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师与文正，二者概念迥异，前者乃官职之称，后者为谥号之名。自清代康熙朝以降，制度规定太师一职仅用于大臣薨逝后的追赠。基于此特定历史制度背景，在一定层面上，太师与文正之间便具备了可资比较的关联性。

【大臣获得太师的难度有多大？】

在华夏历史的漫长演进中，各朝各代皆将“太师”这一职位，明确设定为大臣品级体系中的最高层级，其涵盖范围并无文武之分。然而，从历史实际情况来看，能够获封太师之位的官员数量极为稀少，据相关考证，总数约略不超过三十五人。

在明代的职官制度体系中，文官实职并无正一品之设，仅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被赋予正一品之虚衔。就明代中枢机构而言，为内阁无疑。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内阁大学士这一职位，其本身品级颇为低微，仅为正五品。

在永乐年间，诸多内阁大学士身兼尚书之职。此举措促使大学士品级得以擢升。盖自明太祖罢黜丞相制度后，尚书官居正二品，于文官实职体系中，位处品级之巅。

在官职设置体系中，当以尚书之职兼任大学士时，仅实现了对内阁阁臣品级的擢升，然从本质而言，阁臣与各部尚书在地位层级上并未产生显著分野。迨至仁宣年间，大学士群体渐次获授公孤衔。尽管此衔属荣誉性质的虚衔，却在品秩层面使得大学士与尚书之间形成实质落差，从而清晰界定了二者间的品级差异。

在明代的官制体系中，皇帝在三公之位的授予上秉持极为审慎的态度，且明显更侧重于勋臣群体，文官获此殊荣者寥寥无几。以太师这一职位为例，整个明代，仅产生11位太师，其中文官出身者，唯有张居正一人，其余皆为勋贵阶层。

清代的官僚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明代旧制，然而亦有部分适应性调整。就“三公”封授这一特定层面而言，其对象主要为文职官员。

在清代，于生前获封太师这一崇高尊衔者，仅见康熙朝之鳌拜与遏必隆二人。此二人皆为顺治帝弥留之际，经审慎考量后，以遗诏形式钦定的辅佐幼主之肱股大臣。

康熙帝成功擒拿鳌拜后，朝廷旋即褫夺鳌拜与遏必隆的太师头衔。待康熙帝亲政，便以正式诏令颁行新规：自此往后，太师一职，唯于大臣辞世后，以追赠之形式赐予。而相较太师品阶略低的太傅与太保，并不受此规定之约束。

事实上，于官员在世期间，获赠太傅、太保之衔极为鲜见。除两位太师之外，仅有二十四人得享此等殊荣。

在清代历史进程中，有两位官员于身后获追赠太师之衔，其一为雍正帝的授业之师顾八代，其二乃咸丰帝的经筵讲官杜受田。若将生前即获封太师以及身后追赠太师的情况一并考量，整个清代获此殊荣者，总计四人。

与明代尚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过提升品级增强大臣职权不同，清代太师一职仅为荣誉性加衔，并无实际职掌。自雍正朝起，内阁大学士被厘定为文官最高品级——正一品，此品级与太师等同。故而，即便内阁大学士获加三公衔，本质上不过是一种点缀，有之固然为佳，缺失亦无重大影响。

【文正极具稀缺性】

“文正”这一谥号，于文官身后荣典中居最高层级，乃是朝廷对其生平功绩与品德修养的全面且高度的肯定，可谓对其一生的终极评定。在清代历史进程中，仅有八位文官获此殊荣，他们分别为：汤斌、刘统勋、朱珪、杜受田、曹振镛、曾国藩、李鸿藻以及孙家鼐。

依据清朝典制，大臣辞世后赐予谥号这一事宜，具体流程为礼部先拟出若干谥号选项，而后呈奏皇帝御批。针对获“文”字为谥的大臣，朝廷设有明确且严格的标准。只有翰林出身者，方具备此资格；若非翰林出身，唯有生前曾出任大学士一职，方可拥有以“文”字起首的谥号。该规定在当时始终得以严谨施行。

