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年，阿桂溘然长逝，和珅的仕途由此迈向极盛之境。翌年，因成功擒获白莲教首要人物王三槐，和珅获晋一等公爵之位。彼时，和珅身兼首揆与首辅之职，于朝堂之上权势煊赫，俨然成为名副其实的“二皇帝”。

自清朝肇始，于朝臣群体之中，和珅所获成就与地位堪称空前。清代职官制度体系完备且严谨，诸多官职基于祖制规范，存在明确的兼任限制。此乃祖宗成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与稳定性，即便贵为帝王，亦不可贸然违背，否则便有悖于孝道之大伦，将遭致诸多非议。

然而，乾隆帝出于对和珅的极度赏识与宠信，全然摒弃祖宗既定之规，数度突破传统规制，对和珅施以格外恩典。在此背景下，探究乾隆帝针对和珅究竟采取了哪些逾越常规之举，便颇具历史研究价值。

在展开核心论述之前，有必要梳理和珅所兼任的诸多重要官职。其历任职务涵盖多个关键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文华殿大学士，此为文职高阶；首席军机大臣，于军国机要事务中扮演核心角色；御前大臣，负责侍从皇帝左右；领侍卫内大臣，掌控宫廷侍卫亲军；户部尚书，主管国家财政；内务府总管，执掌宫廷事务；步军统领，统辖京城卫戍力量；翰林院掌院学士，主导文化教育领域；镶黄旗满洲都统，负责一旗军务与民政。

上述任何一个岗位，其高度之峻，于常人而言，实乃终其一生亦难抵达之境。回溯历史，诸如明珠、索额图、鄂尔泰、张廷玉等前朝重臣，乃至后续的穆彰阿、肃顺等人，面对此类岗位所代表的层级，亦自感弗如，难以企及。

和珅所任职务远不止于此，其还兼任诸多要职。在文化领域，担任国史馆正总裁与文渊阁提督阁事；于税收关卡方面，出任崇文门监督；于民族事务管理范畴，任职理藩院尚书；在医药事务层面，兼管太医院及御药房；在司法领域，亦涉足管理刑部。

在京师诸多衙门体系内，除去礼部、工部以及若干并无实权的闲散机构，于那些执掌关键事务的核心部门中，和珅皆位居首司之职。明晰和珅所兼任的全部职务，方能正式切入核心论题。

【1、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按例不能兼任】

此二者皆归“差遣”范畴，并非正式职官，不具品级。然而，其重要性不容小觑。军机大臣总揽国家关键军政要务，就职责权重而言，较大学士更具优势。

御前大臣，作为皇帝近身之臣，肩负着类似机要秘书之责，同时执掌内廷侍卫统领之职。在宫廷政务运行体系中，大臣获皇帝召见这一环节，御前大臣扮演着关键枢纽角色，即便军机大臣亦需经其转达沟通。从皇权统治架构剖析，军机大臣侧重于国家公共政务处理，乃国家核心政务机构的首要负责人；而御前大臣则主要围绕皇帝个人服务，专注于满足皇帝私人领域的各类需求。

自军机处设立后，雍正帝敏锐洞察到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不宜兼任的关键意义，旋即颁布规制，明确出任军机大臣者，不得兼任御前大臣之职。通常而言，御前大臣的选任，多从诸王以及蒙古王公群体中甄别擢拔，亦有部分皇亲国戚膺此重任。然而，其间亦存特例，如傅恒便曾以军机大臣身份短暂兼任御前大臣。

在和珅尚未崭露头角之际，乾隆皇帝始终秉持并严格践行这一祖宗定制。然而，步入乾隆统治后期，他却罔顾祖训家法，破格擢升和珅为御前大臣。此举之下，无论从公或私的层面考量，和珅皆顺理成章地成为乾隆帝身旁最为倚重的心腹之人。

嘉庆帝亲政伊始，便郑重颁布谕旨明确规定，自该时起，军机大臣一职不得与御前大臣一职兼任。此规定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自嘉庆朝确立后，便以制度传承的形式，在后续的清朝统治时期得以稳固延续，直至清末。

