身着朝服或戎装，出城恭迎。其中，武职中总兵以下官员皆行跪迎之礼，提督与总兵则需趋前问安。
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总督与巡抚之于大将军，地位仿若属僚。当大将军莅临官厅作短暂休憩时，总督与巡抚仅能侧身就座。而提督、总兵等武职官员，更是需依礼施行参拜之仪。待大将军离去之际，文官武将均依照既定礼仪，恭立迎送。
第六为“升帐”环节。当大将军进驻战区，于军营之内搭建大帐。待点将议事之际，大将军端居主位。参赞大臣以及一品诸官步入帐幕，行参拜之礼后就座，若遇问询便起身应答。而提督、总兵等官员，行至营门之内即下马，获令方准入帐，若无指令则于外静候。
依据《大清会典》记载，关于大将军的排场与威仪，共计涵盖十二项内容。因所涉层面繁杂众多，御史难以对每一项展开详细阐述。然而，仅从上述六条信息便可洞察，大将军的地位已然登峰造极，远非八旗普通将军及地方督抚所能企及，其间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大将军能否处置督抚？】
古语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军事指挥体系中，大将军肩负统领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大军之重任。从军事制度的内在逻辑与实际需求来看，若其不具备绝对的奖惩与杀伐决断权，便难以在军中树立绝对权威，进而无法有效驾驭众多僚属。基于此，于制度框架内，大将军若遇提督、总兵等将领贻误军机之情形，为整肃军纪、确保军事行动顺利推进，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惩处，乃至诛杀一二人，实无需向君主奏请谕旨。
然而，在清代，大将军的权力并非毫无制衡。皇帝不会赋予大将军既统领军务又治理民政的全面职权，战区内的督抚及各级文官并不隶属于大将军管辖体系。仅在特殊情况下，即皇帝颁布特旨时，才有所例外。例如，顺治初年，洪承畴奉命经略西南地区，顺治帝专门颁发谕旨，特许其在处置三品以下文官时，无需另行奏请旨意。
身为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尽管深得雍正帝之赏识与倚重，然而，就现有的史料及研究成果而言，尚未发现雍正帝曾赋予其对文官便宜行事之特权。质言之，年羹尧并不具备任免督抚的权力，至于对督抚随意生杀予夺，更是无从谈起。
在年羹尧于西北执掌兵权之际，其行为确有逾越常规之处。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在官员举荐任用上，呈现出滥保滥举之态。众多追随他的部将与幕僚，经其推举，得以跻身重要职位。鉴于此，彼时官场遂出现“年选”这一特定称谓。
年羹尧获罪之后，朝廷对大将军这一职位的授予变得极为审慎。乾隆登基之际，基于对过往教训的深刻考量，意识到大将军头衔尊崇程度颇高，易引发居其位者萌生僭越之念。
乾隆一朝，军事成就斐然，武功之盛，堪称一时之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虽战事频繁且多有胜绩，但凡统兵出征之将领，无论如傅恒、阿桂，抑或福康安等，皆未获授“大将军”这一崇高名号。他们往往是以军机大臣之衔，或总督之职，肩负起统兵作战的重任，进而投身于沙场征伐之中。
自乾隆朝以降，军事职衔体系发生显著变革，大将军及各类带有特定称谓的将军职位大多遭裁撤，仅八旗驻防将军这一正式官职得以留存。
就历史实际情况而言，在《雍正王朝》中所呈现的年羹尧擅自罢免督抚、肆意诛杀文武官员的情节，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下，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及权力架构来看，即便年羹尧对督抚存在不满情绪，按照既定的政治程序，他仅能通过奏请皇帝的方式，由皇帝进行裁决。这一程序是维护皇权统治秩序的重要环节，若缺失此奏请裁决程序，年羹尧的行为便极有可能被视作对皇权的僭越与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