在礼部拟定谥号的规程中，对于以“文”字起首的谥号，除“文正”之外的其他谥号由礼部负责拟定。而“文正”这一谥号，具有特殊的拟定权限，唯有皇帝能够亲自拟定。由此可见，大臣是否能够获赐“文正”谥号，全然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

在古代谥法体系里，针对“文”与“正”有着明确的规范条例。关于“文”这一谥号，其授予资格如前文所述，仅限于翰林与大学士群体。至于“正”的评定标准，则为：

在谥法体系中，“正”这一谥号蕴含丰富意涵。当上下内外皆心悦诚服，谓之“正”；谋虑深远且能达成宏业者，可称“正”；于内外诸事皆秉持真情实意，此为“正”；操行清白、坚守廉洁操守，以“正”相称；心系国家，不惜舍生忘死者，亦符合“正”之谥义。再者，内心坦荡，无所藏私，是为“正”；秉持正道，不屈不挠，乃“正”之体现；安于本职，恭敬尽职，以“正”为谥；仪态庄重，不失准则，可谓“正”；精神专注，庄重肃穆，同样称“正”。另外，以诚心纠正过错，可谥为“正”；以庄重之态为下属表率，亦归“正”之列；平息奸邪，拒斥偏邪言论，符合“正”的标准；君主能持身中正，亦可用“正”；诸事处理得宜，条理井然，“正”字适配；修身严谨，谨慎行事，此乃“正”也；以端正楷模之姿引领风尚，谓之“正”；心思公正，不偏不倚，是为“正”；坚守道义，矢志不渝，同样当以“正”谥之。

然而，在谥法制度的实际施行进程中，帝王并非全然遵循该制度的既定规范，其决策往往深受个人主观偏好的左右。以清代为例，获封“文正公”谥号者共计八人，其中真正契合“文正”内涵、实至名归者，仅汤斌、刘统勋与曾国藩三人而已。至于其余五人，从谥号评定的严格标准考量，其功绩与声望明显难与之相匹。特别是曹振镛，既未曾担当帝王之师，在其整个仕宦生涯中，亦未建立显著功勋或作出突出贡献。

文正这一谥号，虽其与受谥者是否相称或存争议，但由于乃皇帝御赐，基于皇权的至高权威性，无人敢于对此提出置疑。从谥号的价值评判维度来看，文正谥号的含金量极高。

审视清代获“文正”谥号的八位大臣，可洞察到一个显著特征：此八位皆为汉族官员。由此，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浮现：为何清朝皇帝未将“文正”这一殊荣授予满族官员？

究其根源，相较于旗人，汉族大臣对谥号的重视程度更为显著。在汉族士大夫的观念体系中，若逝后未能获致彰显身份与功绩的谥号，便意味着人生留有缺憾，亦难以契合个人对声誉与地位的心理期许。

旗人因较少受汉文化浸染，且于政治、经济层面长期享有诸多特权。与汉人相比，旗人更为注重实质性的赏赐。在他们看来，相较于赐予一个颇具赞誉的谥号，爵位所具有的实际价值更为可观。

不仅如此，从政治策略角度而言，皇帝旨在达成政治权力的均衡布局，遂将徒具虚名之位授予汉族大臣，而将实质利益留存于旗人阶层。例如，在科举考试这一重要人才选拔机制中，依循既定规则，旗人通常不会进入一甲前三名之列。

从整体视角审视，相较于“文正”这一谥号，清代太师的数量更为稀少，且就其价值内涵而言，亦不及“文正”。对于汉族大臣来说，太师一职并非不可或缺，而“文正”谥号则堪称臣子一生所孜孜以求的至高目标。在整个清代历史进程中，杜受田以独特的际遇，成为仅有的一位身兼太师与“文正”谥号者，其幸运程度可见一斑。