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真理报》在列宁指示下创办。其后，随着苏联建立，《真理报》成为苏共机关报，开始成为苏联的宣传机器。然而，《真理报》长期进行系统性话语操控，让“赢麻了”叙事大行其道的同时，也最终不断反噬苏联的宣传效果。
颠倒黑白，修辞置换将侵略重构为“政治援助”
1978年，苏联支持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了达乌德政府。不过，由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1979年上台的阿明政府试图摆脱苏联控制。这直接威胁到了苏联在中亚的政治布局。
1979年12月27日，苏军突袭喀布尔总统府。也就是在这天，《真理报》发表社论《国际主义者的神圣使命》，将苏联的军事行动定义为“应阿富汗革命委员会请求，协助清除帝国主义代理人阿明集团”。文中特别强调苏军行动是“履行社会主义阵营集体安全义务”，刻意回避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的第462号决议。此决议认定苏联对阿富汗构成军事侵略，中美法英等均投下赞成票。
随后，苏联通过《真理报》将联合国行动斥为“帝国主义操纵的工具”，并在1980年1月11日发表声明称：“苏联军事存在是防止阿富汗沦为帝国主义傀儡的必要措施”。
以偏概全，系列报道《阿富汗的新生》美化战争
为了美化苏联的侵略行为，1980年1月，《真理报》推出系列报道《阿富汗的新生》。该系列报道重点宣传卡尔迈勒政府的土地改革、妇女教育普及和工业化政策，例如：废除高利贷制度，重新分配土地给贫农；建立扫盲中心和女子学校，打破宗教保守势力对教育的垄断。
同时，报道还详述苏联援建的公路、医院和水利工程：如连接喀布尔与苏联边境的萨朗公路，宣称这些项目“终结了阿富汗的封闭状态”，为经济现代化奠定基础。当然，报道也展示了苏联专家培训阿富汗教师、医生的场景，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对阿富汗青年的积极影响。报道还放上了阿富汗艺术家创作歌颂苏阿友谊的作品，塑造两国“意识形态共同体”形象。
当然，《真理报》也不忘选择性报道部分地区“民众自发支持政府军”的案例。此外，《真理报》还回避战场伤亡，转而聚焦“和平重建”场景，如苏联士兵帮助农民收割、军医为儿童治病等“温情画面”。此外，报道却从未提及苏联占领引发的阿富汗难民潮（至1982年已超300万人流亡）和经济崩溃的事实。
数据操控，消解战争伤亡叙事198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发出指令，要求《真理报》对战阵的伤亡报道实施分级管控。对此，《真理报》有意识地将苏军阵亡士兵统一登记为“国际主义志愿者”。1984年潘杰希尔峡谷战役中，超过200名的苏军士兵伤亡。苏联国防部内部将此次战役定义为“阿富汗战争最大单次损失”。而到《真理报》这边，伤亡苏军成为了“协助地方医院建设的工程人员遭遇山体滑坡”。1985年坎大哈空袭事件，造成300名平民死亡。《真理报》将此归因为“圣战者引爆军火库误伤群众”。
同时，《真理报》也对阿富汗的抵抗运动进行污名化建构。1983年《真理报》开辟《揭露伪圣战》专栏，通过两类操作弱化游击队合法性：将宗教抵抗力量称为“中情局训练的瓦哈比恐怖分子”，引用所谓缴获的“美国雇佣兵日记”佐证外部干预；将民众支持游击队的现象归因为“部落长老用鸦片控制青年”，在1986年赫拉特省农民暴动报道中，称“80%参与者尿液检测呈毒品阳性”。
照片修饰，让战争场景净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尚无数字修图技术，但通过暗房冲洗时的底片叠加、遮挡曝光和手工修版，仍可实现影像篡改。《真理报》基于这样的技术，进行了多次照片修饰，美化战争。1980年，《真理报》头版刊登“数万赫拉特市民欢迎苏军”全景照片，后被证实为拼接多张小规模集会照片而成。实际集会是苏军以分发粮食为条件强制征集的阿富汗民众，且照片中部分横幅文字用俄语书写，这明显当地达里语不符。
或许时基于害怕被拆穿的心理，1981年《真理报》摄影师接到指令，所有刊登照片需满足三个条件：画面中出现阿富汗儿童向苏军献花；背景需有学校或诊所等民生设施；禁止出现武装苏军士兵形象。于是，大家看到了在1982年马扎里沙里夫专题报道中，《真理报》用合成技术将巡逻装甲车替换为医疗车队。
除了上述的场景美化，还有1983年“喀布尔学校重建”、1986年“苏阿友谊医院”报道，《真理报》均使用了摆拍或替换的手法，以进行宣传欺诈。
战败归因，让个体及境外势力变背锅侠
1988年，苏联在阿富汗已经无力再战。《真理报》开动宣传机器，通过《历史性使命的完成》等文章，将撤军解释为“全球战略平衡的必要调整”，并转而试图以“阶段性任务完成”等表述模糊战争结局。甚至在个别时候，《真理报》还将战争不利归咎于“帝国主义向巴基斯坦输送毒刺导弹”，完全回避苏军直升机战术严重落后的问题。1989年，苏联正式撤军时，《真理报》报道通过强调“保障地区稳定”的战略调整，规避军事目标落空的事实。
此外，《真理报》也试图将战争失利的责任归咎于“个别领导人的误判”，暗示决策者低估了战争长期化的风险。
不得不说，《真理报》“甩锅”战争失败的归因真的很“苏式”：将失败归因给个人及境外势力后，成功避免对真正的原因——体制机制的反思，从而继续保持苏共政权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