【2、和珅没有资格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

翰林院，作为封建王朝文职机构中地位尊崇且人员学识层次极高之所，其供职者皆为翰林。翰林们主要承担诸如编纂典籍、修撰国史等文字类职司。尤为关键的是，此群体堪称国家宰辅的后备力量，其仕途前景与普通进士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依循既定制度，翰林院之最高执掌者掌院学士一职，依例由具备进士出身之大学士兼任。此举措蕴含深意，盖因唯有如此任命方式，方能使翰林院一众饱学之士心悦诚服，确保翰林院之各项事务得以有序推进与高效运转。

事实上，在历史规制中，由进士出身的大学士出任掌院学士并非普遍情形，翰林出身者担任此职更为常见。据御史所记，于康熙年间，曾有一位大学士，虽其名已难确切忆起，但明确其受康熙皇帝敕命出任掌院学士。因其仅为进士出身，在履新之日，竟自认为资历不足，连翰林院正门都未敢踏入。

和珅出身于咸阳宫官学，于科举之途，参加顺天乡试未中举人，文化程度仅达秀才水准。在清代官场，出身门第极为关键，此乃官员地位衡量之重要因素。无论是大学士，抑或军机大臣，若未取得进士、翰林出身，在官场格局中，相较而言便会处于稍逊一筹之境地。

乾隆并非对局势一无所知，然而，出于欲提升和珅声望之考量，他特立独行，违逆常规，任命和珅为掌院学士。据载，和珅履职之际，颇受翰林院同僚轻视。彼时，有一位编修公然于庭院中搬来长凳，袒露腹部晒太阳。和珅见状询问缘由，此人回应称，趁此晴好天气，晒一晒腹中才学。此举不言而喻，实乃借由这一行为讥讽和珅之出身背景。

【3、文官不得封公侯】

据《大清律例》明确记载：对于文官群体，若未建有显著且重大之功勋于国家，而相关主管官员却含糊不清地奏请，轻率地为其封授公侯爵位，那么，负责奏请的官吏以及接受封授之人，皆应处以斩首之刑。然而，若文官在生前既能统兵为将，又能入朝为相，且能够消除重大隐患，竭尽忠诚以报效国家，此类人员则与开国功勋同等对待，可予以封侯并赐予谥号为公，不适用上述律法条款。

从律法层面审视，针对文官获封公侯爵一事，有着明确且严苛的标准界定，即需达成“能弭除重大祸患，竭诚尽忠以报效国家”之要求。而和珅此人，在这两方面均未满足相应条件。

乾隆帝在位期间，早有封和珅公爵之意。然而，此想法面临诸多阻碍，盖因一旦贸然施行，恐致国家体制紊乱。经审慎考量，乾隆帝谋得一策，即遣和珅奔赴前线，意在使其于战事中积累军功，如此，便可依据规制，名正言顺地赐予和珅公爵之位。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突发起义，局势严峻。彼时，乾隆帝命和珅前往前线统筹战事指挥。但和珅于军事领域并无专长，在实际指挥过程中，其既缺乏军事韬略，又未能有效协调下属将领，致使指挥体系混乱，战事进展不顺。鉴于此复杂局面，乾隆帝最终不得不启用阿桂。阿桂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迅速扭转局势，成功镇压了此次起义。

此次事件后，乾隆深知循常规途径已无法实现预期目标，遂连表面功夫亦不再敷衍。乾隆五十三年，乾隆以和珅于军务襄助有功为由，晋封其为三等伯。至嘉庆三年，又因白莲教匪首王三槐被擒，再度晋封和珅为一等公。显而易见，和珅获封一等公之举，实非光彩之事，全然是乾隆强行赐予。

和珅最终面临抄家与赐死的结局，其根源不仅在于自身擅权乱政之举，乾隆帝过度的宠信亦是关键因素。倘若和珅未曾身兼诸多重要职位，便难以踏上“二皇帝”的权势之路，最终命运或也不至于如此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