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非洲独立运动兴起，面对美苏争霸的格局，苏联为了在联合国拥有非洲这个大票仓，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引入非洲留学生，并给予超国民待遇。为安置非洲留学生，苏联还特意成立了帕特里斯·卢蒙巴国际友谊大学（大学最初以刚果独立运动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命名，后改名为苏非友谊大学），此举推动非洲留学生数量从1959年的72人激增至1960年代的4000余人。
非洲留学生到来后，苏联为他们提供了超国民待遇。
上世纪60年代，苏联普通工人的收入约为每月30-40卢布，而苏联政府为非洲留学生却提供了每月90卢布生活补贴。这样的补贴水平也远超苏联本土学生每月30卢布的水平。非洲留学生获得的这一金额足以覆盖其日常开销，并留有大量余裕用于消费和投机。同时，苏联政府还为这些非洲留学生提供了各项免费服务，如学费、住宿费及国际往返机票费用。
此外，非洲的留学生还可以通过苏联的“外宾商店”获取伏特加、进口威士忌、咖啡、巧克力等苏联本土稀缺商品，而普通民众需凭票排队购买基本物资。当然，发现这样的稀缺需求后，非洲留学生顺便也做起了“倒爷”。不少的非洲留学生利用补贴从“外宾商店”购入瑞士手表、法国香水、意大利皮鞋等奢侈品，然后再以2-3倍价格在黑市转卖给苏联民众或外国游客。也有部分留学生将苏联低价商品（如伏特加、鱼子酱）寄回非洲国家高价出售。1962年，一名加纳留学生在莫斯科国立大学附近倒卖伏特加，每月利润高达200卢布，远超苏联工程师收入。其通过贿赂商店员工获取超额配给，最终因走私被捕，但仅被校方警告处理。
苏联为非洲留学生开放医学、工程等核心学科，且录取标准远低于本土学生。例如，本土学生需通过严格考试竞争名校名额，而非洲留学生可直接进入顶尖学府。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60年成立的帕特里斯·卢蒙巴国际友谊大学（后改名苏非友谊大学，现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专为非洲留学生设立，提供免试入学通道。同时，非洲留学生被集中安排在配备最优师资和设施的专属院校，苏联政府为其定制快速学习计划，压缩课程周期以加速“学成归国”。
此外，非洲留学生考试通过率被刻意放宽，部分学科甚至取消实践考核。例如，医学专业留学生仅需通过理论考试即可毕业，而本土学生必须完成临床实习。1960年代，莫斯科国立大学一名非洲留学生因多次缺课、考试作弊被举报，校方仅要求其补考，未予处分。
“学伴”等超规格生活服务
非洲留学生被集中安排在莫斯科大学等高校的特定楼层，配备独立卫浴、24小时热水和暖气系统。同期苏联本土学生住在多人共用卫浴、供暖不足的集体宿舍，部分房间甚至需与蟑螂共存。非洲留学生公寓还配备冰箱、优质家具，部分房间甚至可改造为“私人娱乐空间”。1964年莫斯科某留学生公寓因举办酗酒派对引发火灾，造成墙面和家具损毁，但涉事学生仅需赔偿，未受纪律处分。
当然，苏联方面还为非洲留学生配备专职翻译和行政人员，协助其优先使用稀缺资源。例如，留学生可凭“外宾身份”直接进入医院特需门诊，无需排队。
而惹起大众争议的莫过于苏联的“学伴”陪护。苏联于1963年正式设立学伴制度，通过组织社交活动、强制安排本土学生（尤其是女性）与非洲留学生互动，试图缓和跨文化矛盾并增强“国际友谊”。当时，苏联高校要求本土女学生参加留学生专属的酒会、舞会，拒绝者可能面临学分扣除、奖学金取消等惩罚。部分非洲留学生利用进口商品（如尼龙袜、法国香水）吸引苏联女性建立关系，部分人甚至要求“全天陪同”服务，将学伴制度异化为特权工具。1963年，一名索马里留学生在莫斯科大学舞会上因被女学生拒绝跳舞，当众向其吐口水并施暴，引发四名苏联学生围殴报复。校方仅对本土学生予以警告，未追究留学生责任。
不被谴责的舆论保护特权
在关于非洲留学生的舆论管控上，苏联政府为维护“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际形象，要求官方媒体重点报道非洲留学生参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正面活动，塑造“模范国际学生”形象。同时，苏联官方还要求媒体淡化非洲留学生特权引发的社会矛盾，避免报道酗酒、暴力、性骚扰等事件。上述1963年索马里留学生暴力骚扰苏联女学生事件中，尽管引发本土学生集体抗议，但官方媒体未提及冲突细节，仅强调“国际友谊需要互相理解”。
此外，苏联官方还试图通过内部处理替代公开追责以保护非洲留学生。如一些苏联高校要求本土学生签署保密协议，禁止对外谈论留学生违纪行为，违者面临学分扣除或奖学金取消。克格勃档案显示，1960年代至少23起留学生性骚扰案件通过内部调解解决，涉事者仅需道歉或赔偿，媒体全程未介入报道。1962年加纳留学生走私威士忌事件被校方低调处理，未通过媒体曝光，仅没收货物并口头警告。
不过，随着苏联普通民众通过口耳相传或西方媒体获悉留学生特权（如高额补贴、独占资源），对官方媒体的“选择性失声”产生强烈不信任感。至1970年代，非洲留学生计划因社会矛盾激化、国际声誉受损被评估为“外交失败”，相关报道限制政策才逐渐废止。
苏联通过高额补贴、教育资源垄断、生活特权及法律纵容吸引非洲留学生，旨在冷战时期扩大对第三世界影响力。然而，这种“超国民待遇”导致：
本土民众不满：资源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政治目标落空：留学生未传播共产主义，反而批判苏联体制；
国际形象受损：西方借抗议事件抹黑苏联，最终迫使政策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